晚清帝国的生存战略（21）

（曹恩硕∣文）

19世纪晚期趋于衰落状态的大国清帝国缺乏决心去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其实它完全有能力这样做。1840年英国从海上入侵的事实激起了清廷对于发展海军力量的兴趣，但是直到1860年英法再次入侵过后，清朝才真正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海军并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以专管海军建设。当时清朝每年的海防专款是400万两白银，但是这些费用很快就被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陵园，而那些协办海军事务的官员则中饱私囊，而且海军专款本身也逐渐被削减，到了1890年清朝实际上再也没有购进一条西洋军舰了。如果我们总括一下清朝在19世纪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发现，尽管晚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开支巨大，但是如果它下定决心要建设海军的话，每年400万两白银的专款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而且在1890年前后清朝还没有承受在四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惨败后怕承担的巨额军事赔款，这时只要它肯一心一意建设海军，甚至每年1000万两白银的海军专款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1799年清朝的岁入是6000万两白银，19世纪70年代它的岁入达到8000万两白银，到了19世纪末它的岁入接近1亿两白银。

清朝的督抚大臣们完全不懂得马汉对于港口要塞应当自己保卫自己、海军舰队只适用于公海作战的经典论述，中国人习惯于用中庸的思维模式来含糊地概括事物，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以及海防建设中究竟是以岸防为主还是海防为主的争论过程中，几乎所有意见最终都倾向于塞防与海防同等重要和岸防与海防同等重要这类中庸式折中语境中来。沿海要员们在讨论海防建设时总是不忘记同时兼顾岸防，岸防为主、海防为辅，海防为主、岸防辅之或者二者并重、相辅相成这类老生常谈的争论无一不在经典陆权论者的讨论范围之内。根据我们对于军事学中陆军的定义，隶属于陆军或者与陆军联为一体交相为用的海洋力量都不能算作是独立的海军力量，更不能称之为海权。

回过头来审视，我们惊讶地发现无论清帝最终采用哪一种策略都无法摆脱帝国的海军成为陆军的附庸这一事实。独立的海军只是在联合作战需要时才在战略上与陆军之间进行协作，而不是在平时就与陆军连为一体，而当我们再想起清帝国的海军只是被设计用来作纯粹的防守或在必要时以战为守时，更为惊讶的发现是清帝国的海军不仅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战略意义而且自始至终都在战术上受到极端的禁锢。军事学中流行的一条通则是战略上的缺陷可以由战术上的应用部分地进行弥补，但是现在清帝国的海军甚至在战术上也是自身难保了。假设一个军事战略家不能单独论述一个军种的战略意义，那么他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军事战略理论，如果一个军种无法独立承担作战任务，那么这个军种的存在意义就要受到怀疑了。

以后来人的语气苛责清廷不将海军建设与商业生产连接起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所有持这种论调的人都承认直至清朝灭亡商业从未占据主导位置的事实，而在当时，除了清政府有能力建造大型军舰之外，没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宣称他有足够的资财来进行这一事业。

在沿海督抚大员与北京朝廷之间马拉松式的信件往来和吵闹的宫廷会议式的海防讨论过程中，清朝拿不出一个彻底的海军建设纲领，在正需要乾纲独断地决定建设强大海军的时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显然缺乏决心。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能够对海权作出清晰而全面的论述，那些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的督抚大员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模糊的海权意识，最有资格和经验充当海军建设支柱人物的李鸿章对于海权的认识也只是限于以战为守、辅助岸防的浅层次认识水平，然而即便是这样，王宏斌写道：“但是能够力排众议，能够真心实意做事，敢于使用巨额经费购买军舰和营建海军基础，除了李鸿章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合适的人物。”

在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之前，各地的海军小舰队是地方型的要塞守备舰队，在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之后，清帝国所有的舰队成为了守卫沿海要塞的守备舰队。除了防守和以战为守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有关清帝国海军舰队的存在意图了。

清廷断然拒绝了有关大臣关于海军舰船制造由商人承包的建议而坚持对于武器装备的官方管制政策，尽管经典的海权论者早已指出海权与海洋贸易及商业军工体系之间的重要联系。然而，要想使清帝国这样一个专制、防内甚于防外的政府接受这种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人看来商业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而非相反。大臣们争论说财力不足、专业海军人才紧缺是延缓帝国海军建设进程的两个最重要原因，但是，帝国不仅缺乏一个统一而彻底的海军建设纲领，而且更缺乏能够提纲挈领地切实主持海军建设大局的权威人物，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享有海防之名而实际上更加类似于一个协调机构。

（曹恩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