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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编者按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近现代人物年谱的典范之作，也是梁启超研究中征引最多的著作之一。夏晓虹教授详细考辨该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及取材之原委经过，为研究者利用此书提供了真切的历史语境，特别是提醒研究者注意为该书所刊落的材料及其史料价值，尤为重要。 夏晓虹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一部在学界广有声誉的著作。此书1936年编成，当年仅油印五十部，分送家属及知交征求意见[1]。嗣后，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率先出版排印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又印行了据《初稿》增改的修订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并且，即便是稀见的油印本，也借着编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之机，于1999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行世。由此，该编也因多次出版与重印，而成为易得之书。探究其编纂始末者，则以欧阳哲生冠于中华书局2010年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整理说明》最专门。本文因此略过编写过程，而专究该编之取材原委。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的原材料 关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学界所熟知的情况是：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亲友委托丁文江负责编写年谱。1932年，丁因公务繁多，无馀力顾及，经燕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陆志韦与教授顾颉刚的推荐，当时在研究院学习的赵丰田作为助手，开始在丁文江的指导下接手这项工作，并最终由其完成了《初稿》[2]。这也是1983年大陆首次正式出版修订本《梁启超年谱长编》仍由赵丰田主事，并与丁文江并列成为作者的原因。
在此之外，大约1963年，因中华书局重新启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整理，拟随后出版，作为亲历者的赵丰田为此写过一篇审读意见。此件一向藏身于中华书局档案，外界毫无知闻。而若要考察《年谱长编初稿》的材源，赵氏于此中述及的原稿沿革实最有价值。尽管相关文档已由俞国林披露于其大作《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但该文既为典藏版《饮冰室合集》的附册，系非卖品，流通自然有限，笔者因此不避重复，仍将赵氏“回忆所及”的梁谱编写“程序及依据情况”大段节引于下：
据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实为截止1936年梁谱编纂工作的最终成果。尽管由于家属及亲友对此稿多有不满，当年11月，以陈叔通为代表的梁氏知交决议“改托宰平（按：即林志钧）先生重编”[4]，1947年2月并有“《梁任公年谱》已由林宰平先生编就”[5]之说，但此定稿本至今未见。倒是赵丰田忆及的第二项材料——分装二十二册的墨笔钞本“资料汇编（或称长编之长编）”尚完好保存，并因中华书局有重修计划，而由梁思成于1962年12月送交该社[6]。此一珍本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的题名，已于2015年11月由中华书局分订十六册影印出版，使我们对于梁谱的取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
按照赵丰田的回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乃由四种史料合成。第一种往来信札下文会设专节论述，第四种已发表的他人著述，因涉及年谱中具体的人事，无法讨论，其他两种则尚可申说。
第二种梁启超本人的著述，赵丰田称，其中已发表的部分，主要依据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此说已算谨慎。可以想象，1925年编成的《饮冰室文集》因距离梁启超去世最近，且由其侄梁廷灿在叔父的指导下完成，亦为梁氏生前各种文集中收录最丰的一部，以之为最初的工作底本，确有相当的便利。只是，此集收文“断乙丑春”，且排除了“成书单行者”及“未成之稿”十八种，诸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陶渊明》、《国学小史稿》、《美文及其历史》[7]等重要著作均未纳入，1925年春以后发表的著述自然也不在其中。而且，即使排除这些因素，由《年谱长编稿本》反映出的事实亦非如此简单。
翻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不难看到对《（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编中称《乙丑饮冰室文集》、《文集》等）的使用，如“谱前”叙述“曾祖父母”与“祖父母”时引录的《三十自述》与《哀启》，均出此中[8]。不过，鉴于林志钧主编的《饮冰室合集》1932年底已经交稿[9]，1936年1月，其中的“文集”部分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专集”4月发行），与之同时进行、并于1936年3月底编辑完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在不断修整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对《合集》有所借鉴。如1922年梁启超五十岁生日撰写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年谱初编稿本》记出处，既云“见原书”，又称“《合集》作《〈时务札记残卷〉序》”[11]，便是一例。以此，《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中言及梁氏著述编年所述，“多据乙巳本《饮冰室文集》、乙丑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及《饮冰室合集》目录（稿本）”[12]，无疑最为准确。
而实际上，记录谱主著述的刊行情况，本就是年谱必备的内容。因此，除了上举文集外，单行本或小规模的结集在著录初版信息的同时，也会成为《年谱长编稿本》引文的来源。以1921-22年为例，所引各篇分别出自《梁任公近著第一辑》（1922-23年初版）、《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1922年初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1922-23年初版）以及《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年初版），无一采自《（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者。而那些未曾入集的讲演，则多半依据报刊载录，尤以《申报》居多。在此，这些钩稽所得的演说词俨然具有了与《饮冰室合集》分工合作的功能，尽管并非梁启超亲笔撰写，却为记录其生平行事甚至思想演进所必需。
著作之外，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报人，其担任主笔或主持创办的多种报刊，自然也在年谱编者的注目中。1929年4月18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即告知：“关于任公年谱材料暂时一部份还缺《新小说》，请你给我留意。”而《年谱长编稿本》于光绪十七年（1891）项下已引用梁氏《新中国未来记》，“隐示自己一生事业大半从《长兴学记》和《仁学》两部书得来”，所取文字正录自“《新小说》第二号页三十”[13]。并且，不只是梁启超所编刊物，凡与其著述、活动关系密切之报章，丁文江都会尽力搜求。如距上信两日前，丁去函胡适所说：“《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14]正展示出这一工作的成绩。
至于第三种笔记类的史料，应当指的是为编撰年谱而专门征求，由梁氏亲属与知交特意写作、提供的独家文稿。如果当初《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的许诺能够实现，“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15]，或可一目了然。遗憾的是，这批资料不但未见编目，连抄本也不知藏身何处，或竟已散失，是最可痛心事。笔者1995年编选《追忆梁启超》一书，在《后记》中已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列出了其中引据的篇目：
只是，这份目录尚不能涵括当年征集到的所有文献。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列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项下的“王照谈梁被召见而未得重用的原因”一段文字，标明的出处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五七三页”[17]；回到《年谱长编稿本》，此处所写的依据为“王小航与江翊云书言先生召见后未蒙大用之原因”[18]。实则此文即为收入1930年开雕的《小航文存》之《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标记的写作时间为“己巳四月”，因知此函正是1929年4月丁文江持江庸（字翊云）介绍信往访王照（字小航），请其“以梁任公戊戌事迹”见告，“以备为梁氏作年谱资料”[19]，王照遵嘱而作。
除去这类《年谱长编稿本》所用为专稿、《年谱长编》以公开发表的文献取代的情况，保存在号称“长编之长编”的《稿本》中之原始资料实在更多。仅据第一册所载至1896年为止的事迹，上举之外，本人书面提供的史料尚有：□韬《与雪丈书》（又题《记任公受学陈梅坪事》）、未署名《任公先生子女生卒单》、章太炎《与梁思成先生书》（又题《与梁世兄书》）；又上列漏记者尚有：梁启勋（仲策）《记外亲家世》、《高祖以下之家谱》、某君《任公少年事记》、林奎（慧儒）与陈国镛（侣笙）《任公大事记》；另外，《长编稿本》中分题梁思成《记学海堂之组织及情形》与《致在君先生书》（1929年5月14日）二文，在《长编》中一律以后题出现。又，口述史料除《长编》已载之梁启雄（《稿本》误书为“梁季雄”），尚有梁思顺（令娴）亦曾提供[20]。
比较特殊的一种史料是孙宝瑄（字仲屿）的日记，为得到其中相关记载，丁文江很费了一番心思。1929年7月8日与胡适书中叙述最详：
而丁文江托余绍宋摘抄的孙宝瑄《日益斋日记》，不只用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并且，因孙氏日记有散失，故中华书局2015年重新出版《孙宝瑄日记》时，又据《长编稿本》补辑出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六年（中缺光绪二十四年）的若干片段[22]，是孙氏日记亦借助梁谱的编纂而得以补遗。此亦可见该谱搜集资料之广。 以来往信件为主的年谱编纂体例 辑录大量往来书信，无疑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最大特色。该书为治近现代史的学者所看重，多半与此相关。这也证明了丁文江的编纂策略极具前瞻性。
早在1929年7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丁文江已明确谈到其编纂梁谱的最终目标：
此处所谓“‘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第二条，已明确指向二人都很熟悉的伦纳德·赫胥黎（Leonard Huxley，1860-1933）为他父亲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所作传记：“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24]以此，赵丰田接手后，丁文江给他的指示中，便包括了“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25]。如此反复强调，应该是由于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深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与赫胥黎进化论思想影响，连带对其传记所用体裁也心向往之[26]。而前后相继的两种传记均由传主之子完成，也令人联想到梁启超去世后，丁文江那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的深情祭幛，确如胡适所说，“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也最可以表示任公先生和在君的友谊”[27]。梁谱的编写亦然。
当然，选择以书信为主的编纂体例，也有与正在同时展开的《饮冰室合集》收文相趋避之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已道出此情：
此处的“酌量采录”与“仅列其目”，均指已入《饮冰室文集》或《合集》者。显然，《长编初稿》的编撰是以这两种梁集作为依托，故设想读者应同时配置，俾便互相观看。而优先录入其中不曾收入的书信，亦可与《合集》相辅相成，体现年谱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目标既定，为搜求各方书信，丁文江确曾竭尽心力。例如在整理梁启超家藏信件时，他发现了曾与梁氏有交往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1855-1932）的书函，立即追踪前往，写信给犬养的女婿、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芳泽谦吉，“请他向他的丈人要任公的原信，并且请他搜求日本人方面的材料”[29]。如此用心广泛征集，自然成效显著。单是梁启超本人的信函，5月21日，丁文江的说法还是“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而到7月8日的信里，他已在兴高采烈地向胡适报告：“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30]至于最终收集到的往来书信总量，赵丰田1980年代说有“近万件”，或有夸大，故仍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所述“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31]，为最接近事实。
这些巨量信札实可分为两类，即梁启超本人所写以及他人致梁启超函。前者中，家书占有很大分量，其中绝大部分的手稿，曾由梁思顺1963年左右提供给中华书局，供编辑《梁启超集》使用[32]。此三百七十七通家书连同十七封与他人信，已见于中华书局1994年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两大册。另外，2012年匡时国际拍卖公司的拍品“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亦含有梁启超写与其弟梁启勋的二百二十六封书札，连同写给父亲、孩子及袁世凯等人的信函，总数达到了二百四十一通。这批信件也已收录在匡时与中华合作，迅即编辑、出版的同名全彩影印本中。可想而知，由于梁启超的墨迹为世人所重，不少亲友当年提供者即为过录稿。像丁文江致胡适信中谈及的“蒋观云所存任公的信六十几封，已经抄好”[33]，便属此类。这些抄稿现在不知是否尚在人间。幸运的是，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的《饮冰室尺牍》抄本，让我们可以略窥冰山之一角。
此册钞稿共十一页，收信人为商务印书馆诸公，包括尊称“菊公”的张元济（字菊生）、尊称“梦公”的高凤谦（号梦旦）和以字行世的陈叔通，另有商务天津分馆馆长周国恩（字少勋）[34]。能够确定这些信札与梁谱相关，称呼的一致可为一证。如1918年项下，《年谱长编初稿》录有梁启超致陈叔通、张元济四信，分别标为《致陈叔通君书》、《致菊公陈叔通君书》[35]，除“书”字为出于全编体例而添加，其他均与《饮冰室尺牍》抄本同。
不过，很明显，这二十九封信并非全部交给了丁文江。其中如《致周少勋君》一短札，上批：“此无关系，因凑篇幅，故删。”又有一则《致菊公》短札，末批：“此亦因凑篇幅，故删。”同样被完整删去的还有五至六页与十页上的两封《致菊公》，但没有说明原因，上端只简单批了“撤去”，并要求：“此半页与上页重抄，并为一页，庶无痕迹。”“此下祗可重抄矣。”批者显然是张元济。这些删去的书信，有些确实是无关紧要，有些则明显属于不欲公开。如被“撤去”的1922年间一信，前半述：“李君光忠译书费，承公预垫洋七百零八元，深荷厚意。兹已汇往美国，并嘱其陆续交稿矣。”所说译书事，即李光忠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时，于1922年11月译成《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8月出版。故梁启超1923年6月30日与张元济书中尚言，“寄上李光忠所译之《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附录二，共九叶”云云。而李氏原为梁夫人李端蕙的侄辈，梁启超出于姻亲的关系，特意请求商务破例，为年轻译者尚未完成的译著预付稿酬。张元济尽管照办了，却绝不愿意他人援以为例，故在抄录时，特意删落此函。另一大约写于1925年2月的《致菊公》，则是梁为徐志摩的游欧筹措资费，“意欲请商馆假以二千元，由馆指定编著一二书为酬报”[36]，希望张元济玉成。应是张未允，此信因此也在“撤去”之列。
全信拿下倒也罢了，偏是其中还有截搭而成者。如一封写于1918年、仅署“十九日”的《致陈叔通君》，依照《年谱长编初稿》的说明，乃是“七八月间先生致陈叔通书，商松社开会和拟办杂志各事”。关于办杂志事，梁既想以正在撰写的《中国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广求当世评骘”，又称“《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此句之后，《年谱长编初稿》便转入结束语：“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画书见复，至盼。”实则，因张元济批示“以下请撤去”，并以红笔直接在“公平条件”与“望一一代筹”之间做出删节的首尾标记，致使以下一段文字残缺：
可以想见，这种营业上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否达成，作为商务掌门人的张元济总不愿让外人知晓。而经过其删节、拼接，这段文字竟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地进入《年谱长编初稿》，由此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究竟还有多少秘密被先期过滤掉了？
至于他人写给梁启超的书札，照常理推断，多半应藏于收信方的梁家。这批信件的总数实难估计。幸好，现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原名中央图书馆）特藏组所藏善本中，尚有版本记为“梁氏收辑亲友函札原迹”、原装八册的一批手札。1974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曾以原馆藏登录名《梁任公知交手札》为题影印了全部信函，书中未做任何编辑处理，故内封书名后特别标注了“不分卷”，只在卷首有一简短说明：
该书先后出现在文海出版社的两套丛书中，除编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之集部外，也曾以《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之名，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虽然是不断再版，且为原件影印，但由于此书连最基本的篇目亦未整理列出，加以缩印为32开本后，本来就不易辨认的手书，字迹更加模糊，以致出版多年，学界却鲜有使用。
虽然如此，此书仍有其独到价值，即保留了原本的各种信息。最重要的是，每册卷首均有标目，或列姓名，或书年分，或者二者俱全。而以发信人标目与按年分编者各占一半。记年的四册分别书“戊申函件”、“辛亥函件（其一）”、“壬子函件”（两见）[39]，除“辛亥函件”外，其他七册均列出了人名，上述通信者即在其中。据此推测，其间至少应该还有“己酉函件”、“庚戌函件”与“辛亥函件（其二）”。出版者既已将这批信函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相系连，因此可以断定，八册手札呈现出的正是当年收集者进行了初步清理的原始样态。“分年装订”本是为了配合年谱的修纂；一时未能断定年分者，则标明人物姓名，以方便检阅。
至1995年，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终于不负众望，集合多人，投入大量精力，对这批函札进行了重新编辑，更名《梁启超知交手札》印行出版。其所做工作为：“各信函均酌加标题，题某人致某人”；“按发信人姓名之笔划部首顺序排列，同一人名下若有多封信件，分别按日期先后排列，日期若无法判定者，则排在该人名下之后方”[40]。最关键的是，此书每页一分为二，上方为清晰度更高的原件影本，下方为经过整理的释文。如此前后有序，两相对照，眉目清朗，加以“间或略作注释”[41]，原先不可读之书，自此“天堑变通途”矣。
经过如此仔细的清理，序言作者、时任馆长曾济群已可以很有底气地把这批信札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挂上钩：
并且，不仅有了明确的信函数目，涉及的时间范围也由先前的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更正为“上起光绪三十二年，下迄民国元年，先后长达七年”[42]。此说法固然不错，但若复按原书，存件最多者，仍为原初标记的“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辛亥”（宣统三年，1911）与“壬子”（民国元年，1912）三年。其中明确定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之作只有两信，光绪三十三年（1907）亦不足四十函。
《梁启超知交手札》，台湾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
对于书信的作者，至此也确定为“执笔者约一百二十人”[43]。序言中列举姓名的有：袁世凯、蔡锷、杨度、章太炎、汤化龙、汤觉顿、汤济武、张元济、张君劢、张公权、麦孟华、徐佛苏、狄楚青、蒋观云、向构父、罗惇曧、吴贯因、邓孝可、林献堂等，与文海初印本的说明略有出入。实则，文海本的“范静生”与整理本的“汤济武”，《梁启超知交手札》目录中均不见其人，反是出于原宗卷首人名中。而且，不只上列诸人“皆系近代史上重要关系人物，或文化事业上之翘楚”[44]，其他姓名未见采录者，如伍庄、周善培（号孝怀）、潘博、戴鸿慈、蓝公武诸人，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也都有相当地位。何况其中如何天柱、梁文卿、黄可权等，更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梁父宝瑛也有十封家信留存，殊为难得。
诸多信札，不只“所透露之消息，颇可补史料之不足”；并因其“大部分未见采入丁编《年谱长编初稿》中，既[即]或已经收录，泰半均系择引”；况且又属原稿，可据以勘误，其文化-历史价值之高自不待言。而唯一不足处，是每册卷首原有的编年及人名标记，在整理本中已全部消失，不知是因为打乱了此前的排列次序、不便植入，还是与这批函札“现已重新装裱，订为十册”[45]有关。但这起码表明，文海原样影印的《梁任公知交手札》仍为不可替代的版本。
考察此三百多封信件内容，确如《梁任公知交手札》编者所言，乃以立宪活动为中心议题。不过，在《年谱长编初稿》所记大事外，利用这批仅存的信函，还是有很多不大不小的题目可供开发。仅据个人研究的一点心得：北大图书馆所藏一份有头无尾、由梁启超代笔的“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初读茫无头绪，经阅此册中孔昭焱光绪三十三年致梁启超书，方恍悟梁氏残稿系为这位万木草堂同学而作[46]；又，凭借其中张元济、胡元倓、吴贯因、何天柱、向瑞彝（号构父）诸人致梁启超函，并配以《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梁氏1910-1911年间创办“国民常识学会”的种种构想才能够完整钩稽、呈现出来[47]。
而《梁任公知交手札》的现身，证明赵丰田所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依据的信件底本“不在台湾”，起码并不准确。推想这批手稿的渡台，应与保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年谱长编初稿》毛笔清抄本的来源相同，都是由丁文江1936年1月去世后，接手主持梁谱编纂的翁文灏所移交。《初稿》抄本可确定交给了史语所所长傅斯年[48]，至于信札，不知当时是一并给了史语所，还是转到了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但无论如何，1949年前后，这两份资料都来到台湾。而历经战乱与社会大动荡，《知交手札》虽已非全帙，却尚存六、七年间原函，已属万幸。
应当说明的是，不论是梁启超发出还是收到的所有信件，基本都缺少记年，甚至月日也不齐全；并且，由于梁本人长期遭清廷通缉，所议事项又有相当的机密性，往来书函中亦不乏使用化名或“名心”隐身者。这对年谱编纂者与《知交手札》整理者而言，自是很大的考验。尽管其间确有编年失误，如梁启超1906年夏写与徐佛苏、涉及为考察宪政大臣代笔事的一封重要书札，徐多年后误记为“乙巳年发”，编者亦失察，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49]，便是一例。而根据丁文江与胡适信中所述，“壬子（按：1912年）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按：1906年）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照我现在所知道的事实，很容易证明信的年分，可惜日月没法知道”[50]，由此可以认定，构成《年谱长编初稿》主体的书信，其最初的编排次序正是在丁文江手中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收录范围为1906-1912年的《知交手札》，原稿之分年编列、人名辨析的整理工作乃由丁文江独立承担。即此可见，丁文江已为梁谱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史料底本的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 阅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会发现其历史叙述线索主要以《申报》新闻贯穿。最早是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乡试中举，据八月十二日《申报》记录了第一场试题；最晚已在梁辞世后，1929年2月19日的《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51]，记述了上海各界的追悼情形。起点的选择非常合理，因为中举，时年十七岁的梁启超才得以在广东乡试题名录中现身，姓名首次见于报章。至于《申报》为年谱编者特重，自与其在近现代报界居于首屈一指的独大地位有关。
由此，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列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影印出版的《〈申报〉康梁事迹汇抄》便应受到特别的关注。此抄本原题为“《申报》康梁事迹录”。《出版说明》称其为“民国间佚名辑，稿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可看到原件，乃抄写于三种红线稿纸，半页十行，行字不等，合订为一册。原未标页码，根据现在印出的647页计数，推知原稿应有324叶。出版社介绍其内容及价值为：
这确是重印此册坚实的理由。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北京图书馆2008年版
虽然“康梁事迹”并列，但检视该本内容，显然是以梁启超为主。倒不是因为其起讫均着落在梁氏身上，应该说，康有为中举既晚于弟子，去世又早于其人，故事迹见于报章的时段，自会被梁启超涵括；笔者之所以有该册置重于梁氏之感，更多是因为对二人行事的摘录，明显见出梁的详细程度过于康。以《〈申报〉康梁事迹汇抄》493页为例，当页涉及的1916年8、9月间时事共六条，分别为“棘人梁启超等泣血稽颡”、“康南海致北京大总统电”、“黎总统覆康南海电”、“康南海致总统总理书”、“康南海致朱庆澜电”与“梁任公之兴亚借款意见”，包括梁启超拟归里葬父征集挽联、康有为请总统黎元洪下令各省祭孔等情，其中关于梁启超的两则皆全文抄录，而关涉康有为的四则仅撮述要点，顶多在第二、四则上加了黑三角，表示相对重要。甚至梁启超出游欧洲的1919年，尽管报纸偶有缺失，但总共十三条摘录，均与仍在国内的康有为无关[53]。也即是说，全卷的主人公实为梁启超，尊为师长的康有为则是因为对弟子影响至深，尤其在1912年梁归国前，故记述梁之事迹不能不顾及康，其为附属人物应可确定。
而且，从《〈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体例看，最初，抄录者本拟采用纲目体，将相关事迹的摘录汇集在一个题目下。如“梁启超中举”一条，即包括了《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载录的五月十二日上谕、八月十二日的“电传广东乡试首场题”与九月十五日的“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板题名全录”中与梁此次科考相关的内容。而由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一条，更是跨越三年，集中了光绪廿二年六月廿六日、廿三年四月二日、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初一日以及廿四年闰三月十二日、六月十二日六则广告与上谕[54]，将该刊从即将发行到奉旨改为官报的过程作了全面展示。当然，这样的汇抄随后越来越少见，几乎变成了一事一题。再往后，自民国元年（1912）11月起，眉目不清的“北京专电”、“北京电”也日益增多，这类新闻述要已不时打破顶格书写提纲、退后一二字抄录本事的常例。尽管如此，直到卷末的“梁启超在北平病笃”与“梁启超在北平病故”[55]，纲目体仍大体贯穿全册始终。而如此有意保持的提挈纲领，也让人好奇其辑录目的。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此书时，首当其冲便面临着这一问题，《出版说明》给出的说法是：“从成书的情况看，该书似是在梁启超逝世后，某人因某种需要辑录而成的。”[56]如此表述固然稳妥，但究竟是何种需要，仍不得其详。既然该卷是以梁启超的生平行事为主轴，再加以纲目体的使用，其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丁文江为该编制订的书写格式为，“平叙、纲目两体并用”[57]。“平叙”即“记述本年大事的综合性文字”，而年谱的重头则在“按事情先后，分目辑述”[58]的纲目部分。《〈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体例显然非常适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编写的需要。
当然，以上毕竟只是推测，若进一步落实此说，尚须比对文本。不妨以1914年10月6日《申报》所载《参政院提出质问案之详情》为例，此件在《〈申报〉康梁事迹录》中以“梁启超提出质问案”为题，作了节钞。开头部分为：
比对《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甚至更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文字基本相同，仅“第三十一条”脱字，讹为“第三十条”[60]。而按照前引赵丰田的叙述，在一次次的抄录中，错误应会不断增加。故这里的遗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重要的分歧在如何安放“（十五号）”。最晚出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将其置于“第十五次会议”之后、删节号之前[61]，文意于是变得不可解。实际回到《申报》原文，即可明白，“十五号”乃是梁启超在参政院中的席位，且报导中并未加括号。抄入《〈申报〉康梁事迹录》时，既在“附议者在五人以上”句后，省略了如下文字：“议长云：梁参政提议变更议事日程，赞成者请举手。众举手。议长言：全体。十七号（王家襄）言：应请梁参政发表意见。十五号（梁启超）言”[62]；并且，“（十五号）”又是以添加的方式出现在第一处省略号右侧。尽管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到《长编初稿》油印本，誊录者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依照《事迹录》原样移抄[63]；但《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改为排印本，此处也必须纳入行间，由此发生了赵丰田的误判，以为其直接“第十五次会议”而来。由此可知，最终的错误实为对《〈申报〉康梁事迹录》理解的偏差所致。
更确凿的证据则在《申报》与《〈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文句对勘。“旋任公发表意见”一句其实并非出自《申报》，而是《事迹录》的抄写者撮述上引王家襄言。并且，《申报》新闻稿通篇都以“梁启超”称呼其人，同人发言均称“梁参政”，意在表示郑重。《年谱长编初稿》编写者不察，将明显违例的“任公”之说也作为《申报》文字引录，反倒坐实了其与《事迹录》的沿袭关系。至于“自欧洲战事发生”及以下大段文字，在《申报》那里本出自“十五号（梁启超）言”。
不止此也，实则早在第一条“梁启超中举”里，已埋伏了《〈申报〉康梁事迹录》作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资料底本的有力证据。在抄录过“电传广东乡试首场题”、著录了“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的《申报》发表日期后，抄写者顺便标注了一行：“二场题报未登载，未详。”其中的“报”显然意指《申报》，因随后的“康祖贻中举”条中，不仅列出了首场题，并另有“电传广东乡试二场题”[64]的记录，誊录者觉得在此有必要做出说明。不料，这行文字日后竟被当作《申报》所载，混入正文。
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历一八八九）”项下，有征引九月十五日《申报》新闻云：“二场题报未登载，未详。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版题名全录：第一名周颂声，梁列第□名。”[65]此则消息显系混搭《〈申报〉康梁事迹录》的三行文字而成。在上引抄写者言之后，《事迹录》另起一行为“己丑恩科广东乡试官板题名全录”，只择录了“第一名周颂声”与梁启超。应该是由于人数太多，抄录者不及细察，故关于梁的名次仅记为“梁 名列第 ”，或许也是鉴于康有为的以“康祖贻”本名应试，担心梁亦另有谱名。而此本上方别有“第八新会梁启超”等字样[66]，可知此乃他人补笔。复核九月十五日即1889年10月9日的《申报》，“题名全录”在首版显赫位置刊出，而“二场题”等语自然不见于该日报中。
上举两例已足可证明，《〈申报〉康梁事迹录》乃是专为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而辑录。从现存稿本看，此件亦非出自助编赵丰田之手，甚至可能是托人异地抄录。如1916年8月11、17-20日《申报》发表“梁任公与京沪各报记者之谈话”，抄录者在此题目下特别添加了说明：“原文冗长，摘其大意。如必须重抄，来函知照，补抄可也。”[67]由于此文先编入1916年出版的梁著《盾鼻集》，即附录之《与报馆记者谈话一》及《与报馆记者谈话二》，复重收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故已为年谱编纂者掌握，自不须补抄。但由此亦可推知，当年抄录史料时，应设定了排除这部八十卷本《饮冰室文集》各篇的规约，故梁启超大量署名文章并不在内。此文之所以被汇抄，实在是因为性质含混，辑录者在现场无法了解其收录情况。而在《〈申报〉康梁事迹录》的补遗部分，我们确可看到日后补抄的痕迹。第一则为原刊于1912年2月24日《申报》上的《东三省反正始末记》，因可能关涉梁启超此前一年到东北的活动，故先前只列出标题后[68]，又被年谱编纂者要求提供详情。
应该承认，此位尚不知名的抄录者对梁启超的生平相当熟悉，故能够从《申报》的巨量文字中，淘汰出关系梁启超生平的各种史料。其关注对象不限于康梁，如在梁启超、康有为中举两条提要之后，即是“张之洞署两江总督”、“黄遵宪奉谕调苏”[69]，显然了解二人光绪二十年（1894）的行踪与梁启超日后的事迹相涉。不消说，梁氏亲身参与的历史事件之前因后果、所办报刊之宗旨始末，以及时人的评论，皆为抄者所关注。正因有此高水平的资料汇录，方能保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顺利完成。
当然，这些前期史料的准备工作也存在不足。《申报》并非全帙、时有阙失，抄者也会出现漏读，凡此都可以理解。而且，随着梁启超流亡后期参与立宪运动，相关活动的报导大为增多，抄录者在选择时亦难以取舍。先是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关于“预备立宪公会举朱福诜为正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一条的上端，标出“原文如必要，可补钞，下同”，开始改变此前逐条录文的方式。至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预备立宪公会之通告”条，干脆在标题上方加黑三角[70]，以凸显其在撮要或仅录题目的文献中处于重要级别。这一标识越往后越多见，而卷末的补遗即多半来自此中。尽管经由编写者的重审，一些重要的篇目得以抢救回来，现身《年谱长编初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归来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的演说，提出“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71]，昭告了其学术思想的转变；但抄录简略所造成的缺失也不可避免。
其实，《〈申报〉康梁事迹录》全卷择抄的前详后略，也会直接影响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纂。1936年，油印本出来，经眼的亲友已及时表示不满。一直负责联系中华书局出版事务的陈叔通给梁启超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的信中即明言：
从中可见梁家对此稿亦多失望，意见主要集中在后部。赵丰田本人也有感觉，其忆述1936年1月翁文灏接替丁文江主管梁谱编写：“这时，我想早日结束此事，转往别的研究，工作加速进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显得比较粗糙。”[73]正道出了实情。不过，若从史料底本而言，1925年至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四年间事，在《事迹录》中仅占二十页；且1928年全年无记，从1927年6月17日“庆祝北伐大胜利”，便直接跳到1929年1月17日的两则“北平电”，报导“梁启超在北平病笃”，下一条即是20日关于“梁启超在北平病故”的电文[74]，全稿抄录至此结束。虽然可以理解为，作为学者的梁启超比之前期作为政治家在台面上的活动减少，但原始史料的欠缺必然使年谱史事的铺展受到限制，也是可想而知的。
需要补充一笔的是，在《〈申报〉康梁事迹录》之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另有录自《申报》的文献，此节开头提及的《前日商学界公祭梁任公》即属此类。
最后还想尝试推测一下《〈申报〉康梁事迹录》的抄写时间。前文提到丁文江非常看重孙宝瑄《日益斋日记》的史料价值，与胡适信中曾举例说到：“譬如庚子年上海容闳、严又陵（按：即严复）所组织的‘国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而《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我问过了当时与闻其事的人（如菊生、楚青[按：即狄葆贤]）都不得要领，从孙的日记得了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75]此信写于1929年7月8日，似可证明丁文江已经看到了这册《申报》摘抄稿；换言之，此稿主体部分应已于此前抄出。
2016年4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 参见赵丰田《前言》，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 同上，前言2、4页。 [3] 赵丰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转引自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6、33页，《饮冰室合集》（典藏版）附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 陈叔通：《致舒新城函》（1936年11月26日），同上书，16页。另参见同书32-33页。 [5] 陈叔通：《致舒新城函》（1947年2月11日），同上书，34页。 [6] 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6页。 [7] 梁廷灿：《〈（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序例》，梁启超著、梁廷灿编：《（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册一，序例1A页，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 [8]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21、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9] 陈叔通1934年9月23日《致舒新城函》云：“查原订两年内出版，已将届期，可否催促成之？”据此推知，最迟1932年底，《饮冰室合集》应已交稿。另据陆费逵于同年8月6日陈叔通函批语，知“文集”“已排成十之八九”，“专集”“正在赶排”（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8页）。 [10] 翁文灏1936年5月19日致胡适函称，“丁在君兄生前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自一月间在湘物故后，经弟约集拟稿者赵君丰田，请其赓续工作。至三月终，始克编辑完成”（见宋广波编著《丁文江年谱》，497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11] 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五册，7215页。此篇题目应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3]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4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11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132-133页。 [14]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2页。 [16] 夏晓虹：《后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80-4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已从中删去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因该文实刊于1916年10月《大中华》第2卷第10期，题名《从军日记》。 [1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127页。 [1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二册，843页。注出处为“王小航与江翊云书”（844页）。 [19]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小航文存》卷三，17A页，《水东集初编》本，1930年。 [20] 分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84、153、180、35、86、68、107、90、119、44、39页；《梁启超年谱长编》，20、24页。 [21]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7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7-518页。 [22] 见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童杨校订：《孙宝瑄日记》下册，1377-13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孙氏日记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印行之《忘山庐日记》两册。 [23]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7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8页。 [2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25]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3页。 [26] 达尔文的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也由其子Francis Darwin编著。 [27] 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51页。 [28]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29]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4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112页。 [30]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5月21日、7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4、518页。 [31]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3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1页。 [32] 参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50页。 [33]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7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6页。 [34] 参见周兴陆《梁启超致张元济等未刊尺牍十七通》，《文汇报》2012年3月12日。 [35] 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48-450页。 [36] 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饮冰室尺牍》，5A、6A、5B-6A、10A、7B页（原本未标页码）。 [37] 任心白手钞、张元济手校：《饮冰室尺牍》，4B-5A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49页。引文均依据《尺牍》抄本。 [38] 《梁任公（启超）知交手札》上册，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39] 《梁任公（启超）知交手札》下册，621、785、947、1105页。 [40] 《编辑说明》，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4页，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5年。 [41]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页。 [42]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2页；《编辑说明》，同书，卷首4页。 [43] 《编辑说明》，《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4页。 [44]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页。 [45] 曾济群：《序》，《梁启超知交手札》，卷首3、2页。 [46] 参见笔者《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现代中国》第1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47] 参见笔者《梁启超的“常识”观》，《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1期。 [48] 参见胡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丁文渊《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652、656页 [49]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2页。 [50]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5月21日、7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3、518页。 [51]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3、647-648页 [52]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说明》，《〈申报〉康梁事迹汇抄》，卷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53] 参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546-550页。 [54] 参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11-14页。 [55] 同上书，311、611-612页。 [56]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说明》，《〈申报〉康梁事迹汇抄》，卷首。 [57]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例言2页。 [58]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5页。 [59] 《梁启超提出质问案》，《〈申报〉康梁事迹录》，430-431页。 [60]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62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一册，5499页。 [61]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92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亦误（362页）。 [62] 《参政院提出质问案之详情》，《申报》1914年10月6日。 [63] 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十一册，5499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95册，2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64]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2页。 [6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100页。 [66]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1页。 [67] 同上书，486页。 [68] 见《〈申报〉康梁事迹录》，613-617、385页。 [69]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3页。 [70]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313、337页。 [71] 《〈申报〉康梁事迹汇抄》，643页。 [72] 陈叔通：《致梁令娴、梁思成函》（1936年11月5日），转引自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31页。 [73] 赵丰田：《前言》，《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4页。 [74] 见《〈申报〉康梁事迹汇抄》，592-612、611-612页。 [75] 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7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8页。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引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记述开“国会”事为七月一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0页）；而《〈申报〉康梁事迹录》于该年有“七月份报缺”（150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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