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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夏日诗帖》，故宫博物院藏 这里赏鉴的赵佶《夏日诗帖》，纸本，楷书，纵34厘米，横44.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诗帖上有“政”“和”连珠方印。曾经清孔昭、许烈等人收藏。《式古堂书画汇考》有著录。 赵佶的书体被后世称作“瘦金体”，“瘦金体”也被后世认为是赵佶的独门绝技。《夏日诗帖》就是赵佶“瘦金体”的代表作之一。关于赵佶“瘦金体”的成因，当代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有着不同的看法。杨仁恺认为，赵佶早年曾一度学习时人黄庭坚的字迹，随后改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的字，心摹手追，持之以恒。在赵佶二十岁前后，其真书已形成一种新面貌。后人不察，以为这种风格的字体创自赵佶，美其名曰“瘦金体”。此书体实则出自薛曜《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由于这种字体断了流传四五百年，所以赵佶一写出就显得尤其新颖。而陈振濂则认为，这种字体除了与赵佶继承“二薛”有关外，更与他擅长画工笔画有关。薛稷为“初唐四大家”之一，是褚遂良的高足，也是褚遂良的外甥。其力承家学，发展了褚遂良瘦劲挺拔的书法特点。其弟薛曜的字更是细而越细、劲而越劲，堪称“变本加厉”。在初唐书坛上，“二薛”也算是独树一帜。宋徽宗正是取了他们书法的瘦劲之长，又加以提炼，形成了自己的“瘦金书”风格。陈振濂说：“如果光是薛稷、薛曜在前，仍然未必能使徽宗走上‘瘦金书’的道路。我以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徽宗的擅画。宋代院体画达到了完美的高峰。徽宗虽是个亡国的昏君，但他在艺术上却作用甚大。他一力提携了宋代花鸟画的兴盛——设置画院培养专门的绘画人才。而且他自己的工笔花鸟也可称是登峰造极之作。深湛的绘画素养再加上深厚的书法功底，我以为正是‘瘦金书’形成的重要原因。” 杨、陈二位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肯定了赵佶对“二薛”书法的继承。其实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风格都是逐渐形成的，没有横空出世的独造，所有被历史留下来的大家书法都是带有独创精神地继承前人。陈振濂说的非常有道理——宋徽宗书体特征的形成与他擅工笔画密切相关，甚至工笔画功底才是赵佶“瘦金体”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绘画史上，唐代以前的画家鲜有题款者，画家把题款或者题跋放在显要的位置上大抵是宋朝以后的事情了。但是无论是哪个朝代，只要画面上题字一定要顾及美观。宋徽宗的字最终形成“瘦金体”，取决于他画工笔画。因为工笔画上如果用豪放厚重的颜真卿或柳公权一类的书体题写款识，一定是不协调的。想要书与画协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字变细、变小，但又不能失去骨力。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宋徽宗想起了“二薛”，有了灵感。 后代书论家对“瘦金体”多有溢美。南宋岳坷《宝真斋法书赞》曰：“金缕之妙，细比毛发，殆与神工鬼能，较奇逞并于秋毫间。”元人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实际上，用“瘦金体”题写工笔画落款确实再合适不过，也可以算一种独创。然而，“瘦金体”一字万同，如果作为书法的一种书体就不够丰富了。《夏日诗帖》与宋徽宗其他楷书作品并无不同。用“瘦金体”写出来的字变化太少，读起来视觉上枯燥乏味，甚至满眼“鹤膝”病笔，因而是不适合作为书法范本来学习的。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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