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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建立一个没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边界的全球化世界的乌托邦式理念似乎即将破灭，“新国家主义”再次呼之欲出。它不再强调多元文化，而是坚持把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根本原则，致力于实现跨越阶级、民族和宗教的团结。但当下，似乎并没有哪个西方政党能够积极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使这种转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教授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7年7/8月号刊登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  全文大约2800字，阅读时长约为7分钟。 报纸原文：《“新国家主义”在西方回潮》 吕虹/编译 欧洲乌托邦理念的破灭 过去几十年中，能使自由资本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聚到一起的只有一个领域：一个没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边界的全球化世界的乌托邦式理念。这种梦想在西方即将破灭，在其他地方则只存在于受西方影响的知识界。西方社会如此执迷于多元文化主义，弱化国家认同与边界管控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对自身的稳定、团结和实力过于自信。欧盟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各成员国拥有真正的实力并愿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欧盟。在其他地方，人们找不到拥有这种自信和意愿的理由。而随着政治、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裂痕加剧，美国和西方的这种自鸣得意如今正在消失。
 自由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希望并相信国家主义会消失。这一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国家主义是现代社会中人为建构，由精英推动发展，进而扩散到民众之中的。作为自私自利的精英的创造之物，国家主义概念、国家情感和忠诚属于典型的考虑不周和望文生义，甚至连那些并不认同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传统的人也这样认为。贩卖这些观点需要各种非比寻常的深刻动机，它们可能是高尚的，也可能并不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拥有关于和平王国的古老解释：“世界将充满上帝的知识，正如海水充斥海洋。”这种宗教传说融入到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并与含蓄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理念融合在一起。
这种情感因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灾难而获得巨大影响力。欧洲人以建立欧盟的形式对国家主义做出反应。欧盟在促进中西欧经济发展和消除战争方面一度十分成功。但部分欧洲国家并未将欧盟视为国家主义的对立者，反而把它当作一种强化其国家主义的新工具。这一点在苏联解体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中十分明显。具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社会与文化态度的东欧民众，被说服接受他们所憎恶的欧盟政策，因为这是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条件。
 国家主义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欧盟和北约的扩张，但随着欧盟和北约成员身份的确定，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开始恢复早前的倾向，包括民族国家主义。当欧盟发挥作用强迫成员国对穆斯林移民开放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因为外来移民威胁到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构成。这导致一波反欧盟的国家主义情绪在东欧兴起，损害了作为一个组织的欧盟。欧盟没有出现一种超越民族共同体的共欧洲认同，即便在它最为成功的时期，各国媒体也主要关注各自国内事务。 美国有没有国家主义 考虑到欧洲可怕的现代历史，欧洲人反对国家主义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人的行为则更令人惊讶，因为美国政治文化与美国人的绝对国家主权思想密切相关，且处处显露着国家忠诚和自豪的印记。但国家主义涉及另外两个观点：一是国家主义本质上是反现代的；二是美国是全球现代性的领导者和典型代表。从逻辑上看，这些观点结合带来的结论是美国根本就没有国家主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没有国家主义，只有爱国主义。后者是民主制度与传统的一种明智、温和与理性的附属物，不具有国家主义的盲目、偏执、狂妄和攻击性特征。
 美国不讨论国家主义使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美国权力的无限扩张因其非国家主义和仁慈霸权的性质而被视为与全球化的各种积极方面相一致。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必将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关键问题在于，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完全由美国主导的进程，与之观点相似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招募其他国家的成员参与其中，这将导致全世界的美国化。这种逻辑的结果是：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是进步或理性的，他们就有责任“做正确的事”，如采纳美国制度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认同与支持美国权力。
这使我们重新回到建构的国家主义理论上来。以通俗化形式出现的此类理论，成为忽视国家情感和国家利益表达或去除其合法性的一种主要方式。大部分民众的这类情感并非真实或理性的，而是由政权和精英对大众控制和教化的产物。当民主降临时，遮蔽民众眼睛的面纱将被移除，他们将看到其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同的。上述态度孕育的知识、道德和政治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西欧的国家主义崛起，美国的“杰克逊式国家主义”汹涌而来，其核心是反对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关于美国和西欧的新国家主义回潮，绝对清晰就是其反精英的特征以及精英们联合起来反对国家主义的团结程度。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中，西欧的国家制度本身就致力于阻止国家主义的发展。这导致在许多欧洲国家，主流政党联合起来试图防止国家主义者获得权力。这种方式曾经取得过显著成功，但目前来看显然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不相信自由-知识范式的核心假设，即多元文化主义是可能的。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可能性是因为文化并不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美国文化。只要同意“美国信条”关于宪法、民主、法律、言论自由、人权、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念，来自任何族裔、种族和宗教的人都能成为美国人。 新国家主义最大威胁来自内部 当前西方世界内的新国家主义危险吗？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并不那么危险，至少不像之前那么危险。与过去相比，如今西方国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再聚焦外部入侵，它的整体态势是防御性的。新西方国家主义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它们将加剧政治和文化裂痕，甚至冲击有序政府，使各国出现国内冲突和战争。这种危险在美国尤为突出，因为美国虽然没有那么多穆斯林人口，但与种族和文化有关的裂痕更加深刻。此外，美国宪法赋予反对派极大的制衡政府的权力，且越来越多的选举结果在民众看来不合逻辑。
 若要思考国家主义如何才能成为美国和西方事务中一种积极的力量，必须考虑国家主义与现代化改革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才被迫开始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是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盟友，因为这是改革者在民众中确立合法性的唯一可用力量。就像其他地方以前不得不应对由西方推动的全球化那样，现在的西方也面临由亚洲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击。
如果全球化和经济变革之间的张力没有使西方社会撕裂，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以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着重强调社会团结和紧缩开支的好处。美国则越来越需要修改宪法。这种变革将十分痛苦，甚至可以与那些传统社会过去面临的现代化改革需求相提并论。使民众接受此类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国家主义，呼吁国家团结并加强国家建设。美国曾经这样做过，面对美国农村和小城镇因工业化和大规模移民而发生的变化，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一种反应是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新国家主义”以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新国家主义”形态。“新国家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跨越阶级、民族和宗教的团结，但它强调的显然不是多元文化，它坚持把对国家的忠诚作为根本原则。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自我吹嘘或民主党人迎合不同群体的做法都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希拉里关于美国作为“不可或缺国家”的国际地位的言论也毫无实际作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似乎没有哪个西方政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如同20世纪初的“新国家主义”和进步主义一样，这种深刻的政治文化变革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需要开始认真思考将会发生什么。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3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大家都在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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