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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扩张及增殖的历史。”我们知道，古文明的基础是特定自然条件下的农业经济，所以有人按照作物种植情况，将世界古文明分为“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小麦文明”、“中国的粟作文明”和“美洲的玉米文明”等。不过，这些粮食作物支撑的都是旱作文明。于是，就有学者发问，难道稻米就没有支撑过社会文明吗？从2 0 世纪7 0 年代以来发现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址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稻作起源与黄河流域粟作起源时间不相上下，稻作起源甚至更早，长江文明显然就是稻米创造的伟大文明。随着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粟作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如果稍稍拓宽视野就会看到，中国古代文明正是依靠粟、麦、稻三大粮食作物支撑的农业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稻米的地位、作用及其文化影响在不断提高。从有史以来的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伴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的开发，稻、麦地位逐渐上升。唐宋（7 ～ 1 3 世纪）及其以后，水稻上升为首要粮食作物，麦子居次并取代粟成为北方主粮，北麦南稻，粟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虽然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但它们作为粗粮杂粮，始终不能与稻、麦这样的细粮主食相提并论。尽管唐宋以来全国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经济、文化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国家经济主要依赖长江以南稻作区的钱粮赋税。就是说，水稻种植作为一种规模农业，大约在唐宋时候开始兴盛，逐步担当起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有人甚至说，也许中华文明两千年从北向南的变迁，不过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次接力赛而已。我们不禁要问：水稻为什么会后来居上，力挽狂澜，释放出改变历史的巨大能量？首先是因为人口多寡与稻作农业盛衰有密切关系。在距今2 000 多年的秦汉时期，南方还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没有充分开发。原因是当时长江流域及其以南还是森林茂密、湖沼众多的天然环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人们通过采猎获得食物的途径很多，垦地种稻缺乏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以致当地稻作农业长期滞后。到了晋唐以后，大量北人南迁以及南方人口增殖，使得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农业开发加强，当地水稻种植也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稻米产量有很大增长。而稻米生产的发展，又刺激了人口繁衍。从历史人口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 000 万，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清朝末年达到了4 亿多。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主角就是水稻。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口增殖史以及文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扩张及增殖的历史。水稻历史地位不断提高的另一个原因，还与其自身的品质有关。在农业的早期阶段，水稻与旱作相比，单产较低，并不显得特别优越，古人所说的“五谷”最初是不包括水稻的。唐宋以来，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水稻的增产潜力发挥出来了，稻谷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水稻是一种喜湿热气候，并需要大量水分的作物，最适合长江中下游和珠三角地区种植。在相近的耕作技术条件下，它的亩产量可达到三四百斤，往往要比小麦及粟、黍高出好几倍。再加上长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可以普遍实行复种，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还有，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合理耕作、适当施肥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加以利用，而且可以保持地力常新。比起北方旱作区大多只种一季，或者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的麦、粟来说，稻作大大缓解了人地矛盾。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生态角度看，水稻常年浸泡在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因反复灌溉和水分大量蒸发而造成的土壤盐碱化问题，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持续不衰。考察作物种植史，可以发现水稻自从被驯化和栽培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粮食作物可以取代它的地位了。当然，这还可以用稻米好吃、含热量高、耐饥又耐贮藏来解释。不论是江浙、岭南，还是云贵高原地区，稻米作为主食，与菜肉鱼虾搭配，改善了稻区民众的营养条件，也由此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稻米文化。这样，南方以稻米为中心的生产结构和地域文化，从唐宋时期就开始逐渐被固定下来，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作为稻作的起源地，其稻米文化还传播到日、韩等亚洲国家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稻米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书中说，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反映出稻米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近现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东南亚、欧美等地流动，中餐（米饭、炒菜）和中国文化一起向外传播，极大地吸引和影响了西方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水稻科技尤其是矮秆水稻品种的育成、杂交水稻技术的突破和新种质材料的取得，使得水稻良种良法进一步传往世界各地，带动了世界稻作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 《稻米之路》，作者：渡部忠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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