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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门德尔松诞辰200周年，在世界各地的纪念中，最显眼的课题是对这位备受定论所害的音乐家的重新发现。但在中国，有的事总是晚一些，去年北京的多场纪念音乐会都仅限于复排他脍炙人口的管弦乐。这等于继续忽略了他最重要的两个创作领域——宗教音乐和室内乐。到今年，一些室内乐音乐会中，才悄然出现门德尔松的曲目。比如最近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应四重奏与上海四重奏的音乐会上，前者演奏了门德尔松第六号F小调弦乐四重奏。 这件事，我期待了三个月。据我所知，这是此曲在北京的首演。1847年，门德尔松的姐姐芬妮死后，他写作此曲，不久也随之辞世，年仅38岁。 开篇，大提琴弓戳破琴箱般的和弦，继而中提琴、小提琴积聚紧张、尖锐而不失英俊的愕然，压不住死神的咄咄舞步。作为贝多芬的继承人，他深知命运主题，但这一次震颤他身体的琴箱的敲门声是死亡。随着呈示部主部的延展，不祥和悲伤交织出一种短暂模进的音型，带来最让我挥之不去的场景，仿佛阴暗的雨中许多蜘蛛反光的节肢抽动。发展部攀升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死之舞的紧逼中，小提琴像箭穿过一个接一个满弓，仿佛一个昏厥的人重新站立时，企图靠愤然的挺起拉长已然绷紧的自己。瞬间，弓弦相继绷断，而仰飞的箭如雨燕仍在空中高叫着。再现部沿袭了在苏格兰交响乐和第五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中得手的大提琴声部抒情，而这里伴随温厚眷顾的，是弹簧般蹿动的魂魄影子。第一乐章结尾扭转情绪而期许胜利，显得客套、勉为其难。 第二乐章主要是对恸哭的模拟。一种不容遏止的势头受到强忍的制动，撕裂出悲恸；在渐息的饮啜中，进入回忆。第三乐章是萦绕着逝去的美好场景的随想曲，以叙事的方式行进。第四乐章重回悲恸与嘶喊的现实情境，仿佛在越来越窄的过道回环着奔走，一个人被关闭在时间的牢狱，对眼见的死满怀不甘。我不怀疑地看到，这并非是芬妮的安魂曲，他写的是引力陷阱中自己的灵魂。大曲率的深渊，折射出经年的奔波身影。我以为作为问题的解决的末乐章，是否独具作曲家所发现的意义，是衡量创造力的一个标准。贝多芬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的历史思考，后世则总是沦为模仿体势而不知所云。只有门德尔松无尽的焦躁，和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无尽的悲哀，才重新说出真实无妄的结局。 尽管我听过无数版本，这次现场，我还是被马不停蹄的悲伤禁锢在前驱的姿势中。应四重奏组的演奏让紧张没有缝隙，大提琴厚实的低音令我满足，第一小提琴激情充沛，连第三乐章那种单线似的叙述也拉得浓重，只是有时来不及控制得再慢些。 由于强烈的愿望，我似乎感觉到前面听众的后脑勺、左右的呼吸，都渗出讶异的轻微变化。我非常想让这首乐曲给人们以震惊，用它的音色撕扯开流行于音乐史和抄来抄去的爱乐文章中的俗章浅见——门德尔松始终生活幸福，他的音乐优雅、欢快、没有痛苦和忧愁、不深刻、缺乏力量，天才的青年时期创作了一生中最好的乐曲…… 天才的内心是不可能安宁的！一个足够敏感的人，无论经历如何，都将感受到苦难。在他十八岁学习贝多芬晚期四重奏而写下的A小调弦乐四重奏中，惊艳的激情所带来的已不是维特式的烦恼，仿佛预示着伟大心灵的危机。而同调的苏格兰交响乐中，阴郁翻腾的，不仅仅是高原和海的景色。舒曼写到，在赞颂歌康塔塔之后，这位天才渐渐蒙上忧郁。 门德尔松致力于用自己的敏感和对优秀事物的判断引导社会，改变庸俗和市侩风气。他主持莱比锡音乐事务、身兼欧洲各大音乐节总监、创办音乐学院……许多人谈过他指挥时过敏的严格。他曾在信中抱怨整个慕尼黑没有人真正懂得海顿、莫扎特。柏林的专制气氛和国王对古典的附庸风雅让他厌恶。他以先知自比，写作清唱剧《以利亚》，因为他感到：他天生有一个使命，只能以此接近上帝，但执于此就必然面临他与所有人作斗争的境遇。这使他内在地具有一种悲剧性。
诚然，门德尔松的音乐有着无法避而不谈的局限性。由于虔诚的一神论思想，他太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力避浮夸之美，要求音乐对思想惟一准确的传达，因而总是写得太紧了，不够丰富、自由。他崇尚理性的欢乐之境却难以抵达，又时而轻视人生悲歌。在最后几年，他的许多作品预示了突破和剧变，潜隐的情绪不断被他自己发现并赋予表达方式。然而他未能度过身体和心灵的危机，F小调弦乐四重奏安放在一扇封存了新世界的石门上。 这场音乐会，上海四重奏还加盟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八重奏和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六重奏“佛罗伦萨的回忆”。前者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像是一场彼此争吵攻击的“开会迷”。后者也是我喜爱的室内乐，但这次现场感受却是——老柴写得太规矩了，听起来十分古典，还不如早了四十多年的门德尔松那曲来得先锋。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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