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在1640-1650年间，亚欧非三大洲的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饥荒与疫病流行，夺走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明清易代，恰好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相比于今天，17世纪处于一个典型的“小冰期”，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低2摄氏度左右，在明朝治下，洞庭湖结冰3次，太湖结冰4次。 崇祯初年，黄河水一度冰坚如石。换句话说，整个中国当时都处于严寒的淫威之下。根据学界得出的结论，这段长达数个世纪的小冰期正好在明末达到了气温最低点。 欧洲古代艺术家笔下瘟疫带来的惨象 早在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广东琼州府居然破天荒地出现降雪。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冬，广东的潮州地区也雨雪，积雪甚至厚达一尺有余。直到满清王朝建立后的1654年，地处江南，专种贡品柑橘的果园还在寒潮中毁于一旦。 这种长期低温的环境也自然影响到了明朝的内政与外交，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因为环境变化，生存条件愈发恶劣，资源匮乏。在明朝内部，大旱，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前者成为蒙古与满洲各部多次南下的根本原因，后者则导致西北贫困落后地区流民纷纷揭竿而起。
崇祯在位的前12年，中原地区就迎来了连续3年的大旱和6年的蝗灾，以至于出现“斗米千钱，人相食”的惨象。 在西北地区，情况同样惨不忍睹，崇祯二年，有大臣上疏说延安一带：“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15世纪初到明朝灭亡为止，平均不到13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瘟疫，“小冰期”的到来则加速了疫病的传播。1641年，大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举家而死的比比皆是。
北方边境的各游牧民族赖以为生的牧业也被天灾严重摧残，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蒙古部落）苦两三千里之旱也”。同时，满洲各部也一样深受其苦。气候变化及其衍生问题也就因此深刻地影响了晚明北方战局。 正是在蒙古部落遭灾之时，辽东经略袁应泰提出大收饥民，以拉拢人心，牵制后金，遂不顾手下反对，在辖区安置下不少蒙古难民。谁知后金方面早就在其中安插了大量奸细，反而使明军作战时后院起火，里外夹击，最终使明朝痛失包括重镇沈阳与辽阳在内的大片辽东领土，从此再未收复。
另一方面，皇太极在位之初也并未想入主中原，取朱明王朝而代之。他多次南侵更多是为了掠夺物资人口，以解决后金因灾荒带来的资源匮乏问题。 后来，他还主动向崇祯提议和谈，希望能恢复通商，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来自中原的物产。 可由于种种原因，明朝并不愿与后金议和，便只能投入更多军费，这使国库财政负担加大，还因为拖欠军饷激起边军哗变。 但面对财政困境，已苦于赈灾粮款不足的明廷一筹莫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然而，灭顶之灾的种子早已因此种下。 早在崇祯继位之初，为了节约开支，朝廷决定大规模裁撤驿站，这一政策虽为国库省下60多万两白银，却使数万驿卒丢了饭碗，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当时还不起眼，却使天下局势骤变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作为解读历史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作为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卜正民在著作中以气候变化的视角分析历史，也确实颇为有趣。他甚至专门探讨了老虎数量减少与明代环境恶化的关系。在火遍全球的“哈佛中国史”元明史部分中，他用大量篇幅为我们揭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环境灾难与气候变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