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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亨廷顿理论的启迪与谬误 作者：王缉思，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本文来源：《世界知识》2003年第9期 从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战争回溯——9·11的震荡，阿富汗战争的硝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岛惨案……所有这些把伊斯兰激进势力同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势力的尖锐矛盾，活生生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由得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十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这就是不断引起激烈争论和强烈抨击的“文明冲突论”。此处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实际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维的有限性
人们不断提起“文明冲突”的话题，显然不能证明亨廷顿理论的浅薄和荒谬。至少，亨廷顿独树一帜，判断并预见到了冷战后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形式，指出了病症，找到了病灶。至于病根，即文明之间冲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顿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见解。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册政论，扩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轰动的论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为了论证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顿近年来还做了不少学术调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各邀请一位学者，就冷战结束后对本国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国际政治格局撰写一篇论文。亨廷顿特别强调，论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观点或主流观点，而不是作者的个人观点。我给会议提交的论文指出，中国主流观点认为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主要威胁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主要外部威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要促成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会议上没有多少悬念的是，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国家眼中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 9·11以后的亨廷顿，以他一贯的冷峻，对于各种针对他的评论不做出任何直接回应，也很少发表言论。他曾经以一种“摆事实而不讲道理”的方式，在报刊上低调讲述了多年来“伊斯兰同其他文明的断层地带到处流淌着鲜血”的悲剧。 中国一些评论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他们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才是人类冲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顿所界定的“文明”，只不过是利益的载体。但是，这种“利益决定论”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的影响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宗教信仰呈上升趋势，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决定论”也很难解释恐怖主义的非理性行为。 作为政治学大家的亨廷顿，对于用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历史和政治行为，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机器有时还会失去理性的话，个人和非政府的团体更容易做出9·11那种丧失理智和违反人性的事情，从而灾难性地改变历史进程。亨廷顿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虽然他在著述中并没有清楚地表达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对宗教有切身体会，他才能够解释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行为的非理性思维。在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里，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决定论”、“利益决定论”、“权力决定论”容易深入人心，而对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认识。但是，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论人群如何思维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国际政治的真谛。就此而言，亨廷顿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今世界形势，理解9·11的发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结。 国内对亨廷顿的另一种批评，是说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对各种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间的对话。事实上，如果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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