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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30 19:20
凉月轻风
一
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使者去问箕子。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了，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将有大祸上身。”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君主无道长夜狂醉，可称为“天醉”。连天都喝醉了，那箕子又何必独醒呢？看箕子装醉的智慧，就不禁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愚昧感到惋惜。
二
越王勾践从吴国被放回后，他做了大量收买人心的事，他认下的干儿子竟有六千人之多，占了军队总人数的八分之一。一下子生出六千多个干儿子，在战场上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勾践的一生，充满了奸诈怨毒，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什么人伦道德，人格尊严荡然无存。他为了对吴王夫差表忠心，主动品尝仇人的大便，真正把无耻下流进行到底！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帮助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一举灭了吴国。胜利之后，残忍地把以身实施美人计的西施沉江，把范蠡逼走，最后又把文种赐死！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如此无耻歹毒的阴谋家，当他的阴谋诡计全部大白于天下时，后世却依然滔滔不绝的涌现出他的大量粉丝，这些崇拜者对他的成功羡慕不已，赞不绝口。对此现象，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成王败寇史。成功者的阴谋被书写成了智慧，胜利者的无耻被粉饰成了计谋，强者的残忍被涂抹成了英勇。勾践的故事带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是：为达目的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手段是无需选择的，可耻是没有底线的。
三
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所有父母都逼着自己的孩子熟读《五经》。但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把这些孩子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结果，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神童的特性而被活活逼死。
四
孔子的原配夫人来自宋国，《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年之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对此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孔鲤。亓官氏并未与孔子白头偕老，她被孔子无情地休弃了。后来亓官氏病死，孔鱼按照丧礼为生母服丧，孔子对此未加干涉。根据丧礼，如果儿子被休弃的生母死了，应为生母服丧一年。但是，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孝子已为人父，那么就不必为休弃的生母服丧。亓官氏死后，孔子允许伯鱼为亓官氏服丧一年。伯鱼在服丧期满后仍然为生母哭泣。孔子对此感到不满，觉得伯鱼做得太过分了，斥责他。伯鱼不敢违抗父命，只得停止哭母。亓官氏在后世被人们尊为圣母，孔庙中的寝殿即为供奉亓官氏的专祠。如果孔子重生，得知被他赶走的原配夫人亓官氏不仅又“回到”他的身边，而且还被一再加封为诰命夫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五
郑板桥，小时候家贫，曾经作过启蒙教师，即私塾先生，也称“教读”。后来他发达了，曾作过一道诗来自嘲，诗云：“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这首诗很形象地描绘了做“教读”的情状，“傍人门户”，“半饥半饱”，虽“无锁无枷”，也很“自在”，却实如“囚徒”，做得少了，父兄嫌弃；功劳多了，子弟又心里不爽。这样的生存状态，足以让人蒙羞。
六
清朝时，身为二品大员的甘肃巡抚对四品官兰州知府说，他有一位贵客今日到来，因有紧急公务不能脱身，故请知府代他前去迎接，并嘱咐一定要安排好食宿。知府领命后，心想：巡抚大人的贵客，定是非同寻常之人。当他见到客人后，对方只是个七品官。继而一想：怪不得巡抚自己要他来接客人，原来只是个七品官！便对客人有些怠慢，将其安排在普通驿站，以官方规定的对等礼仪予以接待。当知府向巡抚大人复命时，巡抚连称：“不好，不好！”便带着知府一同前往驿站。知府莫名其妙，边走边想：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能是巡抚大人的什么贵客？见了客人，巡抚赶忙下跪，说道：“恩师在上，请受学生一拜！”知府也慌忙跪下，连声说：“得罪得罪！不知大人乃抚台大人尊师，万望见谅！”后来，巡抚将客人安排在自己府衙，并对知府说：他的贵客虽是七品督学，当秀才时曾是自己的老师。他先于恩师十多年考上进士。知府感慨道：“下官也是秀才老师教出来的，只是从没像大人这样对待过恩师，实在惭愧！”
七
民国时期，蓝田县县长童冠文藏玉成癖，他平时对老百姓贪污勒索强征暴敛，得到的钱财大部分用来收藏古董玉石。后来童冠文因为催租逼税逼死了不少老百姓，引发学生上街游行，饥民也群起而攻之，童冠文被赶下了台，他费尽心机搜刮的不义之财和那些玉石古董，最终都被土匪抢走，还搭上了他的女儿。可见人的心术不正，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八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要编定官员的职数，据此裁汰官员”。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此前为二千多人，压缩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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