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作家为什么也不愿意写作

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描述了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小职员巴托比的形象。在小说里，这位巴托比先生，从不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者有没有亲人，吃穿住用都在办公室，平时哪里也不去，连周末也不出门闲逛，不跟同事寒暄打交道。除了抄写文书这样基本的工作完成后，只要你交代他任何一件其他事，他只会说一句:我宁愿不做。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位极其怪异的巴托比先生，在新世纪里竟然比梅尔维尔的笔下另外一位大明星《白鲸》更有名。巴托比成为了文学史上那些对写作说“不”的代言人，我喜欢的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巴托比症候群》，盘点了文学史很多一朝成名，就再也不写作的那种丧作家。马塔斯在这本掺杂着虚构与写实的独特文本中，信誓旦旦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研究当代文学的弊端。当代文学归根基地就是一种丧文学，掩藏着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让很多作家无法写作，他只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作家是写了几本书之后就再也无法写作，还有的作家是正在写作之中，但是最终却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只好也不再写作，还有的作家只是声称在写作，但是你一直等不到作品出版。无论哪一种都是可以冠之以“巴托比症候”。这一群文学病人，但是这样的文学病人，却让文学史变得另类和有趣。

文学史上具有“巴托比症候”的作家可以拍成一大排，比如有兰波，十七岁写了《醉舟》，十九岁，文学对他的吸引力已经很单薄了。他被生活本身的冒险吸引住，开始在德国、苏门答腊、苏丹等地闯荡冒险，走私过军火，贩卖过咖啡豆，当过摄影记者，做过雇佣兵，尽可能地挥霍生活。三十七岁时，因为肿瘤去世。

兰波的传奇性在于，他实践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有些人只是活着，而他想生活。他对文学的拒绝是因为从文学中看不到生活的激情，文学只是他尝试生活的一种，而且是极其有限的一种。就如同我们尝试过一种极限玩法之后，觉得还不够刺激，败兴而归。事实上，兰波文学以外的生活都比文学性生活有趣多了。

作家偷懒的理由当然有很多，比如当代的很多作家，因为受到电子媒体的困扰，各种分神，迟迟不能交稿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说的“巴托比症候”不属于此列，偷懒的理由不是不写作的理由，不写作的前提是想写，但无法写，不能写，写不成。文学史上有很多一招鲜的作家，一本书写完之后，再也不写了，像写《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哈珀·李，一辈子就留一本书传世，也足够传奇。

但是文学史还是讲究按资排辈的势利眼，很多不写作的作家还能在如此势利的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当然与别人对他的推崇有关系。比如像胡安·鲁尔福这样的作家，马尔克斯正是在读了《佩德罗·巴拉莫》之后重新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他此后把鲁尔福的书奉为神明，在写《百年孤独》之前，抄写了很多遍。

鲁尔福也是个抄写员，只不过他没有像巴托比先生那样拒绝一切，他白天抄写公司公文，晚上在家中下写作，一直默默无闻，跟卡夫卡、佩索阿等人一样。博尔赫斯在评价他的时候说他“喜欢阅读，孤独，写作”，这样的说法很诗意，但是任何人都明白，孤独不是一种诗意的滋味。鲁尔福总是不断地批阅、修改甚至销毁自己的手稿，所以，在近四十岁的时候才出版了第一本书《燃烧的原野》。就这样一本书，还是他一个要好而固执的朋友在他销毁手稿之前，偷偷带去了印刷厂。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佩德罗·巴拉莫》，这本小说一度改写了拉美文学的趣味，确立了拉美文学魔幻现实的基调。

写完这本书，此后三十年，鲁尔福再也没有写作。有人问他为何不继续写作时，鲁尔福回答说，他写下所有的故事都是叔叔告诉他的，现在他叔叔去世了，所以他不再写作。这个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每个不再写作的作家都会给自己找个合适的理由。但是对很作家而言，无论写作，还是对写作说不，都不需要理由。文学史上有很多巨著本身就是无法写完的。比如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我们能看到出版的两卷也并不完整，但是这种不完整已经让我们窥得了一种旷世巨作的面貌。安德烈·纪德在小说《沼泽》里创造了一个人物，从故事开头一直到结尾，总是试图写出一本书，却始终没有完成。对这样的作家而言，构建一个虚构的世界，比创造现实的世界更加困难，需要琢磨无数细节，穷尽一生的精力，可能也无法完成。巴托比症候，说白了，也是作家说不出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