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同个人的自觉活动联系起来。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划的例外：例如维科、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对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①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②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夏多布里昂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行，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只要稍为读读基佐、梯也尔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性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5]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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