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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文明，叶斐（Norman Yoffee）定义为 “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 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 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 在口头叙事与文献典籍之外，山川形胜、传世古物、宗教仪式、生活技艺都可能成为传承社会记忆的载体。文献典籍中的三代文明观，是先秦国家追溯历史，阐释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时使用的基本时空框架。因此，寻找三代王朝的史迹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核心议题之一。 先秦文献中，三代历史传统的开端涉及以下内容：一、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二、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三、以晋南盆地和伊洛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四、禹迹天下观。虽然传世文献书写的时间与它们所追述的事件间隔千年，但是它们关于过去的传述可以通过考古学手段独立考察——这些文献与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通过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框架，本文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 本文首先使用考古聚落方法建构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两千纪中期早期中国政治格局。然后，通过考察商代的社会结构探讨商代以前的历史遗产的传承。最后，从聚落考古学角度检视文献记载中周王朝肇建时期政治地理的布局与商代之前政治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关注的是空间范畴和辨识度的变化：从何时开始，历史地理与聚落考古分布特征出现高辨识度的契合？这涉及在考古重建的长时段历史与文献经典之间寻找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交叉点。 一 、龙山时代政治格局 （一）龙山转折：政治实验与互动网络的拓宽
本文所指的龙山时代以良渚社会的崩溃和陶寺早期为开端，以二里头的崛起为终结。这段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实验和互动网络的拓展。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导致这些尝试成败的历史因素，以及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积累而成的历史传统。无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所发明的过去，对历史遗产的强调显示政治实验这个概念兼顾了个人行动力和传统的力量。 龙山时代的政治实验在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交汇的框架内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张光直提出的史前中国互动圈，珀赛提出的连接西南亚与中亚城市的亚洲中部互动圈，寇尔所描述的联接草原和林区牧人与渔猎社会的北亚互动圈，在阿姆河、阿尔泰山、河西走廊、阴山沿线交汇，构成广义的龙山世界（图一）。三个互动圈的交汇联接起迥然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网络。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西南亚青铜时代中期城市间贸易网络的成熟，畜牧、牛车运输、和矿业的扩展，以及中亚农牧绿洲城市的发展共同导致欧亚草原流动性上升。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青铜时代城市国家通过交易青金石、绿松石、红玛瑙珠、冶金原料、象牙、海贝等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并有楔形文字文书与印信往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适合灌溉农耕与富有矿藏的地区都得到开发，并存在瑟拉子姆、绍图盖等来自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贸易据点。位于草原与中亚之间的泽拉夫尚山谷，因为富产多种金属矿藏而成为当时重要的资源输出中心。在这些中亚绿洲城市周围的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草原陶器与居址，显示这里成为欧亚草原与西南亚城市经济网络交汇之处。 图一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李旻绘制）
欧亚草原与林区渔猎社会之间的频繁交流，使得北亚物质文化风格逐渐趋同，并在公元三千纪晚期形成分布广阔的安德罗诺沃物质文化传统。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开始的阿尔泰北麓林区冶金活动，到三千纪末发展成为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其具有代表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涵盖西到芬兰、东到南阳盆地的广阔地域。中亚、北亚的冶金传统随着这个技术与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其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发端。 中亚、北亚与黄河中上游史前社会的往来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现端倪。青海柳湾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多座墓葬中，已经出现三角斜线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箙，显示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沿线已经存在交往，北方渔猎民族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毛皮贸易，可能是这种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随后，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墓葬中陆续出现货贝、石仿贝、铜制品，这些现象出现的背景是甘青农牧社会的繁荣所带来的人口流动与远程交往上升。此后，这些区域间交往的拓展导致冶金技术传统、畜牧与麦作等技术在龙山社会的传播。
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出土三角斜线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箙（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
龙山世界中三个互动圈的交汇，导致结构完全不同的社会得以沟通，并拓展了地理、贸易、技术、宗教等知识。复杂的地貌特征、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又促使交汇区内各地社会作出不同的技术选择。其中，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西南亚、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的发展，为当时的互动网络赋予空前丰富的知识与技术多样性。这些青铜时代城市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相继衰落后，直到公元前一千纪阿契美尼德帝国崛起，中亚才迎来第二次城市化的潮流。 龙山时期也是一个气候、生态、与生业经济意义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此时正值全新世气候史上一个重要的异常波动期。综合不同分析手段重建的气候纪录显示全新世大暖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终结，气候转为干冷。其中，从公元前2400年前后开始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的减弱，出现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其间数度出现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降水在持续干旱之后发生至少两次大规模逆转，这种现象对黄土高原地貌的破坏性尤为明显——持续的寒冷干旱造成植被减退，在暴雨来袭时，河川流速流量都超过以往，形成直接威胁河谷与山前聚落的洪灾。同时，黄土的易蚀结构加剧了植被退化后的土壤流失。大量携带泥沙的洪水到达平原地区后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导致下游河床淤塞，河水溢出堤岸威胁平原聚落与耕地。在黄河上游的官厅盆地，中游的关中盆地、洛阳盆地，以及黄土高原支流河谷都曾发现这类洪灾遗存。 两种洪灾成因互相关联，对河谷与平原聚落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此类相关灾变的蔓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灾变规模的扩大可能造成人员的离散迁徙，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生存地区，向有安全屏障的河谷和高地集聚，改变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分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亦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在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的拓展。从河西走廊，到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玉矿、金属矿脉、盐湖、草场等资源分布地带成为不同经济型态的社会群体交汇之所。 气候的灾变改变了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格局与走向。在这个变化中的框架之内，地形特征、社会回应、经济形态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对各地社会如何因应这场危机缺乏深入了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聚落考古方法观察龙山时期几个主要政治舞台之上，以早期都邑为中心的发展轨迹。早期都邑，指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政权发展、社会分化、财富集中、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多样性以及远距交换的迹象。周围城镇的出现伴随着早期都邑的繁荣，共同形成包含不同层级的聚落型态。建立王权与国家的尝试可能反复在这些早期都邑中发生。随着政治实验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尝试为后代社会留下持久的社会记忆与历史遗产。
（二）高地龙山社会的崛起
本文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概括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聚落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考古学文化强调器物群的排他性，而以自然地理定义的高地龙山社会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种交往。黄河及其支流成为维系高地龙山社会共同传统的纽带。虽然黄土高原复杂的地貌导致诸多风格流变，各地共享以鬲、斝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高地陶器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并共同参与以龙山玉器为标志的交换网络与宗教传统。 自公元前2300年起，包括汾河下游河谷与运城盆地的晋南出现空前规模的人口集中。高炜估计崇山北麓的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一万座以上。墓地中最复杂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涉及一百八十五座墓葬，为中国历代墓葬所仅见。墓地规模显示，陶寺居民总数，远远超过当时其他龙山遗址。如果以崇山南麓拥有两万座墓葬的曲村为参照，陶寺人口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这座西周都邑的一半。
陶寺与崇山（美国地质局科罗拉卫星影像）
陶寺遗址绝大多数墓葬朝向崇山主峰，表明随着早期都邑的成长，当地社会形成一套以崇山为中心的山川信仰，帮助陶寺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新的宗教传统与社会认同。苏秉琦指出，崇山南、北两侧的龙山聚落，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长约五十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时代中国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可能体现了当时大型政治联盟的形成。 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与文化多样性。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相较于龙山时期之前的墓葬随葬物品大量重复的特点，陶寺早期的高级贵族墓葬体现一套更加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佩戴绿松石镶嵌腕饰，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乐器与丰盛的漆木彩绘陶器。苏秉琦用“王者之气”这个概念来描述陶寺早期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来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并不纠缠于酋领与君王之间的类型学差别。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鼍鼓、石磬，是以钟磬为核心的三代贵族音乐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显示陶寺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陶寺南北的次级中心也都有发现以彩绘陶器和玉石兵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墓地。类似的遗存出现在高地社会周边的河谷走廊，例如中条山南麓清凉寺墓地和太行东麓的汤阴白营遗址龙山早期遗存。
陶寺早期2001大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临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394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陶寺早期M2001大墓绿松石腕饰 下靳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饰（梁星彭、李兆祥、张新治：《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陶寺中期M22壁龛大墓（何驽、严志斌、宋建忠：《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
陶寺遗址规模在中期达到全盛。中期M22号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与三门峡虢季墓等商周高级贵族墓葬相当。但是它的结构与商周礼制非常不同——墓室四周设置十一个壁龛，用于陈设食物、彩绘陶器、漆木酒器、玉器等。大墓在下葬不久即遭盗毁，残棺周围散布的绿松石镶嵌残片，盗洞内遗留的货贝显示出揭示陶寺早中期社会已经参与了前述自马家窑文化晚期开始形成的跨区域互动网络。附近拥有一千五百多座墓葬的下靳墓地，也出现佩戴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饰的墓葬，如M76。在陶寺与石峁墓葬中发现的铜玉合璧制品，进一步显示高地龙山社会与中、北亚冶金社会的间接交流以及物质文化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陶寺晚期遗存呈现出跨区域交流的上升。其中，晚期M3296墓墓主腰间佩戴的铜铃是金属响器首次在古代中国出现，并为后来的二里头贵族文化所传承。一只陶扁壶上的朱砂题名，书写形式与结构已经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而城中暴力行为遗留下的证据、贵族墓葬与宫殿建筑的系统毁弃集中反映出晋南龙山政权的脆弱性。 陶寺中晚期之间的变故，伴随着于来自晋陕高原中北部的各种肥足鬲和单把鬲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牛羊畜牧的增长。因此，陶寺及其周边遗址在晚期发生政治动荡的主因，可能源于黄土高原的政治势力对晋南盆地的渗透。这促使我们把视角转向高原社会。这里黄河支流河谷贯穿高原，形成连接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晋南盆地的通道。作为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的交界地带，物资的交换、人群的往来、政治势力的冲突在其间反复上演。而四千多年前，南北的折冲造在这里造就的不是军事边界，而是一个规模与陶寺相当的新兴宗教与政治中心。 由三重石墙所环绕的石峁山城（约四平方公里），建于秃尾河谷高低错落的台地之上。其核心建筑是至少十一级、顶部面积约八万平方米的皇城台，其上布满大型宗教或政治聚集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包括陶器、玉器、人兽骨骼以及壁画碎片。皇城台附近分布有高规格的石墙建筑和贵族墓地，其大墓规模及格局与陶寺M22号大墓接近，并建有壁龛。 石峁石城 石峁东门（邵晶摄）
另一核心建筑是位于山城内制高点的东门。这里远离西面河谷内的交通要道，规模宏大的石筑城门建筑群朝向沟壑纵横的旷野。东门石墙上曾装饰有彩绘几何纹壁画、石雕人头、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门地道下发现多个人头祭祀坑。这些独特的遗迹和选址特征共同显示强烈的宗教性特征──东门不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仪式之门。这些的新的仪式场景表明，一个大型宗教与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陕北形成。 石峁遗址内墓葬和祭祀遗迹曾经埋藏数以千计的玉器。东方西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流域，西方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南方江汉流域后石家河龙山文化作坊都有玉制品流入，反映了龙山时代交换网络的扩展。无论是埋藏于特定地点，还是系统地插入石墙，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征强调的是营造与界定神圣空间。中国史前社会使用玉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作为贵重物品随葬于长江下游的良渚贵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龙山时代才开始在各区域社会中广为传播。 造型方面，高地龙山玉器群结合东方社会传统形制和新创造型。陕北石峁、芦山峁等遗址不仅使用良渚传世玉琮，还使用来自各地龙山作坊的仿制品。同时，石峁遗址的仪式性活动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国许多考古遗址的埋藏场景显示玉牙璋的出现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例如沂南罗圈峪的丘陵石缝中、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中、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中。玉牙璋和相关仪式的扩散，可能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网络的跨区域传播──在这种宗教传统中，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来召唤山川形胜中的超自然力量。 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布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图瓦至贝加尔湖一带，阿尔泰山林区畜牧与渔猎社会盛行在山上营建兼具宗教与防御功能的石城，其中遗物属于奥库涅夫物质文化传统。这些山城是林中百姓举行仪式聚会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人兽牺牲，以及将石雕人像、人头、浮雕立石筑入石墙的建筑传统。 石峁和陶寺发现的铜制品，与欧亚多金属冶金技术传统的扩张，特别是针叶林区合范冶金技术向东南传布的时空趋势相符。作为历史悠久的欧亚冶金网络的东端，北亚渔猎社会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出现冶金活动。当地工匠掌握包含陨铁在内的多金属冶金知识，并在三千纪末发展出造型简单但技术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当这些物品、技术与畜牧经济沿着高原河谷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高地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朱开沟、石峁所见的蛇纹陶鬲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的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的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颇具规模。 （三）东方低地龙山社会
低地龙山社会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用鼎传统。随着良渚与石家河两个长江中下游主要宗教与政治中心的瓦解，贯通东方平原的淮河流域成为低地龙山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从桐柏、嵩山到泰沂山区南麓，淮河流域支流河谷构成密集的交通网络，连接周边龙山社会。同时，淮河流域社会在东方物质文化的扩散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良渚、山东、后石家河龙山玉器可能通过淮河流域到达黄土高原。 在淮河流域的西北角，瓦店、王城岗、古城寨、平粮台等龙山晚期城邑兴起于嵩山南麓河谷和周边平原。颖水河谷中的瓦店（约一平方公里）是淮河上游最大的龙山都邑，并与长江中游地区与高地龙山社会交流频繁。淮河流域北部的山台寺遗址发现作为祭祀牺牲瘗埋的九头黄牛与蛋壳黑陶残片共存，显示来自高地社会的家畜被引入东方社会以猪为主的传统宗教仪式。这个发展对以牛、羊、猪为中心的三代祭牲传统的形成尤为重要。 在淮河流域的东北角，两处重要的龙山都邑尧王城（约四平方公里）和两城镇（约一平方公里）兴起于鲁南海滨的日照盆地。当地物质文化体现出的连续性，说明这两处龙山都邑是以陵阳河等大汶口晚期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当地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鲁北城子崖、桐林等一群中小型龙山城镇沿泰山北麓一线排开，并通过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保持海上交往。这些龙山城镇可能各自为政，也可能形成以鲁南两个都邑为中心的东方政治联盟。山东龙山社会的墓地虽然远不如陶寺墓地规模庞大，但也呈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獐牙等做法延续裴李岗时代开启的仪式传统。快轮制作、陶胎极薄的蛋壳黑陶承袭自东方良渚—大汶口社会的宴饮传统与制陶技术。尹家城等龙山墓地与高地龙山社会一样出现破坏贵族墓葬的情况，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动荡的证据。 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规模与陶寺大墓接近，拥有彩绘棺椁、边厢、以及精美的酒器，墓主可能属于当地龙山聚落领主。西朱封大墓出土的白玉镶嵌绿松石头饰和两城镇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与陶寺与下靳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头饰与腕饰制作工艺相同。这种绿松石镶嵌腕饰，分布范围从黄河上游到山东沿海，体现了龙山世界中各地贵族之间密切的交往。绿松石镶嵌技术传统后来为二里头和殷商王室作坊所继承，成为三代文明贵族艺术的核心内容之一。两城镇遗址早期调查发现的环纹货贝在海洋资源丰富的良渚和沿海贝丘中都未曾出现过，更可能是通过高地龙山社会辗转而来。山东的璇玑造型玉器，也揭示出渤海沿岸龙山社会与石峁之间的密切往来。 淮河流域以北，焦作西金城、辉县孟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邯郸涧沟、任丘哑吧庄等一系列龙山城镇沿太行东麓平原分布，并成为太行两翼龙山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白营、哑吧庄等遗址的龙山陶器群，汇集黄土高原、淮河流域、以及山东半岛的作品和制作技术。西金城与孟庄城址都发现大规模洪水破坏的痕迹，可能是气候波动与地形特点交叉作用的结果。 （四）龙山时代的核心特征
从考古学角度看，龙山时期是一个灾害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的落幕与高地龙山中心的崛起是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融合多生态区、多经济形式、与多区域文化形成的龙山知识体系与技术传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知识前提。龙山都邑中早期王权的发展可以从这个拓宽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新的符号、造型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与礼制传统，使得龙山社会成为形塑新兴传统的辐凑之所。其中，青铜、文字、货贝、骨卜与牛羊牺牲的使用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传统。
图二 龙山陶多耳罐 1青海柳湾M114出土 2 商洛东龙山M43出土 3 河南淅川下王岗出土 4 湖北郧县辽瓦店子G21出土
连接关中与江汉的商洛走廊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矿冶知识南下的通道。公元前二千纪初，具有甘青齐家文化特征的高地龙山陶器群分布通过关中沣西、蓝田泄湖、商洛东龙山，到达商洛走廊南端的淅川下王岗和郧县辽瓦店子（图二）。下王岗发现的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显示欧亚冶金技术网络已经伴随齐家文化的南下延伸到富藏绿松石与铜矿的汉江流域。无论是渐渐积累还是系统地勘查，矿藏知识的汇集构成青铜时代王权国家的核心知识。
淅川下王岗北亚铜矛（高江涛摄）
剧变的社会以及壮阔的山川形胜，为创造具有政治与宗教意义的传说，提供最佳的脚本。尽管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是根据传世文献的线索展开，随后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与钻探证实陶寺的确是龙山时代晋南盆地的中心聚落。从发现至今，陶寺与传说时代唐、夏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传世献中的历史地理线索、碳十四年代测年、陶器编年，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时空轮廓。 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其他龙山都邑。颍河河谷中的王城岗和瓦店，淮河中游的禹会遗址都座落于文献传说中的热点地带。禹会祭祀遗址的大型夯土长台正对淮河穿越涂荆二山之间的豁口。长台的建造过程使用不同色泽的土层形塑出起伏的表面与交叉的土岭，台上曾燃有火焰，台基留有用于安插旗杆或木柱的长排柱洞。周边大量散布祭祀与宴饮活动遗留下的陶器与兽骨，其来源复杂的陶器群显示仪式的参与者来源甚广。淮河干流穿山而过的壮丽景观使这个布莱德利所谓“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自然形胜”成为古代社会宗教朝圣或政治聚会的理想选址。
蚌埠禹会涂山（石涛摄）
蚌埠禹会涂山祭台（石涛摄于蚌埠市博物馆）
考古材料的持续积累和年代学细化加深了我们对考古分布特征与文献传说中两者关系的了解。龙山时期之前与之后的社会记忆，在时空框架的辨识度上出现重大变化。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良渚，在规模上比陶寺、石峁、尧王城等龙山都邑更庞大、财富更集中、社会结构也更加稳定。然而，文献中未留下关于江南史前文明的线索。在神话传说中我们也很难辨认出与良渚神徽相关的宗教与政治传统。相较之下，《史记·晋世家》对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传说政权唐的历史地理描述，可以达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样具体并与晋南龙山时代聚落考古特征高度重合的时空范围。晋南盆地成为周人传说叙事的重要场景，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是传说时代故事集中发生的时段──这是讨论古典文献中传说叙事的基本坐标。下面的议题是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如何为青铜时代的中国社会所传承，并成为为周人历史知识的源泉。
二 、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
（一）二里头时代——洛阳中心政治格局的形成
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后，晋南、山东、颖河流域龙山都邑相继崩溃，各地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在晋南，后龙山时代遗址的数量稀少与庙底沟－龙山时代遗址的密集分布形成显明的对照。同样，山东在龙山中期之后开始陷入持久的衰落中，当地岳石文化遗址数量稀散，物质文化也出现明显的衰退。虽然此番巨变对早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我们对龙山社会的崩溃过程与原因尚没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世文献也没有留下相关传说线索。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崩溃会导致社会记忆的中断与失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文化延续的考古证据。 随着陶寺、王城岗、瓦店、尧王城等龙山城邑的相继衰落，早期中国主要的政治舞台，开始向嵩山周边河谷转移。先是淮河流域上游出现新砦古城，其复杂的物质文化与陶器传统显示出来自南北和东方各地势力的整合。随后，洛阳盆地内出现与新砦规模相当的花地嘴遗址。这里发现有大量祭祀坑，埋藏有精致的宴饮陶器、大型朱绘陶瓮、以及人畜牺牲。祭祀坑中黑玉牙璋的发现揭示出与龙山宗教传统紧密的联系。花地嘴坐落于邙山之尾的台地上，俯瞰伊洛河穿山入黄河，是洛汭形胜的一部分。地貌学调查显示洛阳盆地在龙山时代曾经历了大规模洪灾，因此花地嘴的发现可能与山川祭祀活动有关。新砦和花地嘴使用时间都不长，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前后伴随二里头的崛起而相继衰落。
洛阳盆地龙山到青铜时代重要遗址（李旻绘制）
在龙山时代的政治格局中，嵩山北麓的洛阳盆地处于高地龙山社会与淮河流域之间的过渡地带。二里头遗址由许多环绕于嵩山地区甚至外围来源更广泛的社群聚合发展而成。二里头的炊具主要包括当地的深腹罐、来自关中盆地和商洛走廊的的花边罐、以及嵩山南麓淮河支流河谷的各种陶鼎。陶器制作也结合不同地区的技术，例如二里头一期在高地花边罐造型的鼎身上侧装三角形鼎足，是移民社会中物质文化和工艺传统重新整合的产物。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2002VM3）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的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显示身体的运动与金属制品的声音、光泽与色彩的紧密结合。这些非凡的体验，以及使用青铜容器加工与饮用的酒类，成为二里头文明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源泉。从在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它们的出现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辐辏聚合的证据。
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2002VM3）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矿业的拓展是二里头青铜冶铸与绿松石加工业兴盛的前提。二里头遗址青铜、绿松石作坊选址紧临宫殿区，显示当地政治权威对贵重物品生产的掌控。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源自草原、林区、中亚三地交汇区域中出现的合范铸造技术，是欧亚冶金网络的东亚延伸和本地创新。除了鼎等传统造型之外，二里头陶器与铜器包括一些新出现的特殊器型，例如长流爵、管流爵和封口盉，其设计目的集中于材料的加热过滤与精确调配，显示出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交汇的大背景之下祭祀仪式与宗教体验的拓展，并因此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直接来。 在洛阳盆地之外，二里头在其近畿地区以及连接长江中游与晋南盆地贸易网络的沿线要地兴建了一系列据点，便于二里头政权控制金属矿藏、绿松石、盐、朱砂，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二里头据点都很小，其几万或十几万平方米的规模与之前晋南盆地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都邑不成比例。这个现象揭示出龙山社会崩溃留下的深远影响──晋南政治中心的衰落，使晋南盆地从一个龙山社会发展核心地区变成黄土高原社会与新兴中原政治势力之间的中间地带。晋南人口衰退的现象持续到公元前一千纪初天马曲村的建立才开始得到逆转。 二里头着重青铜礼器的生产，以及向中条山和江汉产铜地区的扩张，表现出三代文明一个重要传统，即以金属矿藏为核心的政治山川观念的形成。前述齐家文化特征的器物群沿商洛走廊进入江汉流域的分布特征显示这个过程在龙山晚期已经开始，并在二里头时代形成颇具规模的知识体系。作为第一个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早期政权，二里头的影响力兼跨晋南盆地、伊洛河谷、淮河流域——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初步形成。
（二）二里岗时代——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巩固
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太行山东麓河内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田野考古中识别商代聚落，并为其分期断代，主要依赖对高地社会日用炊具陶鬲的类型学观察。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晋中风格的陶鬲跟随沿着太行河谷走廊向东迁徙的高地居民出现于太行山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史称河内的狭窄平原。从太行西麓的太原盆地到东麓的河内平原，我们可以从杏花、白燕等遗址看到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发展，以及与下七垣文化陶器传统的连续性。相较于二里头遗址的技术与政治发展，河内下七垣文化聚落之间体现出紧密的联系，但鲜少发现中心都邑的迹象，也没有发达的冶金。 下七垣文化器物群是黄土高原陶器传统第一次系统的出现在低地平原。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中陶鬲的数量明显增加，显示河内对洛阳盆地的渗透。四期后二里头古城的衰落，伴随着二里头遗址东邻偃师古城以及洛阳盆地以东的郑州古城的兴建。偃师与郑州的陶器组合都以下七垣文化的陶鬲为核心，表明洛阳盆地内外物质文化与政治的变化是由河内政治势力，沿古黄河南下，进入洛阳盆地，征服二里头政权造成的。 作为新兴政治中心，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的技术知识、人力资源、以及政治经验。以陶鬲为核心的二里岗文化从郑州向外扩张，分布范围西到关中、南到湘西、东到鲁中、北到燕山。自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偃师与郑州古城兴建起，至二千纪末殷墟废弃止，这种陶鬲表现出连贯的风格演变，其分布时空特征与文献中对商王朝的描述基本重合。因此，政权更替是对考古学所见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洛阳盆地内外所发生的政治与文化变局的合理解释。 许多迹象表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和地理知识为早商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蓝图。在望京楼、垣曲、东下冯、东赵、盘龙城等遗址，许多早商据点兴建于二里头聚落之上或近旁。郑州还通过盘龙城据点的设立，巩固并拓展了对长江中游铜矿区的控制。只有早商向太行两翼、关中、以及山东的扩张突破了二里头政权的格局。商王朝物质文化融合了两个区域传统。一方面，商人的扩张彻底打破了龙山时代以来高地与低地饮食传统之间以鼎、鬲为别的文化区隔。陶鬲技术与风格的连贯性来自制陶技术在族群内的传承，也是商政权以器用巩固其文化特征与身分认同的措施。另一方面，二里头政权消亡之后，商人贵族文化沿用了二里头用于祭祀宴飨的铜鼎造型与铸造技术。郑州冶金作坊制作的大型青铜方鼎，已经成为商王朝政治与宗教权威的核心象征。同时，商人工匠能成熟地使用绿松石镶嵌，并掌握包括陨铁在内的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这些技术使商文明在殷墟时代达到三代物质文化的巅峰。
（三）殷墟时代——重返河内
早商王朝在迅速扩张后遭遇一连串的政治危机而频繁迁都，最终返回太行与古黄河之间的河内平原，先定都洹北，再迁址殷墟。殷墟发现的宫殿基址、各类作坊、王室大墓、大规模人畜牺牲、甲骨卜辞，为文献有关殷商王朝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武丁之后，殷商王朝相继放弃早商在关中、晋南、洛阳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设立的据点。在江淮和关中，因早商扩张而出现的二里岗上层文化陶器群，为风格各异的地方传统所取代，而这些地方传统常常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在晋南和洛阳盆地内，殷墟二期之后聚落数量与规模都急剧下降——商人与黄土高原上的高地政治势力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 从聚落考古学角度来看，河内位居高地社会边缘，是一个没有伟大历史遗产的地方。相反，洛阳和晋南两个晚商时代的无人区却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政治与宗教发展的中心舞台。殷商王朝政治重心向河内的回归，使其在空间上进一步远离晋南和洛阳。因此，殷商对洛阳和晋南盆地的放弃意味着二里头所建立，为郑州政权所巩固的中原中心格局的解体。这种政治格局与历史地理特征对理解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和周人灭商之后以三代历史地理为蓝图的建国叙事有重要影响。
（四）在空隙中传续的历史传统
吉德炜曾以多孔的瑞士奶酪来形容晚商政权结构——在商人军事据点之间和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带，仍存在许多非商政治和文化传统。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如何为周人所继承。即便是在早商势力极度扩张之际，那些反抗商人统治的政治势力，或是位于商人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高地社会，仍然在传承龙山时代的政治遗产。在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的重要中心石峁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依然存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建筑、以陶鬲和彩绘陶器为中心的制陶业都继承了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特征。 许多证据显示高地社会存在与商为敌和与商联盟的两种势力。在武丁王室卜辞中，妇好曾经率军队讨伐西部高地的敌人。妇好墓双壁龛的特殊结构和随葬器物特征，都显示妇好可能是一位与商王联姻的高地贵族妇女。浮山桥北先族墓地也可能代表晋南盆地北缘与殷商王室关系密切的政权。浮山以北的高原河谷中，分布的着以李家崖、辛庄、高红为代表的山城遗址。他们很可能是殷墟卜辞中商人称为鬼方、羌方、土方和（工口）方一类的敌对力量。从空间与制陶传统来看，它们与高地龙山传统有传承关系，未曾被纳入二里头和商王朝直接控制之下。本文把这些区域社会称为高地记忆群体，他们与殷商王室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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