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苏曼殊

2017-09-12  拔涉者文摘


张家康丨文



陈独秀和苏曼殊相识于日本,正所谓风华少年。他们意趣相投,以文相识。苏曼殊其生也短,交友遍于国中,而知己者算来也是屈指可数,陈独秀乃当之无愧。苏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率性而为的诗人气质,给陈独秀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晚年念及,都有动情之处。 

师从陈独秀学诗

二十世纪初,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日本。1902年冬,陈独秀与苏曼殊等在日本成立青年会,抱定推翻满清的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二十四岁,苏曼殊十九岁。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世纪初的历史星空上,熠熠闪烁着许多耀眼的政治明星,陈独秀与苏曼殊尤为璀璨夺目。


陈独秀曾信奉康梁,后又成为康梁反对派,与生俱来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使之把所有激情都投之于政治,是个天生的革命家。苏曼殊是个具有中日混血的文学家,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其短暂的一生交游广阔,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鲁迅、柳亚子、蒋介石等人都是他的朋友。


苏曼殊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惟有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1935年,柳亚子曾在一首七绝中写道:“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也是曼殊朋友的柳亚子已经说的十分明白,苏曼殊的三个朋友中,陈独秀是最贤的。 


次年3月,陈独秀因不满清政府派来的学监姚某的管制,和邹容、张继等强行将其辫子剪掉,这下可捅了娄子,日本警视厅对陈独秀等发出通缉令。躲过敌人的追捕,他由日本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又在安庆藏书楼发表辞情激昂的演说,倡议建立国民同盟会,旨在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他因此而声誉鹊起,有“皖城名士”的美称。 


他应章士钊之邀来到上海,共同创办《国民日日报》,这是继《苏报》后又一份鼓吹革命、号召排满的激进报纸。不久,苏曼殊也辗转来到上海,找到《国民日日报》,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两人情趣相投,都以救国救民为神圣的职责。章士钊、陈独秀都十分喜爱苏曼殊,还在他未来上海之前,便发表了他的二首诗: 


一 


踏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首诗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以鲁连、荆轲为楷模,对清朝统治者深恶痛绝,自许将为人民大众复仇雪恨。


说起苏曼殊做诗,他和陈独秀还有一段师生之谊。苏曼殊出生于日本横滨,五岁回广东原籍,十二岁去上海姑母家,十六岁又回日本横滨,尽管他聪慧伶俐、洋溢诗情,但是,耳濡目染的语言环境,使他不谙韵律,做不出一首好诗。在日本时,他曾师从章太炎学诗,却因时间短促而作罢。


陈独秀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胡适便说陈独秀“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李大钊则称他为诗坛之“大匠”。陈独秀谈起这段往事时说:


“曼殊自幼没有好好读书,但他是个绝顶聪明人,是个天才。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连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 

               

此时,苏曼殊的《鸣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也为《国民日日报》所发表。他的诗文很受读者喜爱,于是,他用汉语写作的信心便日益坚定。


合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酷爱法国文学,尤其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可谓百读不厌。当时国内已流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读过后并不满意,计划着重新翻译《茶花女》。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许多人都在翘首盼望新译本《茶花女》的问世。


陈独秀虽和苏曼殊有同感,但是,他认为在法国文学中,唯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最具有时代特征,他劝苏曼殊与其译小仲马,不如译雨果。同时,他还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苏曼殊应允了陈独秀,开始翻译《悲惨世界》,并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


陈独秀参与了这项工作。多少年后,他们的朋友柳亚子曾回忆,陈独秀于苏曼殊的“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的汉文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苏曼殊称陈独秀是自己的“畏友”。


他们所译的《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虽有首译雨果(旧译嚣俄)作品之称,但是,译文常常是乱添乱造,很不忠实于原著。尤其是译文自第七回起,又凭空编造了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取名明白,字男德,谐音难得明白,其他一些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州苟(满州狗)等,都明白无遗地表示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应该说《惨社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作,因为它只借用了雨果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并将它们安置于晚清的社会生活实际之中,从而集中凸现了他们爱憎分明的思想情绪。


书中主人公男德说出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哪注定应该是那一个人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无怪乎章士钊读后,自然想到陈独秀“所怀思想,尽与此相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男德的身上已深深的铭刻着苏曼殊、陈独秀的思想印记。


《惨社会》一直在《国民日日报》连载,到刊载至第十一回的大半时,《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借故离开报社,译作也半途停了下来。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看好这本书,很想出单行本,他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陈独秀便担任起译作的整理和润色,并从第11回译至14回。1904年,镜今书局出单行本时,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陈由己乃陈独秀笔名。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馆再版。


1918年,苏曼殊逝世,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为突出纪念苏曼殊,竟然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了苏曼殊大师遗著,书名又改为《惨社会》。1925年,泰东书局再版时,又将书名恢复为《惨世界》。


行云流水一孤僧

苏曼殊之所以撂下未译完的书离开报社,究其原因,是不满意报社的烦人事务和无聊的权利争执。他是个富有个性的文人,不屑于争权夺利,不愿受人制约和管束,向来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此点与陈独秀极为投契,尽管陈独秀一再挽留,他还是执意要天南地北、周历四方。临行前,他给陈独秀留了二首诗,其中一首为: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


苏曼殊带着无尽的伤感,开始新的孤独的漫游生活。他在香港短暂停留后,又去惠州落发为僧,接着游历暹罗、锡兰,后又经长沙到南京。


1906年夏,他应刘师培之邀来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在这里又意外地遇见陈独秀,两人欢洽一处,并于暑假同去日本。


日本之行,引来了一段饶有兴味的故事。当他们由日本乘船回国时,闲来无聊,便海阔天空的扯起山海经。苏曼殊津津乐道,炫耀起已在日本又结交一中意女友。陈独秀知道他的急燥性情,有意挑逗他,故而充耳不闻,佯装不信,他一再解说,陈独秀还是摇头,他真的急了,突突地跑进舱内,捧出日本女友的众多发饰给陈独秀看:“仲甫,这可是真的呀!”说着便失声痛哭,并把发饰全部抛向大海。


三十年后,陈独秀向友人述及此事时,还忍俊不禁,讪讪发笑,并能完完整整地背诵出当时所作《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


身随香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沈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这期间,对于苏曼殊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梵文典》的撰述。梵文是古代印度的语言文字,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苏曼殊还是在游历暹罗时,师从一位名叫乔悉磨的长老所学,并由此进入印度古典文学和佛学的新天地。他的《梵文典》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朋友们纷纷致贺,章太炎、刘师培都为之作序,陈独秀亦作诗一首志贺: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1909年1月至8月,他们同住东京清寿馆。此时,苏曼殊正与乐伎百助眉史相识相爱,可自从芒鞋破钵,皈依佛门后,他便常常在灵与肉、佛与魔的冲突中挣扎苦斗,陷入难以言喻的矛盾之中。“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凄苦无奈的心境,只有向老友袒露。


苏曼殊如此多愁善感,欲爱不能,欲罢不忍,心灵上的痛感,只能自己默默担当承受。陈独秀和诗开导苏曼殊:“一拄一弦亲手托,化身愿作乐中筝。”“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这是陈独秀的劝慰,更是陈独秀对于爱情的富有哲理的深层次的思考。 


此去凭君珍重看

这年9、10月间,他们都从日本回国。陈独秀因长兄病逝而去了沈阳。苏曼殊则到上海小住几日后,又去了杭州。当陈独秀料理完兄长的丧事,再到杭州时,苏曼殊又去了爪哇,两人未得相遇。陈独秀因此而感慨系之,怀念起昔日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并为之作诗《存殁六绝句》,回忆那些已故和健在的朋友,其中便有思念苏曼殊的绝句一首: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


陈独秀在这首绝句中,思念健在的苏曼殊和已故的葛循叔。上人为僧人的敬称,所谓“广州曼上人”即“广州苏曼殊和尚”。“曼殊善画工虚写,”“南国投荒期皓首,”他称赞苏曼殊的画虚实相生、淡浓相间,有着朦胧含蓄的艺术境界,同时又为苏曼殊当年虽游南亚诸国,而最终未往印度朝圣所慨叹遗憾。他将《存殁六绝句》抄寄给苏曼殊。《存殁六绝句》曾响绝当时,以至五十年代,周恩来与章士钊相聚忆及往事时,仍能一字不误地吟哦背诵。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举国哗然。孙中山当机决定兴兵讨袁,并召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来上海共商大计,陈独秀时为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先发制人,继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后,又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陈独秀也随之辞职。7月,孙中山再次兴师讨袁,柏文蔚积极响应,在安徽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再任秘书长。此时,陈独秀和苏曼殊在上海相会,一个要去日本江户省亲,一个要去安庆投身讨袁革命。两人在黄浦江畔互道珍重、握手作别。苏曼殊诗赠陈独秀《东行别仲兄》:


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


去路迢迢,前程难料。陈独秀将与挚友别离,心中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当即作诗赠苏曼殊《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


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

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扬子江头春色长”,陈独秀对所投身的事业,充满战斗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他叮嘱苏曼殊,到了日本后,不要忽视世事风云的变化。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任皖督民政长后,便对陈独秀发出通缉令,陈独秀不得不出走安庆来到上海。次年7月,他又来到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此时,苏曼殊正有着文学创作的冲动,尝试写作短篇小说《绛纱记》。这篇小说发表在《甲寅》上,这时,《甲寅》已随章士钊和陈独秀迁到上海,而苏曼殊仍在日本。章士钊和陈独秀都为《绛纱记》作了序。 


《绛纱记》叙述四对恋人的感人故事,即昙鸾和麦五姑,薛梦珠和谢秋云,罗霏玉和卢爱玛,玉鸾和他的未婚夫。小说宣扬爱情至上的思想,并以悲剧作为小说的结局,昙鸾、秋云和玉鸾遁入空门,麦五姑病死,罗霏玉自杀,薛梦珠则坐化成佛。 


章士钊和陈独秀都认为,苏曼殊的小说深受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不愧为一个杰出的作家。陈独秀的序说,苏曼殊所描写的这个故事,合理地安排了死与生在这篇小说的位置,从而提出了死与爱,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最终结果的问题。 


恐后此终无再见之日

苏曼殊由日本回到上海,已是疾病缠身、虚弱不堪。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苏曼殊患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胸痛、痔疮、痢疾和肠胃病的煎熬,已使他痛苦不堪。他疲乏至极,似有不祥的预感,在致友人的信中甚至伤感地说:“人事固多变,恐后此终无再见之日。” 


他在病中完成第三篇短篇小说《碎簪记》,陈独秀将它在《新青年》上连载三期,这依然是篇凄婉悱恻的爱情小说。陈独秀为之作后序,认为苏曼殊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局。“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陈独秀毕竟有政治眼光,从苏曼殊所营造的悲剧氛围中,看出社会压抑、摧残个性的悲哀与反动,并以此呼唤人性的复苏,张扬个性的解放。 


1917年1月,陈独秀去北大任文科学长。苏曼殊的朋友们也多是仆仆风尘,或为生计、或为事业而奔波,难以关照病恹恹的他。苏曼殊倒也悠闲自在,闲来无事,常去陈独秀和刘半农家走走,他们的夫人高君曼和陆灵素都知道苏曼殊爱吃甜食,每次来时,都要精心制作八宝饭款待他。


转眼到了5月,苏曼殊的病情不见好转,以至卧床不起,愈发憔悴。他苦捱苦熬,不到一年,死亡之神终于降临,1918年5月2日,苏曼殊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五岁。苏曼殊走了,带着惆怅和哀怨,永远地离开这个纷杂、喧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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