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缅甸仁安羌大捷，远征军新38师113团阵亡202人，牺牲者多为湘籍团长刘放吾的同乡。刘放吾晚年移居美国，不问世事，惟一事殊感伤怀，那就是当年他带出去的那些子弟兵，死在他乡，尸骨无存，到最后连一块纪念碑都没有。他1994年去世，其子刘伟民个人出资，耗数年心力，直至2013年，纪念碑才得以建成。 令刘伟民惊讶的，是日本对亡灵的敬重。战后，从毛淡棉到仰光，从仁安羌到曼德勒，凡日军打过仗的地方，日本政府均设法为阵亡将士建慰灵碑。而且，日方还深恐慰灵碑遭破坏，遂为村民打井，名曰“友情之泉”，意在与村民联络感情，让其护碑。刘伟民见此，几至哽咽，他在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说：真的情何以堪…… 刘放吾秉性敦厚，赴台后，自甘淡泊，竟至销声匿迹。1953年某夜，刘放吾自高雄乘车至台北，遇仁安羌战役旧部杨振汉。刘在日记中写道：“杨于谈话中似有后悔当年之骄傲幼稚，致使轰动中外之伟大辉煌战功无形抛弃，殊为可惜，至今思之，尚有余恨。吾答：逝者已矣，尚何言哉。未死于野人山之原始森林中幸甚。” 刘放吾原为孙立人旧部。1955年，受孙立人“兵谏”案牵累，刘放吾遭贬，闲置于家，仅靠薄薪维持一家六口生计，状极艰窘。其妻想添置一条冬裤，亦须思量再三。困顿之时，甚至无钱买菜。即使如此，刘放吾亦不忘勉励儿女。他说，希望你们四个兄弟姐妹好好念书，书念不好是你们的事，交不起学费是我的事…… 为养家糊口，刘放吾想做生意，惜无本钱。正好其旧部杨振汉在凤山做煤球生意，得杨帮助，他在东屏开了一家煤球店。因买不起摩托，便骑单车往返于凤山、东屏。年近花甲之他，居然就这样跑了七八年。“今已泰半天命之年，大抵两袖清风，一肩明月，且无适当之工作，人人苦于生计。抚今追昔……啼笑皆非。” 1949年，英国军官菲士廷升任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当年仁安羌战役被救的七千英军，其中就有他。为报救恩，他一直在寻找那位直接指挥作战的中国团长，但时隔久远，他并不清楚团长的真人是谁。结果，一位叫林彦章的广东人乘虚而入，冒充团长，骗取菲士廷的信任，捞得不少钱财。1963年，此骗案才被戳穿。 “假将军”骗案曝光后，媒体多方寻访，才终于找到了“真将军”。1963年10月18日，台湾《征信新闻报》刊出报道：“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至此，为世人遗忘的刘放吾，遂为公众所知。出于敬慕，一位叫李宜荣的煤气商人主动找到刘放吾，帮他做起了煤气生意。改行之后，刘放吾的家境逐渐好转。 刘放吾生于1908年，湖南桂阳人，年幼丧父。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对其影响尤深：“先父在日，法朱子家训及曾文正公治家之道，尤其侧重诚信与服从，吾母继其遗志，倍加严格……吾妻柳氏祖籍湘乡……生有子女各二……家中经济情形秉勤俭之家训，刻苦之精神，量入为出勉可支持，惟内子患宿疾甚以为苦。”抗战时国军将士不独出生入死，亦为家贫所困。刘放吾1943年给孙立人的信写道：“现职家中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每以忠而忘孝以为搪塞之口实，午夜扪心，自深知于人子之职责多亏，心痛不已；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小者尤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 刘放吾毕业于黄埔六期，历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印缅远征。作为职业军人，他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自己：“吾不畏艰险从事工作，自信能刻苦耐劳，负责守纪。平时喜读《曾文正公家书》……无不良嗜好，不擅言辞，不擅交际，待人以诚，服务以勤，能驾驶各种车辆……向力行之道下工夫，今后之志在军旅……” 1992年，时值仁安羌大捷50周年。4月，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特意在芝加哥会见了已93岁高龄的刘放吾，向这位谦抑、低调的中国老军人表达了敬意。7月，美国总统老布什也写信给刘放吾，向他深致谢意，信中写道：“我愿意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五百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英军的英勇行为。” 查阅有关刘放吾的资料，不禁感慨。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并没有这一页；有太多的真相，都被遮蔽了。我那时何能知道，如刘放吾这样的军人，在抗战是如何舍生忘死。透过他的点滴，能追想到那一辈黄埔军人的气质。可悲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他们为国家的付出乃至献身，都被史书冷漠地遗忘了。  《梦醒时分》（Après un Rève），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雷（Gabriel Fauré / 1845-1924）作曲，英国歌唱家罗伯特-梅德摩瑞（Robert Meadmore）演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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