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没有遗憾　活着也很高兴

死了没有遗憾　活着也很高兴

夏志清先生：

你好。

刚刚还在世界的那一头热闹地颠簸，一下子上了飞机，又回到异国的家，天气不冷，屋子却是冰凉。还好你的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已经端端正正地躺在信箱里了，就好像是在迎接远归的主人，顿时增添了许多温馨。

回想起这多年，虽然远离家乡，却有你们这些师长生活在周围，时而驱车走动，平地里生出来不少亲情，这实在是我的福气，因此只有加倍地珍惜这难得的缘分。不料信还没有写完，新闻里竟然传来骇人的噩耗，你已经于当日驾鹤仙游。即刻，眼泪夺眶而出。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情景，那是在1995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和丈夫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了纽约的曼哈顿，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条寂静的小街上，找到了你家的门牌号。通过遥控装置，你在楼上为我们打开楼下的大门，我们就走了进去。穿过大理石的门厅，踏进了老式的电梯。混混沌沌当中到了五层。电梯还没有停稳，门还没有拉开，只听到你哇啦一声“来啦”，电梯的门就被拉开了。这时候看到你像老熟人一般，已经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讲老实话，就是你这一声“来啦”打消了我一路上的紧张。紧接着你劈头又对我丈夫讲：“我在法国见过你父亲，你没有你父亲好看。”过了一会儿还加了一句：“你也没有你父亲会讲话。”我听了大笑起来，你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第一个如此直截了当说话的人，而且说出来的话就好像放连珠炮一样。常常在幽默的调侃讥讽当中，还包含更深一层的含义。弄得我的脑子和嘴巴应接不暇。

阅读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我刚刚踏上美国这块土地以后的事情。那时候，从一个封闭了三十多年的国家一下子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好像是老鼠跌到了米缸里。你完全不同的见解，把我固有的观念彻底打乱了。因此阅读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种小时候偷看禁书一样的感觉。我一向以为最完美的作家巴金，在你的笔下，不过是流行而多产的作家之一，而不是重要的作家之一。你说“无法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于是当然，讲究艺术的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巴金所说的：“……宁愿放弃艺术，了无愧怍。艺术是什么呢？如果它不能带给群众光明，又不能摧毁黑暗的话？”仔细想来，巴金的小说确实相当煽情，多少年以来，我就是在这些小说的煽情当中长大。一个又一个深更半夜，为了《家》《春》《秋》里的故事，我狂热地涕泪滂沱。

而你另一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着实让我眼目一新。小时候，家教甚严，像张爱玲这一类被认为哭出乌拉，鸳鸯蝴蝶兮兮的小说，是绝对不允许在家里堂而皇之阅读的。我问过母亲：“什么叫鸳鸯蝴蝶派？”母亲回答十分精简：“就是不健康。”后来回国发现，母亲沉湎于张爱玲，提及当年的“不健康”之说，九十岁的老母赖得精光。终于发挥其狡辩特长：“我从来也没有讲过张爱玲是‘不健康’的，她的小说功夫极深，侬回去要仔细阅读，才会有悟。”我无言。事实上，我老早就在你的影响之下，通读了张爱玲的全部作品，特别是她的《秧歌》，读得我胆战心惊。

有人讲你是右派，但是我看你对于左派作家张天翼也极为赞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张天翼”这一章节的第一段，你绝对肯定地说：“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又说：“即使要找他的毛病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这位新晋作家异于常人的‘耳’聪‘目’明，以及喜趣横生。”几句话讲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

看起来你对中国现代小说家的评论是从文本、艺术着手，没有论资排辈的概念，也没有左派、右派的框框，于是敢说敢骂，敢怒敢笑。在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那些依靠激进、政治，走在中国作家最前列者，一旦被脱下表面的装饰，便变得白寥寥的了。反而原本被“另眼相看”的受冷落者，因为艺术才华被发掘，却变得五光十色、令人瞩目。

1980年，现代中国戏剧大师曹禺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好像是你第一次见到曹禺。当年你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这次见面更加失望。你讲这位中国的戏剧大师只会和美国作家们大谈杰克·伦敦，却一直到1978年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访问中国以后，才知道有这位世界级的、1947年就出了名的美国剧作家。你还当面询问曹禺最早接触的西洋文学书籍是哪一种，曹禺想了一下，说是林琴南译的《吟边燕语》，你再问曹禺，林译的哪几种小说给他的印象最深，曹禺却记不起来了。你在讲到曹禺这位中国的戏剧大师三十年来只写了三个剧本，而且极“糟”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田汉。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剧本，要以田汉1958年出版的《关汉卿》最为震撼人心。你又感慨地说：田汉的《关汉卿》，要比曹禺的《胆剑篇》好得多，但田汉的声望远比不上曹禺。另外你又提及曹禺的先后同学张骏祥，当年和曹禺一同竞考出国留学奖学金，张骏祥上榜赴美，曹禺落榜。

家里第一个通读你英文版《中国古典小说》的人是儿子L．孔，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科学博士，曾经让耶鲁大学选拔进了著名的文科direct study。他能够立足于其中，和从小就常常被你捉牢“考试”很有关系。那时候他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哥大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共进午餐，小菜没有端上来，你便趁隙指着在座的王德威教授对我儿子讲：“现在他是费阿刻斯岛（Phaeacia）国王阿尔克诺俄斯（Alcinous），你是奥德修斯，你踏上了他的岛国，你对他说了什么？”我当即为儿子捏了一把汗，还好儿子争气，没有出洋相。又一次你突然问及：“杨修是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儿子已经作答。儿子很早就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但有关评论，他都是从你的那本《中国古典小说》开始阅读的。本来应该是枯燥乏味的文字，在你的笔下变得无比精彩，特别是你用了一个“下作胚的天才”来定位《金瓶梅》的作者，儿子忍不住捧腹大笑。

这就是你的语言特点，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极为精彩生动。你不会用花里胡哨的形容词，或者是故弄玄虚的深奥理论，把读者引入一头雾水当中，以为看不懂的就是有水平有深度有学问。而你常常只是恰到好处地把生活里的日常用语，直接搬入学术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让读者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读你的论文变得是一种享受了。这是只有高手才做得到的事情，也是我这一辈子要努力推崇和效仿的。

由于你的直进直出、口无遮拦，很容易得罪人。二十多年前你荣休，翻译家葛浩文专程从科罗拉多州赶到纽约，参加哥大举办的欢送会，会后还有一个小型的聚会，你便直言对他说：“这里都是中国人，你就不必来了吧。”一句话把这个大洋人呛牢。可是你说过：“我相信，我不害人，人家也不会来害我。”

我想起了你和张爱玲，张爱玲是个远离人际的人，她不愿交际又没有朋友，要想得到她的手迹，大概只有去偷她的垃圾了。不料这个孤傲成癖的人竟然会给你写了一百多封信，你既不是她的经纪人，也不是她的出版商。她能够接受你，只能说是她对你的信任。你早就说过“张爱玲是个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人，她看人是以聪明才华为准的”，可见你是聪明的。

对于你自己的聪明你绝对直言不讳，当年我的丈夫和你合作编书，当那本精美大气的书籍送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怎么会这么聪明？不得了，个子不高不矮，真是聪明得一塌糊涂。”

我笑道：“聪明和高矮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笨蛋啊！”

你说：“你不行，太大了，不能manageable。”

在场者惊愕之余立刻大笑起来，只有你的夫人在一边为我打抱不平，而我自己想了想便得意起来，于是对你的夫人说：“夏先生抓到了我的要害，我就是一个不能manageable的女人，只是嘴上没有承认，心里却一直以此而自豪。”

讲到你的夫人王洞一向是我最佩服的，她才是最聪明的呢，这个名校的毕业生，文学造诣很高，只是长期以来陪伴在你的身边，把自己埋没了。她承担了一个女人最大的艰难，其中还要面对别人指名道姓的谣言，做一个名人的夫人真是不容易。对不起，说真话，和你相比我更加敬佩她。你大概不知道，每次在我的小说发稿之前，都习惯请她先过目，她小小的个头给了我最大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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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和夏先生夫妇愉快地走在纽约大街上

我知道长期以来，你的夫人除了要照顾你的病体以外，还要帮助你完成许多积累的工作。打开你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她的痕迹。此刻我在美国的西海岸给你写信，看一眼墙上的挂钟，算起来你那里已经过了午夜，我站起身来，打开阳台的落地门。满天的星斗下，我仿佛看见了你的夫人，一直伺候到你进入梦乡，才喘出一口气。她走到书桌旁，打开电脑，开始做事，过了凌晨两点，她还会给我打电话。大家都知道她个子不高，但是在你的家里，是她撑起了你整个的天。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你已经离世，电话打过去再也听不到你呼唤夫人的声音：“你的好朋友小东来电话啦！”

你说过：“我没有奢求，死了没有遗憾，活着也很高兴。”我想说：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是非常不简单的了。

小东　　

2013年12月写于美国圣地亚哥太平洋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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