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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学校小门处来了个书贩子。他三十岁左右，在空地处铺了块塑料纸，书码得整整齐齐的。一群学生围拢过去，挑选着书。我从食堂里回来，瞥了一眼，赶紧回到宿舍放好饭盒，跑到书摊上。已经有学生买了书走了。 我蹲在一旁，挑选着书——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孙子兵法》、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书可真多啊，不知买什么好。自己一周的零用钱，只有10元，除了每餐的菜钱，能自由支配的寥寥无几。 可我舍不得眼前的书，因为书贩子并不常见。 最终，我还是下了决心，拿着存折，到邮政储蓄银行里取了50块钱，买了《红楼梦》、《人性的弱点》、《孙子兵法》等好几本书。 这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了，我读初二。初中之后，家里起了变化，母亲跟随着父亲一起在外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弟弟小我两岁，当时正在读小学。而爷爷奶奶在我未出生之前，已经去世。 于是，父母在银行里开了一个账户，每个月把生活费汇进来。这样的生活，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辛苦，反而有点儿窃喜，因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生活费。 从小我就喜欢阅读。从广东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戊戟的传奇系列读起，再到金庸古龙，常常废寝忘食。父亲在外打工，过年之时，常常会带回《佛山文艺》、《江门文艺》、《故事会》等杂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书可读。 小镇的阅读氛围，近于荒芜。街上无书店，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文学名著难得一见。只有武侠小说在学生手中传阅。书贩子出现，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事情。 不过，那天所购买的书，我并未全部读完——自己兴致勃勃地翻开《孙子兵法》，可里面错字、缺字甚多，且文言文晦涩难懂——很快便束之高阁。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购买的是盗版书。 《红楼梦》是在初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读完。我躺在凉席上，吹着落地扇，一页一页地翻着书。有时候，刚翻几页，就双眼沉沉，睡了过去。有时候，就跟随着曹公的笔触，慢慢进入大观园的世界。 林黛玉香消玉殒之时，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落了眼泪。当时，其实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文字，只觉得悲伤。 夏天远去，小镇缓慢地变化着。街上终于出现书店了。一家老书店，牌匾是毛笔字，看上去很陈旧。还有三家新的书店，分布在不同的街道上。 虽然店名不一样，但所销售的书籍，并无多大的差别。没有文学类书，只有教辅书。我也从初中升上的高中。高中离学校有三四里路，骑自行车需要十五分钟。 整个高中，可能是我人生之中最快乐的阅读时光。大学之时，接触的书籍虽然多且广，但却有一种迫切的学习心理，并未完全沉浸在书籍之中；工作之后，纯粹的阅读，更是难能可贵。 只有高中，处于封闭的小镇里，对于接触到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与期望。这种永不餍足的阅读，这种永远信赖文字的心理，在此后我的人生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书店的出现，让我的阅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书店里没有文学书买，但每个月会定期地进几本杂志——《读者》、《青年文摘》，偶尔还会有《意林》。其中，《读者》我尤为钟爱。它对我的影响，超过任何一本小说或一位作家。每个月初，去书店里买杂志，便成为我最期待、最喜欢的活动了。 那是周日的午后，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街上。行人渐少，热闹的空气已经消散。我先到钟记肉丸店里吃一碗肉丸粉丝汤，然后再骑着车闲逛。街头的新书店，是目的地。 与老书店的陈旧相比，它的店面总是敞亮的，店主是一位年轻女孩。货架上除了教辅书之外，还有就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记得有一年，我突然想发奋读书，好像在她那里买过一套习题册。 再往后，便是老书店。老书店是个大房子，显得空旷。有时候，店里空无一人，只留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在慢悠悠地转着。 老书店像个书店的模样，书架上的书远比新书店要丰富。除了习题册之外，还有一些革命小说，但我痴迷于武侠，对这些文字，很是排斥。自己只是站在书架前翻一翻，从未买过。 《读者》杂志到了。我先在书店里翻开笑话栏目，把里面短小精悍的文字细细地读了，然后再翻着纸张，嗅着新墨的味道。整本书略略翻过，便喊一声：“买书。” 里屋慢慢地走出一位老头。个子很高，白发苍苍。我把书拿到他的跟前，问：“多少钱？” 他拿着《读者》，翻到背面，盯了好一会儿，说：“三块钱。” 我便从口袋里掏出三块钱。 有时候，书架上没有出现《读者》。我便问：“《读者》到了吗？” 他说：“下周就有了。” 买到新书，心情总是舒畅的。在周日的晚自习里，我迫不及待地翻阅着。可以说，从目录一直读到最后的歌曲，就连广告也不放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首歌，是张雨生的《我是秋天里的一棵树》。 后来，在大学里，这首歌曾被我循环播放了足足一个月。衬衫广告也使我印象深刻，看着码得一丝不苟的衬衫，心底里很是羡慕，但终究没有钱去购买。 当然，影响我最深的还是里面的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读的了，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时窒息般的沉重。心里仿佛栓着一块巨石，怎么也提不上劲来，整个人郁郁寡欢。 是的，我在这篇文章里看到自己灰暗的未来以及地域之间教育水平的巨大差距。 还有一篇文章，也给予我巨大的震撼，题目、作者早就忘记，只知道内容是写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在作者的笔下，马歇尔计划并非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么邪恶，相反它也有良善与人性的一面。这让我开始破除极端的思维，慢慢尝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世界。 有一篇名叫《大地走来我年轻的弟兄》的文章，让我沉迷。我只记得文章是写八十年代的诗人，但这句诗却在我耳中，久久回荡，仿佛眼前出现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路，几位年轻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朝我走来。 2010年，我以《大地走来我年轻的弟兄》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发表在杂志《文艺风赏》上。 杂志自己读完了，便开启了它的“漂流”经历。先是，班上的同学前来借阅，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到其他班上。等书回到我手中，封面不是脱落，就是摇摇欲坠。亮色的封面，已经被磨白。 有一天，一位女同学跟我说：“这篇文章我看哭了好几遍。” 文章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当时，我暗恋着她。正在找机会向她表白，但终究是羞涩，情感埋藏于心，不敢开口。多年之后，文章内容已忘，只记得她这句话。 三年的高中结束了。还未到高考，同学们便已开始各奔东西。学校广播站里播放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其实并不觉得离别有多伤感。 可不是吗，人生何处不相见呢？ 我开始陆陆续续地把一些书搬回家。《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装了满满的两箱子。 这些杂志，在我家待了好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妈嫌弃书籍占地方，想要扔掉或当柴火一样烧掉。她知道我喜欢读书，咨询我意见之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刚读大学那几年，我每年寒假回家，都要搬出这些书来翻一翻。 我在湖北读大学，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小我两岁的弟弟，也早早离开学校，在遥远的北方漂泊。整个家，已成空巢。一年春天，我回到家，再次拿出这些书，发现上面早就长满了霉斑。一碰，书页就掉落。我把它们搬到屋顶，放在阳光底下，希望晒好书。 可这些努力终究是徒劳。 陪伴着我整个青春期的书籍，就此结束了它们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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