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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好电影？ 毒药君有一个答案，自以为能够经得起任何质疑。 能够打动人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这两天，毒药君就看到一部动人的好电影。 看完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并且立下誓言，一定要让更多人看到。 影片在欧洲各大电影节高歌猛进。 奥斯卡也给它面子，一举将最佳外语片授予了它。 对此，一向傲娇的《纽约客》也高调点赞，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可言，那就是奥斯卡把奖颁给了这部电影。 它就是—— 《窃听风暴》 Das Leben der Anderen 豆瓣评分9.1，好于98%的剧情片。 烂番茄的新鲜度更是高达93%。 凭什么它能获得压倒性的好评，咱们剧情走起。 影片讲述的是“虽然我是坏人，但我也可以做回好人”的故事。 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德。整个国家布满了窃听系统，秘密警察高达10万，线人高达20万。 男主魏斯曼就是个业务能力非常高的秘密警察。 在审判、窃听嫌疑人方面，魏斯曼绝对聪明绝顶。 同时，鉴于他秃头顶， 我们可以称之为绝顶哥，以示敬意。 让我们看看绝顶哥在审判方面的三把斧。 首先，命令嫌疑人将手放腿下，手心向下， 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 然后展开耐力赛，40小时不让睡，从意志上摧毁对方。 最后放大招，告诉嫌疑人，如果不招供，就会逮捕他的妻子。 审问一次，三个疗程，没有人能经得起。 他将自己的审判经验传授给学生。有学生表示质疑，这样的审问方式，很不人道。
而他听到后，果断标注了这个学生的名字。 不言而喻，这样心慈手软的学生，不适合当秘密警察。 绝顶哥明白，当秘密警察就要对党绝对的忠诚，对于国家的敌人就要冷酷无情。 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剧作家德瑞曼。
作为国家最红的剧作家 ，德瑞曼也是顺风顺水，国家总理的大红人。妻子也是国内最知名的表演艺术家。 可以说，德瑞曼一家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然而，绝顶哥凭借精准的职业嗅觉，认定德瑞曼对党并非忠诚，私底下肯定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 做好精密的窃听系统后，一天24小时全方位窃听剧作家的生活。
剧作家谈论什么话，与妻子何时嘿咻等事情都要做好详细记录。 而在这个过程中，剧作家德瑞曼却逐渐成为改变绝顶哥命运的男人。
首先，剧作家和朋友一起谈论诗歌，提到布莱希特的诗歌集。
本着想要制服敌人，就要了解敌人的原则。绝顶哥找到这本布莱希特的诗歌。 这本诗歌集却让绝顶哥如沐春风，感受到了诗歌之美。
▲选自布莱希特的《忆玛利亚》 当剧作家的妻子被文化部长玷污后，剧作家更是温情抚慰妻子。 绝顶哥也受到感染，用心感受着感情的温度。
当晚，这枚大龄单身狗，还通过招妓来找温暖。 啪啪啪之后，他还想要妓女继续陪伴她。
这说明绝顶哥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国家机器 ，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绝顶哥的心肠越来越柔软，会为一首曲子泪流满面。 这首曲子就是剧作家弹奏的《好人奏鸣曲》，为了缅怀他自杀的导演朋友（剧作家的导演朋友被封杀十年。导演不堪其辱，最终选择自杀）。这首曲子感动了窃听中的绝顶哥。
无形之中，绝顶哥已经成为好人。 他得知剧作家的妻子即将遭到文化部长的猥亵，佯装路人甲，希望她不要赴约。
这时候的绝顶哥，与其说是秘密警察，不如说是剧作家的朋友。他开始暗中帮助剧作家，默默奉献了太多。 剧作家这边，因为导演朋友的自杀，更是极大刺激了他。 为此，剧作家开始偷偷撰文，写下这个国家的残暴与苦痛。并在国外刊物发表，“抹黑”自己的国家。
剧作家的文章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而这引起了领导高层的高度注意。 秘密警察（属于国安局）更是全面出动，势必要查出幕后人。 在窃听系统如此强大的极权国家，剧作家的命运如何？绝顶哥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毒药君就不剧透了。 只能说，后面的故事让毒药君和很多豆瓣网友一样，情不自禁地献上了眼泪。
为什么如此动人？ 因为剧本扎实，细节感人。 比如说，影片故事发生于1984年。
这个时间点非常有讲究。 它让人联想到到乔治·奥威尔的传世名作《1984》。它讲述一个恐怖的社会场景，老大哥时刻在监视，民众不再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当时的东德就像《1984》中描绘的那样恐怖。 举个栗子。 有一个底层官员，因为当众讲了一个调侃政府的段子，被高层领导注意。
后来，这个人的政治生命终结了，成为一枚普通的拆信员工。
影片还塑造一枚猥琐的文化部长形象。他一边和剧作家谈话，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糕点。 在西方，满嘴塞满食物和人说话非常粗俗不礼貌。
而饮食习惯能够看出性事态度。文化部长的吃相难看，对于性也不讲究。 比如说，他在专车上猥亵剧作家的妻子，这和他边吃糕点边聊天的粗俗举动形成呼应。
除此之外，影片还有精妙的双关语。 比如，绝顶哥奉劝剧作家妻子不要去文化部长那里赴约。 绝顶哥告诉她，“我是你的观众”，既能理解为是她的粉丝，也暗指自己是窃听对方私生活的秘密警察。
这些真实可感的细节，都极大地提高影片的观赏性。 创作这部杰作的导演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为这部处女作，他精心筹备了9年。
拍摄期间，剧组得到了很多帮助，比如他们曾在东德的机关大楼进行过实地拍摄。 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前东德博物馆馆长曾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剧组的拍摄请求。 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窃听风暴》的剧本严重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曼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有意思的是，魏德曼的扮演者乌尔里希·穆埃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换而言之，《窃听风暴》是一个理想化的故事。 而这也告诉我们，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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