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中医人才辈出、名医荟萃，“湖南中医五老”——李聪甫、谭日强、刘炳凡、欧阳锜、夏度衡，更是享誉全国。其中李聪甫先生为五老之首，尤擅金匮，写就《金匮明理论》,将《金匮要略》一书按各病证类分为三十六论分次论述，理宗内难，旁引诸家，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验阐发精微，融汇贯通。 本期中医家《每周一缕书香》栏目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汇编李聪甫先生六十余年治学、行医、科研生涯的心得体会及经验荟萃的著作——《李聪甫论金匮》，顾名思义，其中主要内容为先生发挥金匮精义的论述。 本书收录在《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中，为朱世增先生所辑。《经验集》整理完成，得到国医大师裘沛然、张灿钾、邓铁涛等首肯，并为之题辞、作序。其中裘沛然老先生序中赞赏曰：“朱世增君，青年中医之佼佼者。朱君临证之余，热心中医事业，于汗牛充栋的中医资料中大海捞针，甄别取舍，使上世纪名老中医华章再现于世，可谓有功于岐黄者，深可钦佩。”张灿钾老先生更是感怀之余赋诗言：“回看青山忆险峰，几经桑海论西东。今时访得真容在，无限风流尽个中。” 希望我等后学不负先生苦心，继先贤之学，造万民之福！
李聪甫（1905-1990），湖北省黄梅县人,著名湖湘流派中医学家。 李聪甫自幼聪颖好学，由于家贫,读了几年私塾、小学后辍学。1918年李聪甫只身到江西九江,在“赵恒兴中药店”当学徒，自学《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濒湖脉学》及《医门法律》等书。1922年,他回到故里黄梅县,随县城四代祖传名医石椿山学医,又学习《伤寒论浅注》、《伤寒来苏集》、《伤寒尚论篇》和《金匮心典》等书。1925年,他开始独立应诊,在黄梅县“福生祥药号”坐堂行医。1930年,转至九江,救死扶伤,医名渐振。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李聪甫携妻儿辗转于湖南湘潭、湘乡、新化、叙浦、沅陵等地。1940年著成《麻彦专论》一书,付印发行后,在湘西南麻疹流行地区救活了不少婴孩。抗战胜利后,定居长沙。当时,针对有人提出废止中医的荒谬主张,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国医节的感想和展望》、《庆祝国医节的感言》及《对余岩‘中医问题处理草案’的批判》等文，抨击其错误观点,捍卫中医事业。 解放后，李聪甫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7年以后,就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专业人才培养,撰写了《中医研究工作之我见》、《中西医结合创立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之我见》、《中医应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等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聪甫长期致力于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工作,多年从事李东垣脾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提倡“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并结合临床,确立了“益脾胃、和脏腑、通经络、行气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阴阳”的治疗大法，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10部,计250余万字。代表著作有《麻彦专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主撰《〈脾胃论〉注释》,合著《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其中:《〈脾胃论〉注释》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于198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被誉为“旁征博引,弃偏见,撷众长,理文并茂,宏大而精深”之佳作。 1953年后,李聪甫曾主持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湖南中医进修学校工作,亲自讲授中医经典、基础理论。在该校结业的400余人,遍及省内外,大多成为各地中医骨干和专家。1980年,他被批准为中医各家学说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对培养研究生,他总是勤于引导,耐心解答问题,精心修改论文，培育出了一批高级中医人才。此外,他还工于诗词,若有《老聪诗词剩草》传世。 1988年4月,李聪甫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五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五、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1990年4月李聪甫在长沙病逝,享年85岁。
本书是名老中医李聪甫先生六十余年治学、行医、科研生涯的心得体会及经验荟萃。 先生治学，从启蒙读物始，即《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宗必读》等。进而上溯经典，(伤寒》、《金匮》、《内经》等。先生尤精于《金匮》，对《金匮》原文条分缕析，融以临床经验，写出了八万余言“金匮明理论”，以痰饮病为例，首列 “痰饮”、“悬饮”、“溢饮”、“支饮”之别，次列苓桂术甘汤、五苓散、小半夏汤、小青龙汤主症，纲目清晰，提要钩玄，可谓得仲景学说之旨。此文既是今人学习《金匮》的阶梯，又可指导临床杂证的治疗。 先生临证，亦长于内伤，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尤为钟爱，书中“脾胃病病机之略论”、“谈《脾胃论》中火与元气的问题”等文，均反映了先生这一学术倾向。“试论胸痹与脾胃辨证的关系”一文，就记载了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胸痹的经验，先生可谓得东垣学说精华者。 温热病的治疗，先生远绍刘完素，近师叶桂、薛雪、王孟英诸家，亦常有独到之处。书中“湿温病的证治辨析”、“论治湿温病”、“李聪甫外感病退热十法”等文，详细论证此类疾病的证治要点及治疗始末。 除此，先生对妇科、儿科疾病也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在本书中均有体现。 先生少读私塾，长遵母命而学医，启蒙之后复拜名医石椿山为师，学问大进，扬名荆楚大地，终成一代医学大家。三十岁时先生起远方友人沉疴，友人赋诗以谢之:“缠绵病榻扁仓来，著手成春马上催。不敢殷勤留小住，万人翘首望君回。”先生受病家之尊重与爱戴，已跃然纸上。 先生撰文“业精于勤荒于嬉”回忆学医历程，以“学习，学习，再学习”自勉勉人，充满了对中医事业的赤子情怀及对中医后生的殷切希望。足显一代医学大家风范。
01、母亲的遗嘱一九〇五年夏，我生于黄梅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里。父亲是个银匠，成年累月弯腰曲背地在一张木条桌上锤锤打打，以此操持全家的生计。母亲胡氏，由于外祖母的钟爱，上过几天私塾。 一九一五年，母亲积劳成疾，渐渐骨瘦如柴。那时候，没有轿子请不来“大郎中”，没有“包封”请不来“小郎中”。怎么办?只有十岁的我不得不天天捻着三根香去城东的吕祖庙拜神求签。记不得磕了多少头，烧了多少香，仍然无济于事。一天黄昏，外祖母和全家人围在母亲床边啜泣着。母亲面色惨白，气息奄奄，我朦胧觉得：噩耗就要来临了!她喘过一阵以后，对我断断续续地说道：“……大丈夫不能……建五丈旗为国……平大难，宰尺寸地为民……兴善政，那将来为医……以济人，我死也睽目了!” 母亲死后，在外祖母家读完五年私塾和一年新学，就辍学了。我没有叹息。因为我明白，能读这些书，就是天幸了。 在外祖母的恳求下，邻居一位瞿君想方设法在他工作的九江市联系了两家同意带徒的店铺：一家南货店，一家药店。两家的条件是一样的：三年学徒，一年帮工；只管吃饭，没有薪俸；年节不归，死亡与店无涉。因为有母亲的遗嘱，我几乎不假思索，就选择了药店学徒。 一九一八年初夏，我穿着外祖母特意赶制的士林皮长衫，卷起行李，离开黄梅，迈出求生与求知的第一步! 02、九江学徒穿过华洋杂处、纷纭繁乱的九江市面，我来到了“赵恒兴药店”。药店老板给我的活是：早上扫地、挑水、抹柜台、擦灯罩、灌水壶、擦烟袋，白天碾药、晒药、检药，一早一晚还要拆上门板。老板给我的规矩是：身稳、手稳、嘴稳，眼明、耳灵、腿勤。 老板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着。可是，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要求：准我夜里看书。老板问“什么书”，我答道“医书、药书”。他想了想，吩咐道：“你守夜店，二更上门板后，就在柜台上看吧。” 艰苦而紧张的学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早日执行自学计划，实现学医的志愿，我抓紧一分一秒首先熟悉药工业务，开始，每天强记十到二十个药屉的药名，而后逐屉逐格去认药。接着学会提戥、包药、碾药、晒药、制药。有谁讲一堂“中药加工炮制法”呢?没有，跟着师兄去一点一滴学吧!最难的是制膏丹丸散了，而那些切、碾、炒、打、炙、酥、飞等基本功也很难掌握。人们会说:“不懂就问嘛!”但有问必答的时候不多。所以，看了就要想，学了就去做，问一回就要牢牢地记住。那时候，每一味药都有“仿单”(一种印有药名、药性、功用的小方纸)，每一味药都要用仿单纸另包，然后再把小包的单味药叠成方锥形，加上一张八寸见方印有药店字号的薄纸，如果不熟练，那就很难包得既严密又美观了。碾药看来是粗活，但也不容易做好，常常把铁轮抛出碾槽之外。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早餐之前干完一切杂务，白天有计划、分阶段地边看、边问、边学，晚上记药名，练习包药。躺在床上再把一天所做的事从头到尾回顾一次：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半年以后，我就能独立应付日常各项工作和协助炮制了。 农历年底了。有一天，店主特意问老师傅们：“这孩子还可得吧?”大家都说:“能顶用!”店主笑了笑道:“那，你就在我这里干下去吧!”这一句话，大概就算是“转正”了吧!那一年除夕，店主关了“财门”，我就开始自学了。是从《药性赋》发蒙的。记得那一夜，一直读到满街鞭炮响，店主开“财门”。 背完《药性赋》以后，觉得光读不行，必须“对号”。寒、热、温、凉固然可记，但酸、苦、咸、辛、甘则应亲尝。因此，凡能够品尝的药，我都一一品尝了，并对药性大同小异的药物反复品尝了，这真有助于理解和记忆。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要想无师自通，只靠死记硬背不行，而要善于比较、鉴别、分类、归纳。以后，我将这个方法又用来学习方剂。《汤头歌诀》当然朗朗上口，开始几十首很容易记诵。但方剂越多，同一药物出现的频率越高，就不好记了。琢磨一番之后，我先把每一个方剂组成的药物及其分量写出来，想想它为什么这样组成。然后，把配伍相近的方剂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较。如“四君子汤”和“理中汤”，仅一味之差，而方义迥异，为什么?比较比较，才知道，“四君子汤”中的茯苓合白术为佐药以健脾渗湿。除去甘淡之茯苓，加入辛热之干姜为君，是为了温运中焦，祛散寒邪，恢复脾阳。移换一味，则成“理中汤”。这样同中析异，异中辨同，虽然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掌握得比较精密、牢固。我不是那种过目成诵，强记不忘的天才，所以，我不能不要求自己“字字吃住，句句吃透”。那时候的书，都没有标点，也没有注音。我就借助字典，读一遍，加圈点；读二遍，加批语；读三遍，记笔记；读四遍，再默诵。三年之中，分门别类地读完了下列这些书(按照学习的顺序排列): 《药性赋》、《药性解》； 《本草备要》； 《汤头歌诀》、《医方集解》； 《濒湖脉学》； 《金匮心典》、《素灵类纂》、《来苏集》、《伤寒明理论》； 《士材三书》、《医宗必读》、《医门法律》。 一个学徒哪来这些书呢?这就得感谢店主人了。因为他有亲戚朋友婚丧喜庆，要派人去送礼。按那时的规矩，受礼人家要给送礼的来人一点小费，叫“脚板钱”，每次我得到的或二百文，或四百文。每逢出城批药，就顺路来到“沧海书林”。这是一家古旧书店，我把积攒起来的钱，全都送进了书店。这样，学徒期间积累了一大箱医书。 这些事也使我悟出了一点道理：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要想真正为医济人，处世立业，除了要勤学苦练，还必须积寸累株。当时，我给自己订了个“三不”：一不占便宜，二不乱花 钱，三不混日子。我认为这是治学、务业、持身的起码要求。至今，我依然力行着，也这样要求子女以及和我一起工作的青年。 学徒三年，我打了一点中医理论的基础，做了一点学习医药的准备。这期间，既没有老师上课，也没有谁来布置作业，更没有谁来考试和阅卷，全靠自问自答做了能够做的学业。 十六岁时，徒工将要满期了。店里的人深夜发病找不到医生，就来找我“问方问药”。我先详详细细问了病因病情，反复想想该用什么方、什么药。当然，那还谈不上完善地辨证论治，只是力求“对症下药”。自己开方，自己捡药，反正店堂里只有我一人守着嘛，慢慢思考，慎重从事。渐渐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接触的病例也越来越复杂了。 03、石福生号渡师俗话说:“若要精，人前听；若要好，问三老。”我深知自己还处在初学阶段，若想步入医林，必须拜师求教，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离开九江，回到黄梅，投人石福生药店帮工，借以“渡师”为医三年，因为店主石椿山先生是黄梅县城的名医。协商的结果：帮工不领薪水，从师不缴学俸。 石先生，这位经验丰富、祖传数代的老师，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诫道:“只怕不勤，不怕不精；只怕无恒，不怕不成。”当询问了我的自学情况后，他微微一笑，说：“精神诚可贵，其学方启蒙。若欲登堂入室，仍须再下一番苦功夫。要知道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从师一年以后，就随师应诊了。我发觉，他几乎没有用多少完整的“汤头”，心中未免有些纳闷。有一次，我终于说出了久存的疑惑。老师又笑道：“所谓‘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将来，你‘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了。成方与证相合，当可用之。但应知常知变，以方套病，误人深矣！”又过了一年，我就独立应诊了。说实话，这时候才深深体会到老师的谆谆教诲确为经验之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病人中的信誉也开始建立了。现在回忆，这三年之中，我的最大收获，还应该说是初步掌握了练基本功的方法。这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择善本，苦莫基，追源而上。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哪些适合人门之学？哪些适合临床参考？哪些适合精研探理？慎重选择善本，是极为重要的。每一大类(即指理、法、方、药)以一至两本“奠基”，苦读、摘抄、记诵，自然熟能生巧。打稳了基础，再由此追源而上，就不至于茫无头绪。比如，《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百余家，各有所长，我选择了《伤寒来苏集》奠基。个人认为，柯韵伯的注释比较切合实际，它具有因方辨证、分析景详的特点，易于系统学习。 其二，勤于问，精于思，辨明径渭。 “脉书不厌千回读，熟读精思理自知”，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思，就是辨明异同，找出规律，寻觅准绳。比如，“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这一段经文，结合注释是不难看懂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想想，就会明白，第一句是指属性而言，第二句是指方位而言，第三句是指现象而言，合而观之，三句都是举例而已。这样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因之，又进一步理解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那么，“其要一”又怎样解释呢? 是指其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规律是共同的、一致的，从而，再进一步思考，就理解了它的总纲：“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熟读精思还不够，如有思而不解之惑，还得勤于问。历代著名医家，如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等，无一不是从问难质疑中获得了学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是应引之以自勉的。故熟读之，精思之，勤问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其三，重实践，究成败，积累心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必然有成有败，从实践的成败中来认识所学和检验所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正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说，四诊之中，切脉尤难掌握。微与濡、弱与细、结与涩、紧与数、弦与革等等脉象都只有几微之辨，往往心中了然，指下茫然。必须从长期诊察病人过程中边摸索、边认识、边掌握这种规律。 在实践中，一定会时有所感，时有所得。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感受都是稍纵即逝的，必须以“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记录下来，尤其是疑难病症的处方，要将理、法、方、药一一叙明，并具存根，这样日积月累，自然能受其益。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笔记、心得、医案，乃至每一张处方，都要书写工整，点画清晰，那种潦草不清，自难辨认的文字，既给日后检视带来无限的烦恼，同时也不利于培养严谨的作风。 其四，育兴致，明志向，术要专攻。 在打好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在学习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对某种理论、某家学说、某种疾病，乃至某种治疗方法，如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绝不应放过它，而应紧紧抓住它，不断培育它。这种兴趣往往是促使自己术有专攻的重要催化剂。比如说，《医宗必读》、《士材三书》、《医门法律》等书，我认为议论精辟，很有独到见解，极有实用价值。十九岁读完了这三部分，并写了十几万字的《医门轨范》的笔记，以后，也以这三部分为业医的蓝本。这就为后来能够以脾胃学说为主，兼采各家之说稍作探索奠定了一点基础。 须知有志才有兴，有兴才有所专攻，有所专攻才有识，有识才有成啊!所以，我体会到，在学术上，不要强其所为，也不要强其所不为。当然，这不是说要凭兴趣出发，而是要在广泛地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愿意努力探求的专门知识作为主攻的方向。 其五，览群书，广学识，相得益彰。 有志于医学的人，应该使自己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有的人开始接触医经时，往往觉得枯燥无味，这是因为文字古奥、医理精深的缘故。中医的理论，本来就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是用古文写成的，如果对古代哲学思想和古代语文知识一窍不通，学习经典势必倍感困难了。俗话说:“医书一担，儒书一头。”因此，掌握了古文常识，学习中医经典就获益匪浅。还须看到，今天医学发展十分迅速，医药学杂志有如烂漫山花，这就要求我们广泛涉猎，才不至于孤陋寡闻了。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医家必读之书，那就是自然辩证法，而且应该着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解放以后，我始终把这本书置诸座右，百读不厌，深得其惠。为什么?因为唯物辩证法就是中医基本理论的精髓，能够学习和运用它，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我是采用上述这些办法求知的，稳步地走进了医林。 04、黄梅开业渡过了十三年私塾一学徒一渡师的历程之后，遵循着“为医济人”的遗训，我就在黄梅县城正式开业了。 开始的两年，只有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有了小病小痛才来找我这个小郎中。慢慢地有了一些经验，病种也接触多了，凡是内、妇、儿科，有病就诊。起初，我总是带着医书看病的。有的朋友曾直率地劝告我：“出诊不要背书囊，人家会把你当作‘看书郎中’。”我想：哪个医生不看书呢？不看书又怎能做个好医生呢？ 有一次，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中风了，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先请地方有名的老医师诊视，用“小续命汤”加减，半夏、南星之类服了多剂。一个月后，病人两颊泛赤，咽痛舌绛，滴水不人，大便秘结，周身瘫痪，麻木不仁，疾鸣不已，神志昏迷，全家慌乱。接我去试诊。路上听人议论：“衣棺都准备了，大郎中都无法回生，请个初出茅庐的，顶什么用?唉！尽尽人事罢了！”为了不放弃独自初临大证的机会，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一到病家，说是已经烧了“倒头纸”(一种迷信俗习)了。我仔细看了病人，是昏厥。又检视了前医处方，判断是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心火暴甚，肝阳上亢。为了证实自己的辨证是否正确，就参阅了带去的书。病家说：“真是‘急惊风碰了慢郎中’，人都快断气了，还翻书！”但参阅了书籍，我才确信法当滋肾水以养肝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方用“地黄饮子”加减，去辛热之附桂，加人风药中之润剂秦艽、双钩，润药之百合、当归、胡麻仁，此即“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抉口灌药，缓缓滴入，使咽喉滋，大便通，神志醒，然后，用“五汁饮”日日呷之，三易其方。两个多月，恢复了肢体活动，健康如常了。这一实例，轰动了乡镇，真可谓“炮打襄阳第一功”了。此后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 一九三〇年，军阀混战的火焰烧到了黄梅，人心惶惶。我又离开故乡重来九江开业。在那里一住八年，每天就诊者户履为穿，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八年，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八年。 一九三七年，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暴发，同年五月，日寇的铁蹄逼近马当要塞，我携妻掣子逃难他乡，家业荡然，只有积累的部分比较完整的医案不甘心散佚，随身带出。渡都阳，泛洞庭，折夷陵，窜上梅，流溆浦，奔辰沅，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医门轨范》等医稿及部分书籍、诗词都失之于一瞬之间。所到之处，以医糊口。直到一九四六年元宵节，才抵达长沙而定居。 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九，足足十二年，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壮年时期，多么想有所作为呀！我却颠沛流离，连一栖一宿都受到威胁，虽没有放弃医业，但是想有所为而不能为，连一本基于“保赤之心”而写的《麻疹专论》也是几经周折，私人资助才印制成书的。 05、瞻前顾后话医德辗转医林半个世纪以来，深切地感到，要做一个好的中医，必须讲究医德和医风。历代著名的医家一直是十分注意医德医风的。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其一，要赤诚地接待病人。 “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这句话容易说不容易做，急些什么？想些什么？我认为至少应该急其痛苦，急其困难，急其危亡；想其医治，想其速愈，想其安全。这样，在诊治过程中，才能做到详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医嘱详尽，态度谦和。 在治疗过程中，每个医生几乎都会遇到病人赠送礼品的事。病人那种求助或感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呢？应该有礼貌地、坚决地拒受一切礼物。 其二，要热诚地尊师爱友。 尊敬老师，关心同志，这是医者应有的美德。而在师承友助中，贵在诚恳、虚心，忌在虚假、相轻。要想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就得牢记“谦受益，满招损”这句名言是获得进益的前提。 记得三十年代，我对当时视为畏途的脑膜炎、盲肠炎的名词很不理解，冥思苦索，努力探求，后来治愈了九江“生命活水医院”诊断的脑膜炎、盲肠炎各一例，写了题为《脑膜炎与盲肠炎之认识》一文，发表于《九江日报》。文章结语中指出：“‘脑膜炎’、‘盲肠炎’皆属肠胃湿热积滞为病，上下郁遏者为‘盲肠炎’，‘肠痈’是也；表里郁遏者为‘脑膜炎’，‘痉病’是也。”为了进一步“求是”，曾向上海陆士谔先生致书求教，并附寄了原文。陆先生的复函是： “阁下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钦佩之至。尊论脑膜炎即是痉病一，盲肠炎即是肠痈，认症正确，足见手眼明快。惟论治立方则鄙见稍有出入：肠痈有未成之治法，将成之治法，已成之治法；痉病有刚痉之治法，柔痉之治法。尊方所拟似乎专于已成之肠痈，痉病之刚痉。而将成未成之肠痈，痉病之柔痉，似当别谋治法。孟子云:‘不直则道不见’。士谔年虽衰朽，姜桂之性未免老而愈辣，直言莫怪，诸希谅之!” 那时我年将三十，能得到前辈这样的肯定、开导和指点，记忆犹新。我当时通信请教是在于辨别和确认中医固有之病名，陆先生既对我所提出的看法做了充分肯定，又让后学者开拓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尤以引用“不直则道不见”给我很深刻的启迪。的确，而今要为中医现代化作出贡献，就要言者能直言，敢直言；听者爱直言，纳直言，若要如此，又必须待师友以诚。那种当面奉承，背地诋毁，抬高自己的庸俗腐朽的作风，对我们的中医药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三，真诚地对待成败。 任何一个医生，不管他多么高明，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有成功或失败两个方面。如何正确对待成与败、誉与毁，却是关系到自身医德医风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获誉思过，闻过则喜，不慕虚荣，但求真理。 一九三五年夏秋之交，曾去武昌为友人救治垂危之证。当时，病者身热不退，神志昏糊，头摇谵语，夜不安睡，便闭尿赤，口干少饮，脉沉弦，舌质干，苔淡黄，口甜。前医一派寒凉，犀羚每方都用，而病反进。我断为湿困脾机，改用温胆加味，一剂安睡，再剂热清，大便如酱，人事清醒。居一周而返，友人赠以诗轴:“缠绵病榻扁仓来，着手成春马上催。不敢殷勤留小住，万人翘首望君回。”而我只把它看作是患者对我的鼓励，想到的是自己的天职：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以求深造，为更多病人解除疾病痛苦。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但是，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未来。虽然我已老了，昔日的所学获得了点滴的已知，而面临的中医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必然会遇到大量的未知。我迫切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也希望并且深信广大青年中医和西学中的有志之士，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 (李聪甫口述 孙光荣记录) 策 划：苏华龙 文字编辑：陈剑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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