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二次访华引起的周恩来被批事件始末

2017-09-14  育则维善...



197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本文摘自《世纪风采》,作者徐忠,原题为《基辛格二次访华引起的周恩来被批事件始末》。


周恩来与基辛格


1973年11月下旬,已经患了膀胱癌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为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一次会谈,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严厉批评。



据《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这一记载很原则、很扼要,没有讲明“不可靠汇报”的内容,没有说明毛泽东的具体“看法”和批评意见,没有讲明中央政治局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详情,更没有说清江青等“四人帮”一伙“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具体内容及猛烈批周的具体情况。于是笔者进一步查阅解密的史料,弄清了事件的一些情况。


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在此之前,基辛格2月访华期间,毛泽东曾会见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据《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记载: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基辛格在11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并达成默契。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美方态度暧昧,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在毛泽东同基辛格会谈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极其慎重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具体情况,受批判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没有对别人讲过。参加会议的邓小平等人也没有见于文字的回忆。仅在周恩来1973年11月18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报告》的手稿中述及,很简略。所以,笔者只能根据当时在会场外侧面了解一些情况的周恩来卫士长高振普的回忆,来记述当时的情况: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了。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到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总理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


“我和保健医生交换了看法,对总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一下说不清楚。不过,总觉得今天的会不太正常。医生说,这种情绪,对心脏不利。我们守在办公室外,隔十几分钟就轻轻地开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看一看总理。他仍然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和往常一样,夜深了,才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把看到的情况报告邓大姐,她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要更加精心地管好总理的吃饭、吃药。吃药一定要准时。更具体地说,饭后用的药,不吃饭,到时也把药送进去,目前吃药更为重要。’”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这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1972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二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会开了十几天,一天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


另据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了解的情况:


“1973年11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7点钟上飞机。5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 ,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容、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没过两天,游泳池(毛泽东住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但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的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受审席上!”


“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反复念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参会者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有人告诉我,江青一伙因抓到了批判周恩来的机会,回到钓鱼台就大喝红葡萄酒,欢庆胜利!”



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最终由毛泽东作出了结论。他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的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此了结了。


实际上在中美会谈期间,一向认为“外事无小事”的周恩来非常严谨,事事都是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从未越雷池一步。据周恩来办公室1972年2月22日的台历记载: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中美会谈联合公报》纪要中记载着基辛格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周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至于对江青所提增补她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江青一伙打倒周恩来总理篡党夺权的阴谋不但未能得逞,而她自己反而遭到了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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