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门派，都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方剂，犹如程咬金会用三板斧。在赵炳南皮科流派使用频率最高的方子就是加减龙胆泻肝汤和加减除湿胃苓汤。
中医学习大约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方证化的学习，也就是列出一个方剂的具体组成药物和用量，同时列出它的具体适应症，包括具体舌脉、症状、体征这些信息。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一致的舌、脉、证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方子，就会获得预期的疗效。这叫方证式的学习方法。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加减除湿胃苓汤、加减龙胆泻肝汤，实际就是要按照方证式的讲法来讲。
中医还有另外两种学习方法，其中一种叫形象化的学习法，比如我们常说的中医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整体观，辨证论治以及象思维。我们所说的方证式的学习方法，实际就是研究辨证论治；我们说的象思维实际研究的是形象化的教学法，比如取法于天地人，比如刘力红老师曾经讲过的“开方就是开时间”，这都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法；再比如我们认识自然界“湿”不同的存在形态：气态的湿、液态的湿、以及固态的湿，那么这也是一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
第三种学习方法，就是体系化的学习。在国内最近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冯世纶老师所提出的“先辨六经后辨方证”这样一种学习体系，这是体系化的学习与方证化的学习相结合的思路。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喜欢方证式的教学，因为这个直截了当，上来就是方与证合，方与证皆能相合，取用就会获得疗效。但是我们要知道典型方证并不多见，临证常需化裁。离开了体系化的认识，这种方证式的学习就会失去他的参照系。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遗失很多方证，每个方证会遗失很多要素，导致效果减低，甚至失传。
所以今天我讲赵炳南中医皮科流派的起手二方，在这之前还是要强调体系化的重要性。在体系的框架里讲这两个方证。
体系是什么东西呢？体系犹如一个纵横交错的网格，一张分区地图，一个架子，一个立体的格子，百宝格。那么在每一个格子里呢，放的是一件宝贝，这件宝贝可以理解为一个个方证，比如加减龙胆泻肝汤方证，加减除湿胃苓汤方证。每一个方证在这个体系里有一个三维的定位，那么它们放到这个框架上呢，我们就可以揣度不同的方证之间的位置、距离、关系、兼夹，如果他们没有放到这个框架里，而是是散乱的扔了一地，那么我们就无法揣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系统地掌握。
赵炳南先生的体系，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体系，就是外感、杂病、内伤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在很久以前，生产力比较不发达的时候，一般重视的是外感以及由外感所导致的杂病，那么在生产力相对较发达之后，人们更重视内伤以及由内伤引起的杂病。
对于赵炳南来先生来说，他对中医皮肤学科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了湿邪在皮肤病发生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了气血津液这种杂病辨证体系在经典皮肤病辨证中的核心地位，这是它的独特创见。那么在他的体系里，同样容纳了很多治疗外感、治疗内伤的方证。
明辨外感、内伤、杂病有什么好处呢？有方方面面的好处。
第一，在诊的方面，它可以指导你明确自己所要考虑的阴阳的层面。你是考虑生死，考虑顺逆，考虑虚实？你还是考虑寒热，考虑升降浮沉呢？这都需要定位。比如我们同样摸到一个沉脉，如果他是在一个外感疾病的过程中，一个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具有整体全身反应的外感状态，那么这个沉脉是人体的抗力不足，反应能力不足，那么我们会把它归类于太阴病、少阴病或厥阴病，我们会用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乌梅丸这类方子来治疗；但是如果这是发生在一个病程日久缠绵难愈，全身不适，症状轻微、变化多端这样一个内伤患者的身上呢？当我们摸到脉沉，我们就会考虑它是气血阴阳哪方面的不足以及气机是否顺畅，升降浮沉方面的问题，我们会认为脉沉是不足，需要四君子汤，四物汤；那么当它发生于一个有非常明确典型具体的突出的痛苦症状，并且这种痛苦局限于某一有限部位这种杂病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会考虑它是气血津液哪种异常的积聚状态，是风、热、火、毒？还是湿、痰、饮、水？还是瘀？我们会从这方面考虑。那么此时这一个沉脉代表的就是湿，可以用除湿胃苓汤治疗。
同样，从治疗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对疾病有体系化的认识，当进行选方用药的时候，就不会迷惑。比如现在经方家通过各种文物实据考证出来，汉代的一两实际是现在的15克多。那么如果这样，我们的小柴胡汤柴胡用量就是120克，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我想在海外的诸位同道可能不会这样用药的。那么，我们明代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先生，他认为古代的一两可以折合现在的一钱。那么一两，在他的手里变成了大约3克多一点，而李时珍先生以及之后，按照它的标准来治病的众多医家也能获得满意的疗效。我们无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为什么能同时成立？实际如果我们按照外感、内伤、杂病这种框架体系来思考，就会知道他们同时成立的道理。
在张仲景的时代，张仲景治疗的是外感病，突发的影响到全身的有剧烈变化过程的这样一种剧烈疾病，以及他在寒热过后外感解除所遗留的人体的气血津液的异常状态，也就是伤寒以及继发于伤寒的“伤寒杂病”，所以它需要用较大的剂量，用15克等于一两的剂量来处理，用药时间相对很短。后来，进入了宋元之后，经济比较发达，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因为内伤、情志、饮食等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的气血阴阳失调，以及气血津液的异常堆积，也就是内伤以及由内伤引起的“内伤杂病”。所以，当我们面对外感的时候，我明确眼前这个病，它是外感，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两等于15克，外感需要截断病势，用药要稳准狠，常常一剂病已，不可久服；如果我们明确眼前这个病是内伤或者内伤引起的杂病，我们就可以用一两等于3克，内伤需要调整，轻轻去治，日久成功，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所以呢，明辨外感、内伤、杂病，是看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比如对于同样一个发生于下肢的这个急性湿疹患者，如果呢，我们都得到一个沉脉，如果他是一个急性的发病过程，一般可以按照这个外感的体系来治疗，可以选用真武汤、肾着汤，理中汤等等很多这样的方子，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此时我们需要按照一个杂病或者内伤的状态来进行处理。就需要用到今天会说的到的加减除湿胃苓汤这样的方子。
如果面对整个的皮肤病患者群来说啊，急性皮肤病更常见，而作为一个专家，那么它所面对的疾病呢，往往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比如在北京中医院皮肤科普通门诊，他们所看到的湿疹，大多是一个急性的过程。这一部分患者大约占整个门诊量的百分之六七十，而我们专家的门诊看到的，往往是肥厚难治，缠绵多年的慢性斑块状的肥厚的角化的慢性湿疹，这是不同的患者群。而对于一个皮肤科医生在他漫长的从业过程中，年轻时面对的急性的状态，也是更多的一些情形，尤其是当一位医生刚刚进入某个专业之后，它所面对的往往也都是一种急性的状态。在这种急性的状态时，往往需要按照外感的方式来进行论治。外感体系里有伤寒，新感，伏气，瘟疫、湿温等类型。而稳定顽固的疾病大多属于气血津液的异常堆积状态，对于皮肤病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一个“湿”字。我们在学习伤寒论的时候，会看到“此无阳也”，伤寒论里边会有这样的话，“此无阳也”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在人体的相对较表浅的部位，它津液的缺乏，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他说的是阴，：为纯阴结”，那么相对来说，他说的是这个气血的血，这个部位的异常，是偏里的部位。大多数皮肤病，他们发生在人体的皮毛和肌肉这些部位，属于一个津液异常的部位。那么津液的异常，最典型的表现方式就是痰与湿，而痰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结节斑块这样的东西，“湿”它的表现就会有多种多样。
赵老常说：“首辨阴阳”。在皮肤病临床中，首先考虑的一个阴阳层面什么呢？就是在有湿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湿与热谁多。对快速发作的急性病程的皮肤病，占门诊里最大量的这么一种比例的皮肤病来说，那么“湿”都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我们会碰到两种情形：第一种相对热重于湿，这种情形会用加减龙胆泻肝汤；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湿重于热，这种情形会用加减除湿胃苓汤。这两个方子赵炳南先生是从《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里学习来的。这两个方子同时出现在“缠腰火丹”这一章节，现在一般认为缠腰火丹指的就是带状疱疹，但是在《医宗金鉴》，它并没有明确的说这个皮损是发生于单侧还是发生于双侧。它里面介绍的火丹就是有密集的红色的斑片外加丘疹这样的皮损表现，抓后可能有一些渗出，可能出的是血，可能出的是水，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主要表现是一个灼热瘙痒，如果现在看这个表现，一般不会把它理解为一个带状疱疹，因为带状疱疹典型症状是疼痛。这种以红、热、痒为典型表现在《外科心法要诀》里被称为火丹，那么它的治疗方剂是加减龙胆泻肝汤。与之相对应的那些以肿胀密集的水泡伴有剧烈疼痛这种情况，《在外科心法要诀》里被称为“水丹”，他一般用加减除湿胃苓汤来治疗。很明显前者“火丹”是偏于热盛，后者“水丹”偏于湿盛。“火丹”表现为瘙痒，“水丹”表现为疼痛。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疾病诊断，也可以这样考虑：是否他这里讲的“火丹”大致是一种急性湿疹的表现状态；而他所说的“水丹”是新发的带状疱疹的表现。
这两个方子主治，一个热重，一个湿重，那么在我们的临床中，都获得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带状疱疹还是湿疹皮炎类皮肤病，这两个方子都是会用的，就是临证的时候看湿多热多，哪个更多一点，然后就能斟酌使用。（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