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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医学院
在DNA序列分析的应用推广到各个领域后，结合多聚酶链式反应（PCR）对微量DNA增殖，许多历史遗址的人类残骸的研究直接进入分子生物学阶段。对人类Y染色体中的非重组区的序列（non-recombining
region of Y chromosome, NRY）分析，可直接考证研究对象的父系来源。这一方法对于考证历史上的人群迁移和繁衍有揭露本质的意义。结合对母系遗传物质，线粒体DNA序列研究，甚至可推导群间碰撞和融合。如果对照历史记载，可对许多历史事件还原。本文综合近年的对汉族和汉族有关的人Y染色体中的非重组区的序列分析结果，结合历史记载，对汉族的生成，历史变更，血统和文化的考量，以及一些关键历史事件，如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汉族人三次南迁，的重新认识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黄帝， 炎帝， 夏族，东夷，Y染色体，NRY，SNP，Q1a1，Q-M120
Abstract
DNA sequencing
studies have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Combined with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o amplify trace amounts of DNA, DNA sequencing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human remaining found in many historic sites. The human Y chromosome sequencing
studies of non-recombining region of the Y chromosome (NRY), can efficiently
determine the paternal origin of the recovered DNA samples. This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should provide new approaches to reveal the history of ancient human
group migrations and prosperity. The results with the studies of maternal
genetic material,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studies, may even be able to
hypothesize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of two or multiple human groups. The
results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an be
used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an people in two
respects, the genetic origin,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factors. The
author tries to combine the results of NRY from recent reports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o propose a new insight of Han people in the occurrence of Han People,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events regarding the change of the Han People
subgroups, the genetic components, and culture effects. The key historical
events of Han People，such as the Battle of Zhuolu, the
Battle of Banquan and the three large scale migrations of Han people from the
northern to the southern China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words: Yellow Emperor,
Yan Emperor, Xia People, Dongyi People, Y chromosome,
NRY, SNP, Q1a1, Q-M120
汉族最初形成的族裔成分和政治环境
汉族的起源追溯到三皇五帝。汉族和炎黄子孙概念上是等同的。从字面上说汉族人是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后裔。黄帝和炎帝是三皇五帝中的人物。三皇五帝因为没有文字留下来，争议较多。但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规模大幅度增加，发现许多古遗址并以更科学的方法做研究，三皇五帝存在的说法已被广泛接受。三皇中，伏羲，神农二皇是普遍认同的，还有一皇则说法各有不同。神农皇又称地皇，被认为是炎帝一脉。相应，伏羲被称为是天皇，黄帝是人皇。所以最普遍的说法三皇是伏羲，神农，和黄帝（见汉朝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汉族的前身被认为是华夏族。华夏族中有夏族是肯定的。夏族的代表人物是禹，这也是没多少争议的。禹是黄帝的后代，也为史记和许多传说所记载。如《史记·五帝本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三皇中，伏羲，神农和黄帝之间没听过有什么直接的血缘关系。五帝却是有血缘关系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中，除了舜是以尧的女婿而接位，其他都是血统继承。颛顼是黄帝的孙，帝喾是颛顼的侄儿。帝喾到尧是父子，中间有帝喾的儿子帝摰执政九年后传位给弟弟尧。五帝显然是家天下。因此中国古朝代不止是夏商周，从黄帝开始，就有国家了。所以要加个黄帝朝在夏朝之前。也有考证认为五帝代表夏之前的五个朝代。不过，这些考证还是同意五帝朝代的血统是相承的。所以当一个朝代处理也未尝不可。当然禹也是黄帝的后代，黄帝朝和夏朝是联通的。夏朝可以上延到黄帝朝。从黄帝到尧，甚至到禹，王位是在黄帝的儿子，昌意和玄嚣两支中产生。这两支应该是大支。类似于日耳曼的选帝侯。舜和禹是颛顼的后代，但不属于嫡系。因此，夏族就是黄帝族，也就是黄帝的子孙。华夏族，或炎黄子孙，的另一部分，是以炎帝为代表的炎帝族。许多记载都指出炎帝是继承伏羲的东夷族的领导。伏羲对人类生产的贡献，捕鱼和畜养，与长江流域的经济运作特点直接相关。炎帝继伏羲为王之后，发展农业，号神农。明显说明东夷部落从伏羲时代的捕鱼和畜养过渡到种植。从大部分伏羲和炎帝的遗迹分布在东部地区，可肯定伏羲和炎帝的部落，最初活动范围在长江中下游，然后到黄河下游地区。与描述的东夷族的活动范围一致。从汉族上延到华夏族，再上延到黄帝和炎帝，可肯定，夏族和东夷族是华夏族或汉族的基础。而五帝之前的三皇，是华夏族的原始民族成分，夏族和东夷族，的领导。三皇时代是两族最初互相接触的时间。黄帝时，开始两族的融合。从史记对五帝的描写，可以看出黄帝后期和他的后裔已经控制了中原。如果说中原是华夏族的形成地，在黄帝时代，华夏族就开始形成。最后的完成要到禹之后。
黄帝和炎帝传说是少典和女登的儿子，长大后分家，黄帝成于姬水，炎帝成于姜水。另有传说中说黄帝和炎帝是太昊和少典的儿子。可见到底少典是男是女都不清楚，也说明当时处于母系到父系的交替时期。对应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时间应该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过渡期。从炎帝的发源到炎帝活动的区域，发现实际有两个炎帝。一个是由南方进入中原的东夷部落群的领导人，另一个是黄帝的友邻部落群（同样来自少典部落的炎帝族，烈山部），由西北进入中原时的领导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黄帝-炎帝族的部落集团（少典）的一小部分在炎帝的率领下，先进入中原。在那里，他们较快地与当地的东夷部落融合。但炎帝部落的人少。没多久就被同化成东夷人。因为当时是母系父系交替时代，炎帝是男是女都难说。融合进东夷部落的炎帝族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其军事力量还是给东夷部落一个震撼。没多久，炎帝成了部落群的领导。一般说，一支人数少而身体素质较高的民族，与人数多，但身体素质较低的民族，比较容易融合。例如秦始皇时，任嚣，赵佗率领的秦国部队到了岭南，很快就与当地土著融合。赵陀成为越王。如果当时的岭南土著身高体重肤色与今天的苗-瑶族类似，而秦军与西安兵马俑身高体重肤色类似，可以推断虽然秦军身高体重肤色与土著有较大区别，但并不妨碍这两种人的融合。当时炎帝率领的西北民族部落与东夷族在中原相遇，情况大致与秦军融合岭南土著相仿。虽然两民族的相貌身材有差异，但还是属于允许范围。两民族融合后，炎帝成为领导并不奇怪。炎帝族与东夷族合并后，形成新的炎帝-东夷族。与其他的东夷族，如蚩尤的东夷-九黎集团有差别。而蚩尤领导的东夷-九黎集团，代表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的东夷集团。对于炎帝的中原东夷集团并不认同。从历史记载看，所谓祝融共工之战，映射着两个东夷集团在女娲时代就分裂了。
促进夏族和东夷族融合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
在九黎部落日益强盛时，蚩尤开始北伐，力图整合炎帝领导的东夷。在这种情况下，炎帝向自己的兄弟集团，黄帝集团，求援是顺理成章。一些史书说炎帝先黄帝为帝，或比黄帝年长，分析起来只不过说明炎帝的部落比黄帝的部落先入中原。从炎帝的几个遗迹，陕西宝鸡，河南商丘和湖南炎陵可以确定炎帝族的迁移路线是从宝鸡到河南，最后死于湖南。黄帝族从西北进入中原的路线不太清楚，而在进入的过程中是否接受某些东夷部落也没见记载。黄帝族以其出色的战斗力从北部或西北部继炎帝部落进入中原时，中原东夷族的领导人，炎帝榆罔，在蚩尤的逼迫下，采取联黄攘蚩的方针
（《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最后涿鹿之战成功地打败蚩尤。但涿鹿之战对蚩尤的九黎部落并不像史书记载，取得完全胜利。从记载看，有两个方面多少揭露对蚩尤一战的结果。第一，涿鹿之战的过程，看到的全是黄帝族人与蚩尤战斗，炎帝的部队毫无动静。因此与炎帝战斗的那部分蚩尤部队没遭遇多大损失。第二，胜利后九黎-东夷部落的人，如刑天，继续找黄帝的麻烦。如果黄帝对蚩尤之战给予蚩尤毁灭性打击，刑天还敢继而挑衅黄帝吗？涿鹿之战的描写说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被捉，然后被黄帝杀害。但以蚩尤被杀就判断蚩尤的东夷部落遭受毁灭性失败却未免轻率。首先蚩尤领导的九黎，其主流不可能离开自己熟悉的长江流域，蚩尤的部落在长江流域耕作水稻，又怎么可能举族迁移到黄河流域，改种北方旱粮作物。其次，北上征讨炎帝。九黎部不可能举族出征，只可能派遣精锐部队出征，因为派遣大军有后勤问题。所以，九黎只不过派遣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北伐炎帝。在消灭这支部队的过程，黄帝的武装肯定也损失惨重。黄帝部落在胜利后，无法把战场南推到长江流域的敌人的根据地，也说明黄帝的胜利不是那么巨大。黄帝对蚩尤的几场战斗，蚩尤方面写得有声有色，而黄帝方面却笔墨不多。最好的解释是蚩尤的部队是少而精的部队。最后被黄帝靠人数优势打败而已。黄帝女儿旱魃据说战后受到天罚，实际是她的全部落的战士战死。而她的名字，旱魃，也是个恶名。估计是战术应对不当导致整个部落的精锐全军覆没而被战士家属咒骂。黄帝的得力手下应龙则被黄帝封为雷雨之神，隐居在南方。实际是被蚩尤军俘虏，跟着蚩尤撤退的部队，到了江南并最后被囚禁在江南。黄帝为了掩盖主力大将被俘虏，用“隐居南方”来欺骗各部落 （《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被黄帝杀死的蚩尤，到底是九黎的总头目还是北伐军司令也很难说清。实际大概不过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留下的阻击部队而已。舜帝的女婿伯益（夷）是东夷族大酋长，编山海经歌颂东夷族的英雄人物，夸父（《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精卫（炎帝部落的女英雄，见《北山经》），多少有为自己的东夷族造势，准备等禹一死，就以禅让的方式夺取政权。当然他没成功。不过从山海经依旧流传来看，他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东夷族英雄崇拜的山海经丝毫没有被夏王们禁止。伯益的后代后来建立了秦朝，推翻黄帝后裔建立的周国，最后实现了伯益的理想。
炎帝请黄帝部落到中原，类似唐肃宗请回纥来对付安史叛军。然而，黄帝驱逐九黎后，反客为主。逼迫炎帝也臣服于他。两部的矛盾导致阪泉之战。炎帝与黄帝在阪泉的战役中失利，一部分原属炎帝的部落臣服黄帝族。黄帝族同意采用和平共存的方式，允许这部分炎帝-东夷族的部落继续存在，这部分的炎帝部落应当是由炎帝-朱襄氏为首。黄帝族通过改组这部分炎帝部落的领导，逐步控制这部分炎帝部落。朱襄氏死后，安葬在河南商丘，估计当时是被黄帝软禁，远离自己的部落，客死他乡。另一部分应该是炎帝直系，炎帝榆罔或他的儿子，在战败后离开了中原，南下到湖南。
也有些记载认为阪泉之战在前，而涿鹿之战在后。这种说法是黄帝在阪泉与炎帝打了三仗，赢了，自以为可从此号令天下（《史记·五帝本纪》：三战，然後得其志）。但蚩尤不服。然后在涿鹿黄帝战胜蚩尤，不平的意见被压下了。从此黄帝才取代炎帝。而炎帝愤而南下，离开中原。
从炎帝离开中原而南迁到湖南的事实分析（炎帝死于湖南炎陵县），阪泉之战在涿鹿之战之后较为合理。如果阪泉之战在前，很难解释为什么涿鹿之战没有炎帝部落参加。从游牧部落惯用伎俩是驱动仆从军打前站来说，如果当时黄帝已经让炎帝臣服，岂有让炎帝袖手旁观的道理。最大的可能是在涿鹿之战时，炎帝集团从别的方向对抗蚩尤的部队。可见在涿鹿之战时炎帝集团是独立的，没有从属黄帝。在炎帝与黄帝部落的阪泉战役失利后，一部分中原的东夷部落投降了黄帝，还有相当的部分，追随炎帝，撤到长江以南。炎帝最后死在江南，而不是黄帝所控制的中原，说明炎帝没有臣服黄帝。阪泉之战的规模远远不如涿鹿之战可以从两点看出：1）没有重要人物被杀，2）史书记载或传说远远要比涿鹿之战少。比如《逸周书》，根本没说有阪泉之战。此外如果阪泉之战在前，也很难解释炎帝的南下之行。如果阪泉之战在前，炎帝战败，南逃湖南，当时蚩尤的九黎还牢牢掌握南方，怎么会没有炎帝与蚩尤在江南会面的描写？炎帝如丧家之犬逃到江南，蚩尤又如何会放过这个机会去收编炎帝的部落？如果把阪泉之战放到涿鹿之战的后面，一切便好解释。黄帝与蚩尤大战，损失很大，让炎帝有信心向黄帝挑战。战前炎帝已经同蚩尤集团达成谅解。但是，炎帝在阪泉之战还是失败了。这可能与炎帝部落内部分裂有关。一部分东夷部落可能战前就决定投靠黄帝。也与炎帝的战略错误有关。炎帝部队深入黄帝占领的地盘，对环境不熟悉，整个部队陷入恶劣地形。战败后，许多参战部队在前线指挥朱襄的带领下投降黄帝，而在后方的炎帝榆罔撤退到湖南。最后死在湖南炎陵县。
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说明阪泉之战时一场很有限的战争。如果阪泉之战在前，从蚩尤为炎帝出头，仍然听炎帝的而不听黄帝的号令，可以说明炎帝不过是小输。如果阪泉之战在后，可能炎帝的损失会大一点。但也没见有主要领导被杀的记载。按《逸周书》的说法，阪泉之战提都没提。似乎炎帝原先与蚩尤在涿鹿产生纠纷，灵机一动，把黄帝拉了进来，让黄帝与蚩尤斗。自己跑了。后来看到黄帝居然还赢了，但损失巨大，怕黄帝怪自己而对自己不利，干脆南迁。不愿意南迁的部落也随便。留下与黄帝合作也可以。
由炎帝领导的东夷族，其农业较九黎族的蚩尤-东夷集团要先进。这也可以从炎帝被称之为神农氏而看出。由于东夷族的农业发展对合并后的华夏族有重大意义，东夷的先祖，伏羲和神农也得到华夏族的承认。从人口结构说，合并后的华夏族，原东夷族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黄帝族虽然在政治上占主导，人数上却是少数。这从后面叙述的Y染色体分析可进一步证明。
华夏族的名称并非是黄帝族为夏族而炎帝族为华族。华，同花，美丽的意思。夏，广大的意思。黄帝的部落是胜利者，虽然没有把失败的炎帝-东夷部落当奴隶，也不可能把这些部落当作与自己嫡系部落平等相待。胜利后的黄帝国，人口和臣服的部落都急剧膨胀，黄帝称自己的部族为华丽而伟大也理所当然。和炎帝的部落没什么关系。此外，中原华夏族的最初形成并没有蚩尤的九黎族参加。虽然在涿鹿之战有少量被俘虏的九黎族人留在中原，但人数不会多。而且他们基本是男性。在当时情况下，大部分成为奴隶。不可能有夏族或东夷族的平民女性会与他们婚配。他们最后的命运是劳累而死。
退到湖南的炎帝部落，与附近的九黎-东夷部落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与黄帝的部落群有较多的接触。语言，风俗，礼节，音乐，舞蹈，宗教等等文化习惯与中原的华夏集团的部落较为相似。虽然融入这部分炎帝部落的夏族人不多，但从文化方面说，炎帝南迁的部落已经形成以东夷族为主体的南方汉族的雏形。到周朝，形成楚民的基础。其文化代表屈原的出现也说明炎帝带到南方的文化是灿烂多彩的。
黄帝及其后裔巩固华夏政权和促进夏-东夷两族融合的政治措施
五帝显然是家天下。按司马迁说，黄帝的夏族是个北方大民族，主流进入黄河流域，征服在黄河流域的其他民族，如东夷。但这种征服主要是东夷部落的臣服。特别在阪泉之战后。但阪泉之战规模并不大，东夷各部落的主要力量并没有丧失。东夷各部落的存在类似欧洲的国王之下的大公或公爵。长期的和平共处，黄帝族和炎帝-东夷族通过联姻，利益共享和部落间的迁移，逐步融合，形成古华夏民族。
在古代重权力而轻血统的年代，以夏朝论，夏王与东夷之间到底有多少血统变换很难说。许多东夷部落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夏王。他们的孩子有可能不是夏王真正的血统。是王妻与别人私通的产物。一如俄国的叶卡婕琳娜二世的儿子，根本不是她丈夫的。帝喾的妻子姜原生了弃，就是姜原和别的男人的孩子。抛弃几次都不成功，也就算了，后来就以弃为名。炎帝姜姓，姜原来源于炎帝-东夷部落是明显的。实际上，黄帝族与东夷族的上层通婚是很早就开始了。东夷族的伯益的奶奶是颛顼的孙女。爷爷传说是一只鸟。但从伯益的父亲，大业，当上东夷大酋长来看，伯益的爷爷实际上是大业的前任，东夷大酋长。颛顼为了拉拢东夷，让孙女与东夷大酋长私通。生下儿子大业后，才带着儿子去见丈夫，并为儿子争继承权。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商契的母亲简狄。简狄在郊外，因吞玄鸟之卵怀孕而生下商契。玄鸟是东夷某部落的图腾。实际的意思是简狄与这个部落的酋长私通生下契。从这个角度说商朝是东夷族的后裔也是可以的。
许多部落的领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国王的情况在古代民族中是很平常的。不管是成吉思汗还是忽必烈都发生过。成吉思汗的正妻被别的部落掳去，生下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妻子连同那个儿子被夺回。虽然儿子不是亲生，看在他母亲的份上，也被当作亲生处理了。帝喾也有几个这样的女人。他的元妃姜原生了弃（即后稷）。弃是周的始祖。次妃简狄生了契。契是商的祖先。次妃庆都生了尧。次妃常仪生了挚。这四个妻子，分别来自四个部落，姜，简，庆
和常。这些儿子有的留在王庭，有的以他们高贵的血统，回母舅的部落去担任小王。商国和周国的来源就是这些小王开始的。
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五帝的世系是汉武帝时杜撰出来的，当不了真。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销毁大量的纪录。但也很难说到底剩下多少，是否足够推敲出五帝世系。刘邦进入咸阳时，大臣萧何接管当时的皇家典籍。到底里头有什么书也不清楚。但统一中国的秦，时间很短。按史记说法，刘邦比秦始皇小两三岁而已。按《汉书》说法，“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刘邦来源于唐尧。他的祖父还是魏国大夫。东周列国时代，各贵族世家，对家族的来源非常认真，指派家族有地位的专人管理。如果被发现出错，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刘邦本人也是贵族出身，是官三代，对东周的贵族世系不可能不知道。司马迁编史记时，一方面在他的时代，有比我们现在多得多的古资料供他参考，二方面许多世家大族都在，他们与五帝的关系肯定不容歪曲，会与司马迁的史记对照。因此司马迁只能是以严肃的史学家身份出现的。汉武帝也不可能无中生有让司马迁平白无故编造出五帝世系。因为编造出的五帝世系是经不起各世家大族的盘问的。这种政治风险，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汉武帝都不能承担。此外关于刘累是尧的后代，是《春秋》上纪录的，与司马迁没关系。所以认为五帝的世系是汉武帝时杜撰出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许多历史学家对夏乃至商王朝不断改变王庭地点困惑。其实这点只不过显示夏王庭保留相当大的机动的职业武装力量。而在当时农业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一个地方的农业和牧业是很难长期支持一支较大的机动武装力量的。当这支部队要转移的时候，夏王庭也只好转移。这在匈奴和鲜卑的王庭也常见。不同的是，黄帝族或夏族，许多主流的子民已经定居发展农业。并与附近的东夷部落逐步融合。王庭迁移并不容易。也就是王庭为了保持一支威慑力量才不得不隔一段时间转移一次。夏族与东夷独立性较大的部落互相通婚，夏王也开始吸纳这些东夷的贵族进自己的圈子。结果造成国王太康被东夷部落后羿驱逐的后果。
东夷族的来源是伏羲族。伏羲出生在山东还是甘肃天水也在争议。各朝代的史书虽然对伏羲和炎帝都描写和表示尊敬，对一般的东夷族的描写却很粗糙。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是在夏朝的时候，夏族与东夷族的主流的融和已经完成。对于在这之前的东夷族领导人，夏朝之后的各代统治者都保持尊重，因为自己与这些东夷领导人很可能有血统关系。他们的母系祖先也许就来自伏羲-炎帝一支的东夷。对在夏朝以后还游离在外的，不愿意被融合的东夷，就不再有理由尊重了。
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汉族或华夏族是在晚些时候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成。从记载看，夏商周的领导人都是黄帝的后裔。周人也常常自称是夏族之后。而主张夏商周三族融合的学说因为无法避开华夏族中的东夷族组分，把殷商划入东夷人的范围。其实商王是来源于帝喾，同周王室相同。夏商周的关系类似于元朝时中央与各个汗国的关系。夏商周根本就是一个民族下的不同的部落群，在夏朝时，华夏族已经最后形成。夏商周都是华夏族，虽然他们之间有不同。现代汉族，各省之间也有区别，这种区别没达到区别成不同的民族。所谓夏族，商族和周族，实际是家系族而不是民族。夏商周就像突厥在唐代，有东西突厥，匈奴在汉朝，有南北匈奴。元代有元大汗与钦察汗国，伊尔汗国。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是，农业民族力量改变要慢得多。比如，站在商一边的华夏部落联盟，能长期对站在周一边的华夏部落联盟保持优势，一直保持到周武王时代。周对商的胜利，使得以纣王为领导的华夏部落联盟力量大为削弱。但胜利后的周，对许多原站在商一边的部落，也只是采取逐步改组的方法。许多所谓的周文王的儿子，其实是与周天子的主宗关系比较密切的部落宗族。例如管公和蔡公，不可能是周文王的亲儿子。甚至周公旦，也不见得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尽管太史公说武王姬发是老二，管公姬鲜是老三，周公姬旦是老四，蔡公姬度是老五。对于商王，情况也类似。比干未必是纣王的亲叔。武王死后，管，蔡联合部分殷商部落（或称方国，史书对部落的称呼），反对周国小天子，周成王，的领导，这种事其实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通常给点好处，哄一下也就没事了。只不过碰到周公旦这个家伙，不按牌理出牌，来个武装镇压。
综合说，古代中原的华夏族，是在五帝时候的黄帝年代开始形成的。是黄帝族和炎帝-东夷族融合的产物。依靠先进的军事力量，黄帝族逐步在两族融合后的各部落，或各诸侯国中，获取领导地位。夏，商，周，都是两族融合后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体。黄，炎族人的比例或有不同而已。在夏朝时，还有东夷（炎帝）部落，如后羿部落，的记载，说明当时两族融合没有完全完成。不过从后羿的妻子，嫦娥，来自黄帝后裔来看（《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生月十有二，意思是生了十二个女儿，其中有嫦娥），两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而且，原来的炎帝-东夷部落首领都以能娶到黄帝后代女子为荣。从史书上把嫦娥写得很美可以看到。到后来，就很少有东夷部落的纪录了。说明两族融合已经完成。
许多部落，因为领导变成黄帝的苗裔，也改掉原部落的图腾和姓氏，换为黄帝族的姓氏。今天我们的姓，大多来源于黄帝及其后裔的王室。特别是周王室。其实，这些姓氏中，只有少量的部落领导是名副其实的与他们的血统相关。大量的部落子民属于跟姓。部落酋长姓什么，他们就姓什么。他们的姓和他们的血统毫不相关。这也解释为什么汉族人口的大多数是原东夷族人的血统，而不是原黄帝族人的血统。但是查他们的姓，却大部分来自尧舜禹和商周王室。从姓来看，百分之九十的汉族人来源于黄帝的姬姓。从血统上看当然不是如此。
分子人类学对汉族父系来源的分析
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的遗传物质是脱氧核糖核酸（DNA）。DNA与组蛋白一起，进一步形成特别的构象，在用染料染色后，可用显微镜观察到，称之为染色体。男人的46条染色体中，有44条可配成22对的，称为常染色体。剩下的两条，一条是X，一条是Y染色体。对于女人，只有两条X染色体。与常染色体不同，Y染色体的一部分，称之为非重组性Y染色体区段（non-recombining
region of Y chromosome, NRY），一直到N代孙，都是保持不变的。这种特点为寻祖追根提供直接的途径。对现在的汉族的Y染色体分析，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Y染色体的SNPs（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单核苷酸多样性）类型组合是很不同的。南方汉族的 SNPs 型主要是O[1]，其中，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 都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2]。而北方汉族，例如古中原或黄河流域，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O型只有百分之六十[2]。而O3又在汉族人中，占大部分。
对山西横北村西周遗址的DNA测试结果表明周贵族，倗国贵族,
的父系血统是大部分为Q1a1（Q-M120) （3例），或一例为N而2例为O3a3，而奴隶的血统是O3a（4例）或O2a（2例） [2]。Q1a1也存在于非贵族非奴隶的平民（8例），但没有一例是奴隶。O3a3为平民的有3例，贵族2例。而对山东孔姓的声称为孔丘后代的1118名男子分析，初步结论是孔子的血统只能是C3或Q1a1[3]，完全不可能是O3。 当然，对孔姓的Y染色体SNP型的推断是间接的，其准确性有讨论的余地[3]。孔子是殷商王族后裔，而商和周都是黄帝族的后代，所以黄帝族的血统是Q1a1的可能性最大。吉林大学李红杰博士对宁夏彭阳的东周遗址研究也发现4例Q1a1[4]，显然东周贵族中的血统也是Q1a1。这与横北西周倗国贵族的血统一致。Q1a1血统在现代北方汉族人口中约占3-6%，南方汉族人口中约占1-2%。而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极少发现[5-10]。最不可能的是O3. 虽然O3的血统占有现代汉族人口的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1, 11]。 O3比例在台湾汉人为58.2%。福建汉族74.5%，南方汉族57.8%，苗族65.85%[5-9, 12-14]。O血统在东南亚或南亚的比例也非常高，孟加拉国的Garo人O3比例为59.2%[15]，对印尼巴厘岛居民的测试结果表明，O血统占83.7%[12]。李辉教授的一篇综述文章总结，带有O型的Y染色体单倍体群是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的[11]，然后再从中国南方迁移到北方。这种情况与东夷族的迁移历史符合，而与黄帝部落群的迁移途径不符合。既然汉族中的O3血统或者O血统不属于黄帝族的贵族，那又是什么地方来的？对于北方汉族的O血统，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从在中原地区首先与黄帝族融合的东夷族人。而南方汉族的O血统一部分来源于五帝时代的南撤的炎帝部落，然后秦汉后南迁的北方汉族，再一部分来源于南方东夷族蚩尤的九黎部落，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其他南方少数民族，包括古越族，苗-瑶族。
Y染色体研究结果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探讨
对山东孔姓Y染色体的采样分析也给汉族来源的研究提供新方法。在中原仍然有许多过去的大姓分布。许多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如果能早于五胡之乱，对于了解古汉族的形成是有很大帮助的。复旦大学王传超等人的关于曹操和曹参的研究，采取较为间接的方法[16], 他们从声称自己为曹操或曹参后代的人群中取样。虽然可靠度不如对山东孔府后裔采样的方法，但也比简单的随机取样好。但考虑到司马昭父子对曹操后代的打压，王传超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很令人信服的。说不定又有忠仆冒主的可能。在这方面，统计学的数字说明不了什么。王传超等人的结果说明曹操的染色体是O-M268
(O2*)，而汉初贵族曹参的染色体很可能是O3型[16]。按史记所说，曹参出身底层，连个表字都没有。不像张良，还有个子房的表字。曹参的O3
的Y-SNP型支持上述论断：O3属于底层群众的类型，与黄帝族没什么关系。
所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和神话，从来没有说黄帝来源于长江以南。排除了黄帝族从南往北迁移的可能。炎帝的传说倒是有南有北。炎帝陵也在湖南。炎帝的活动地域重合于O血统的范围，特别是O3.
我们过去老是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可是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基因的血统来分析，我们的绝大多数，至少南方的80%，北方的60%的带有O血统的汉族人，都不是黄帝的子孙。如上所说，黄帝族的Y染色体有可能是Q1a1，或N，或C3，不管是哪一种，比例都不超过6.3%。再分析一下，如果黄帝族是O型，如何解释南方含O型的人要比北方多。通常百分比是起源地最高，然后往周边扩散。黄帝的夏族起源于中原，如果夏族的血统是O，北方汉族的带O的人就应该超过南方。这不符合事实。再有的解释是黄帝族的人在黄河流域停留一阵，然后大规模转移到南方。留在中原的地盘随后被别的不带有O型Y染色体的族群占领。这样才能解释黄帝族是O型Y染色体，都跑南方了，所以北方的O单倍体型的人后头反而少了。这也与历史记录不符合。黄帝族按记载，出来没有大规模南迁。历史记载着黄帝族的战争。第一次大战，涿鹿大战。黄帝与蚩尤大战，把蚩尤打败。但没说黄帝的部队乘胜追击，把领土扩展到长江以南。第二次是禹战胜三苗，这次夏族的力量推到了湖南。估计禹把舜帝的妻子逼死也是在这个时候。禹的军事胜利，使得他的威望空前。这时逼娥皇女英投河，敢说话的人不多。而且表面看她们是自愿投河的。在此前，禹已经同时流放舜和他的儿子丹朱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但禹在胜利后，主力也没留在江南，而是回到中原。这可以从禹的儿子的居住地看出。夏王朝建立后，王庭始终在中原。既然黄帝和他的后裔的主流没有整族迁到南方，占南方汉族人口的多数的O血统就不太可能来源于黄帝。
所以，占南方汉族人80%的带O血统的男人是在黄帝时代已经居住在南方的人的后代。他们是东夷族的后代，其代表人物为南迁的炎帝。蚩尤的九黎或后来的三苗，据记载都属于东夷。那北方汉人中的60%的O血统又是什么地方来的。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是炎帝族留在中原的东夷人的血统。
复旦大学严实的文章认为汉族由三个超级祖先。他们的后代构成汉族百分之四十的人口[1]。然而，就此文章本身说，缺点是很明显的。最大的缺点是样本数量太少。那棵进化树来自78个样本。太少了。在图注下，作者说他们的那棵进化树（phylograph）的资料，除了他们自己的78个样本，还有来自从三篇发表的文章的资料（文章里的图1，[1]）。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标出是哪三篇文章。关于Y染色体的文章有几百篇也不止。不明确指出什么文章怎么可以。所收集的800个血样，居然是来源于自然献血人。考虑到复旦大学在上海，完全有理由怀疑这800个样本中上海人居多。是否文章标题改为“上海人的三个超级祖先“ 更合适？此外，用Y染色体短片段前后重复序列（Y short tandem repeats, Y-STR）来确定年代误差很大，需要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来修正[17]。而作者显然没有采取可依赖的方法来修正年代。这些问题都影响文章的价值。由这篇文章的结果推导的某些设想因此也少了许多意义。例如把禹的血统推断为O-M113(Oα). 从O血统来自东夷来看，如果排出几个汉族超级先祖，可能Oα和Oβ分别为某神农皇兄弟更合理。而Oγ倒可能是共工或蚩尤。
为了巩固王室的领导，黄帝族领导也没忘记为自己歌功颂德[18]。在文字还没流行的年代，说唱是歌功颂德的唯一手段。舜已经有大型舞蹈折服三苗
（持干戚舞，有苗乃服）的记录，反映出黄帝族在这方面的巨大投入。周公的礼为孔子津津乐道。甚至梦中少见周公都难过（《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是殷商王室的后代，照理该仇恨周王室，何以反倒欣赏周礼周乐。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高兴的三个月里连肉的味道都不知道了（《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原因是商周本来就是一族。周推翻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殷商保留黄帝族的老传统较多，如王位继承是兄弟而不是父子。这在游牧民族很常见。金国最初的几个国王也是如此。到周国，对君臣父子开始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王庭有一整套严格训练出来的舞蹈，既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也强调了上层集团的行为规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关于黄帝和他的后裔的事迹能长久流传。因此五帝时期虽然有传说，但很少文字这一现象不能说明五帝是不存在。这套庄严，鲜明，又传统的音乐舞蹈对维系黄帝族的统治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但周公的礼，也限制王室成员的繁衍。王，诸侯，卿，大夫的婚姻，要经历繁杂的过程。黄帝族领导的血统，始终无法如蒙古汗王般迅速繁衍。特别是周朝以后。但凡事有坏必有好。因为拥有高贵血统的人很少，这些人很容易被神化。黄帝本人就成了个见首不见尾的神。而成吉思汗却给人感觉只不过是个武力值稍高的武夫。上行而下效，原先在黄帝族和东夷族合并后人口占少数的黄帝族人，在经历从黄帝到周末的漫长的两千五百年，在繁琐的贵族婚姻规则的限制下，黄帝族的人的比例就更低了。再经历到现代，其比例可能就更低了。如果Q1a1是黄帝族的Y染色体的旗帜，现在带有这个染色体的男性真的很少很少。这种情况，在孔子的年代已经很明显。孔子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见《论语·尧曰》）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到底在周末时黄帝族的比例是多少，有待国内外DNA分析资料的补充。但即使是有这些资料，也很难确定黄帝族和伏羲-炎帝族之间的人口比例。被墓葬的人未必反映社会上的人。此外确定古墓葬的残骸的Y染色体类型也有技术问题。按李辉的说法，从残牙里提取DNA，再用多聚酶链式反应（PCR）增殖60次。实验操作由女生进行，避免有实验人员带入男性DNA污染样本。PCR增殖，理论是每次加倍，实际可能达到1.5倍，60次扩增可以把一份DNA变成368亿份。在人类云集的大城市，男性DNA随呼吸放到空气里的含量，可能都不少。李辉教授的措施是否足够？是否进一步规定操作员要未婚，无男友，长期小姑独处，无交际。或干脆由机器人操作为当。
汉族文化，文明与基因
从华夏族到汉族没什么明确时间的定义。很长时间是通用的。华夏是美而大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是美而大的族，周围夷蛮部落或夷蛮国是丑而小的族。如果小族举族投奔大族，服从大族领导，献出部落的勇士和美女给大族领导，小族也可以被接纳进大族。通过把小族安排到大族环居的地方，把大族女嫁入小族高层，让妻族发展势力，改变小族的生产条件，等等。逐步同化小族。在五胡乱华之前，华夏与夷蛮的关系基本如此。不愿加入中原政权的夷蛮，如匈奴，鲜卑，则被当异族。如果有边疆的家族或部落从中原政权投奔异族政权，则被革除华夏族的行列。而反过来也是一样。所谓入华则华，入夷则夷。有的研究者错误理解，以为华是一块地理区域，进了这块区域则为华，离开则为夷。实际上，这里的华和夷，不是地理区域，而是政治体系。这种扩大汉族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改变的方法，而不是血统改变。
最初的华夏族，范围并没涵盖到长江以南。炎帝撤退到江南后，他领导的东夷部落也划入华夏的范围，形成远古的南北朝，华夏族的范围扩大到中原外加部分长江中下游流域。维系华夏的是由黄帝族领导的北华夏政权和由炎帝领导的南华夏政权。也许炎帝在名义上臣服黄帝，但在政治实体上是独立的。从华夏族最初的形成看，只有在这两个政权下的部落，才属于华夏部落或方国。炎帝领导的南方政权，是从北方撤退下来的，风俗，文化，宗教基本延续他们在中原时的一套。而留在中原的东夷部落，基本同化人口占少数的黄帝族。因此，黄帝族虽然政治上占主导，风俗，文化，宗教等方面却大部分迁就东夷族。这最初的南北朝提供了华夏最初的政权分离，文化统一的模式。这套模式在隋灭南陈时也出现过。政治是北胜南，文化是南胜北。而南方的同属东夷族的九黎部落群，有一部分也在这时并入南方华夏族。春秋时代的楚国，继承炎帝的南方华夏文化，发展出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化。而屈原宋玉，不论文笔还是风貌，都是一时人杰。南方华夏族中，夏族血统很少。是南方汉族的最初形态。
文化的概念是个很复杂的集合。西方概念的文化，Culture, 是培养的条件。如细胞的培养，作物的培养，按西方说法，是细胞的文化和作物的文化。汉族的存活，成长，发达所依赖的条件包括土地，文字，语言，风俗，传统道德，宗教信仰，音乐歌舞，饮食等等。这一切构成汉族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加上这文化养出的人，创造出汉文明。如长城，大运河，和各种发明。还有许多存在过又被摧毁的文明，如殷商的鹿台，秦皇的阿房宫。按西方的概念，文明，Civilization，是公民化，城市化的意思。国家的力量达到可以形成城市，能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完成伟大的工程，才能称为文明。而汉文明又反过来成为凝聚汉族的地标。每个华人都对汉文明津津乐道，以此为荣。早年华夏国家建立的文明古迹已不可见，历史也鲜为记载。在炎帝黄帝时代留下的仰韶文化，也仅仅是文化，远达不到文明的尺度。商纣王建的鹿台
：”其大三里，高千尺“ （见南北朝， 裴骃 《史记集解》：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如淳，三国时的史学家），可与金字塔一比。却被周国摧毁。现存的闪耀华夏的古文明，大概秦兵马俑是最早的杰出代表了。一些古城也许也可以作为汉族古文明标志。如春秋战国时建立的城墙。但年久失修，大多已不存在了。
关于汉族是个血统的概念还是个文化的概念，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人为的定义。这同动物分类学是以科学为基础来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各学派大可各自坚持自己的定义。但从汉族人重祖籍，重起源的习惯来说，多数人本能地认为汉族是个血统的概念。很常见的是在一群说同样的汉语，甚至是方言的人中间，有人在填表时，表明自己是某少数民族。可见在一般人心目中，族裔是个血统的概念。唐初山东五姓大族，甚至对带有鲜卑血统杂混的李姓皇族也不愿意嫁娶。以免自己的血统被搅浑。但为什么在许多时候汉族被认为是文化的概念？这是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方汉族政权的失败造成的。第一次是从晋朝永嘉之乱开始（公元311年），到隋文帝取得北方政权领导为止（公元581年），270年。第二次是从北宋灭亡开始（公元1127年），到朱元璋驱逐蒙古占领军为止（公元1368年），241年。第三次由明末甲申之变开始（公元1644年），到辛亥革命为止（公元1911年），267年。因此，从西晋永嘉之乱到民国建立这1600年间，北方政权有778年不在汉族人手里。外族以少数人来统治已经有了强烈的民族的血统意识汉族，不得不借助文化对汉族人的民族血统意识进行改造。这些外族政权承认汉族的“神”，也承认汉族文化的正统性。例如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对道教大力扶持，元蒙和满清对儒教也奉为经典。强迫知识分子撰文炮制“天命所归”的神话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铺垫基础。汉族的概念也往往被“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所取代。汉民族的血统性定义被削弱，代之为文化性。意思是承认汉族文化的异族人，也是中国人，或者虽然不是汉族人。是中国人就有统治同样是中国人的汉族的资格。另方面也千方百计从汉族源头想办法。例如鲜卑出身的北魏王族在《魏书·帝纪第一·序纪》对其来源描写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 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其后, 世为君长, 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
淳朴为俗, 简易为化, 不为文字,
刻木纪契而已……”。 政治高压，伪造祖先，和强调文化认同的三管齐下的策略使得被统治的汉族接受被这些原先认为是异族的人的统治。特别是满清，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满族政权。这些人希望能继承汉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又想当官，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于是对汉族的文化性不断强调，而对血统性有意回避。
但汉族的文化性范畴是存在的。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许多原来血统出身为苗，瑶，藏，壮或满，蒙，羌，鲜卑的少数民族成员，以个体的身份加入汉族家庭。或由婚配进入汉族。Wen
（文波）和他的同事的研究西晋，唐和南宋时期的三次由北向南的汉族人民大迁移对血统和文化的影响[6]，通过对比Y染色体类型（父亲方面的标志）和线粒体类型（母亲方面的标志），发现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云南，广东，江西，福建，汉族人中，Y染色体与北方汉族相似，而线粒体的DNA序列却与南方少数民族相似。体现出这四省的汉族人口，其父系来源有大部分来自北方南下的汉族前辈，而母系来源却以本地原居民为主。联系广东，福建和江西的方言情况，可推测福建，海南，广东潮汕的闽南语应该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南迁有关，江西，广东梅县的客家方言应该与唐代安史之乱时南迁有关。而在广东西部，包括广州和香港所流行的广府话，则应该与秦代任嚣和赵陀所率的“五十万”秦兵和刑徒南下有关。五十万是声称，实际可能是十万 [19, 20]。其后，为解决这些人的婚配，又征两万妇女南下。这十二万秦人，对广东人口的组成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两万妇女估计也就解决核心的秦兵的婚配。而刑徒八万人只好与本地的少数民族妇女婚配。宿兵（Bing
Su）与他的同事发现Q1a1的Y单倍体型 (Haplotype)在山东，河南，安徽和广东的汉族人中较高[10]。在前三省比例较高好解释，因为它们属于北或靠北。但非常南方的广东就值得研究了。较合理的解释是广东汉族中有秦军带来的携Q1a1的Y单倍体型的男性。江西，福建，广西等邻省的样本则没发现Q1a1的Y单倍体型[10]，支持秦代开发岭南集中在广东。秦军领导赵陀在广州称王也支持这一点。很难想象在南下的汉族人潮中，无数汉族人娶了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却忽视这些妇女的父母兄弟。在“入华则华”的口号下，汉族表现出对异族强大的同化力。很明显，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口，在他们的姐妹嫁入汉家后，他们也先后接受汉族文化，成为汉族的成员。这也体现了汉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因此，否定汉族的文化性，而片面强调汉族的血统性也是不妥当的。许多南方的苗-瑶，壮-侗，甚至原属南亚语系的人口，没有赶上在中原的夏族-东夷族民族融合的头班车，但他们后来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入汉族家庭，也是受欢迎的。特别是这几次汉族南迁的历史背景是汉族遭到灭族危机的时候。这与犹太族相反，犹太先祖阿伯拉罕与小妾夏甲（Hagar）的孩子，以实马利(Ishmael)， 就因为血统问题，不被阿伯拉罕与正妻的孩子，依赛克（Isaac），的后代认同。以实马利的后代被认为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
Y染色体的比例和汉族人的姓氏
与西方民族不同，汉族的姓氏可以追溯到周朝甚至更早。但早年的姓氏有易变性。例如黄帝只不过生活在姬水边，就改成姓姬。但这种情况到东周有了变化。春秋时代的末期，世家形成。周王室对世家没有任何约束。世家与封地的关系非常牢固。除非灭族，封地的所有权都不会改变。以封地为氏得以在许多代后还一直保留。贵族的姓氏是与祭祀先辈牌位紧密相连的。因此贵族的血统是与他们的姓有关系的。然而与贵族的姓氏不同，平民百姓的姓有很大的随意性。姓什么往往与生活方便有关。直到宋朝后，汉文化中的家族和姓的概念强化，平民百姓的姓氏才较强地固定化。在很长时间段里，男人进入女家，称入赘，被视为很丢脸的事情。从常见的汉族姓氏看，90%以上的姓氏来源于黄帝的姬姓。然而，他们中大多数的父方血统来源于东夷族，属O血统。与夏族没什么关系。
讨论
从史书记载，到用现代生物学技术研究，再到两者结合研究，最后可推断占现代汉族男性人口的北方60%和南方80%的O血统，来源于古代的伏羲-炎帝-蚩尤一族的东夷族。其血统与东南亚许多少数民族接近。而组成汉族前体，华夏族中的夏族，其血统最可能是Q1a1，也有较小可能是N，或C3，其人口比例在南方汉族中不足4%或在北方汉族中不足7%。这种人口比例对汉族文学中所说“汉族是黄帝的子孙”说法形成挑战。如果罔顾历史记载和对各年代遗址的研究，光看现代汉族Y染色体分析结果，很容易产生占汉族血统百分之六十（北方）和八十（南方）的O型Y-SNP是黄帝后裔的设想，包括古代五帝时代和夏商周的王族。主张黄帝族是O型Y-SNP的最难解释的一点是来源于东南亚的O型男性人口如何忽然跳跃到黄河中游地区，包括河南，陕西，甘肃，山西这些黄帝族起源的地方，然后再向东南扩散。否则与历史记载是无法缝合的。而设定黄帝族来自北方或西北，逐步向南推进，则符合历史记载。而从分子人类学的结果，对孔姓的分析，周朝倗国贵族墓葬的分析，都否定黄帝族来源于O型Y-SNP先民这一假设。相反，南方的高比例的O和北方相对低的O Y-SNP型符合对伏羲-炎帝-九黎的东夷部落的记载。因此占现代汉族大多数的O型是来自东夷族。换句话说，现在的汉族人，主要是伏羲-炎帝的子孙。但以黄帝为代表的，以及由其后裔建立的五帝朝代和之后的夏，商，周朝王室对汉族的最初形成和汉族礼制，音乐，舞蹈，和汉文明都有关键性的作用。而在五帝和夏朝时，东夷族成分在农业，渔业，畜牧业，冶炼和文字发展上的作用则也是不可忽视的。炎帝为姜姓，带羊头，显示在炎帝时，牧羊已经是部落生活的重要手段。所谓姜水，无非是放羊的好地方。
从Y染色体水平上弄清黄帝族（Q1a1或N或C3）人群的起源，移动路线，移动原因，族裔的规模以及其后代不断稀释的原因是研究汉族的来龙去脉的重要题目。按照Y染色体单倍群（Haplogroup）研究，Q单倍体的人群来源于阿尔泰区域[21]。与Y染色体单倍群的O，C， N，D诸型不同，Q单倍体的人群是由北或西北方迁移到黄河流域的[11, 22]。这点与历史记载相合。因此，相对与N或C3型，Q1a1型更可能是黄帝王族或夏王族人的最初基因型。近年国内外对各遗址中残骸中提取的DNA的序列分析，对澄清历史的许多疑案提供新的方法。然而，微生物强烈的降解作用和几千年屡禁不止的盗墓，极大地减少获得充足样本的机会。
永嘉五年后的汉家衣冠南渡，金，蒙古侵入北方，都驱逐了许多大族到南方，许多南方的讲特别方言的汉族，都声称是最正统的汉族。例如说粤语的，客家语的，闽南语的群体。对这部分人群中的有系统族谱的部分，选代表性人物或从古墓中采DNA样本做分析，也是一个办法。对过去有纪录的郡望祠堂的大姓抽样，如中原的五姓七望的后裔，做Y 染色体分析，也可能会有感兴趣的结果。
从文波等人的报道，我们还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南方汉族靠近长江的省份，如江苏，安徽，湖北，其线粒体序列与北方汉族接近而与苗瑶较远[6]。这部分母系遗传成分的来源如果是来自夏族或姜族（炎帝的西北母族），是否说明当时南迁的东夷部落，比如说是炎帝率领的从中原南迁的部落，有许多东夷部落成员的妻子是来源于夏-姜族。如果能在历史记载中得到证实，加上对汉族的男女来源的研究，是否可以求证汉族男性的祖先以东夷族为主，而女性以夏族为主的染色体传承。从甘肃，陕西，山西的古姜水和古姬水流域先后东迁到中原的古炎帝和古黄帝部落群，到底前后用了多少时间同从南方来到中原的东夷部落磨合，互婚，最后筛选出男性以东夷的O血统，女性以非东夷血统的女子的线粒体为主的华夏族的主流血统。
参考文献
19. 何维鼎, 秦统一岭南投放了多少兵力？.
华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2(2).
20. 黄明磊, 秦征岭南考.
岭南文史,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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