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还有希望吗

气纯不是剑纯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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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剥皮鱼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从当代人有记忆开始，温州人就带着他们专属的鬼畜方言踏遍了国门内外，成为共和国新时期第一批烫金的样本。

直到现在，江湖上依然有无数温州人的传说。茶余饭后聊嗨了国家大事，免不了要拉出当年的“温州炒房团”来吹吹牛逼。电视上循环播放老赖通缉，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就回响起倒闭的江南皮革厂和老板黄鹤。七嘴八舌中，温州人的真身已经悄然退出了昔日的镁光灯中心。

温州人真的很有钱吗？温州老板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现在的温州人哪里去了？一切的故事，都从一个秋天开始。

那年秋天，宋高宗画了个圈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里，1981年，周万顺一脚踢翻破脸盆发疯似的叫着：“穷怕了！穷疯了！”周万顺没有夸张，温州一地，命中注定是穷鬼。

从浙北到浙南，乡野俗名从“畈”到“垟”，正对应地形走势，从北往南由肥沃齐整的平原过渡到促狭崎岖的山间洼地。温州丘陵海拔倒是不高，但陡峭连绵，几乎占据了地区总面积的80%。耕地压力巨大，山陵又阻碍货物运输，温州作为港口腹地的优势也大大削弱。

自温州出现人类痕迹以来，一直都是瓯越蛮荒的所在。多山地势阻隔交通，隔壁的新都大港冉冉升起之际，温州农民还在田垟里做着小农手工的活计。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秋，宋高宗赵构在金兵的追击下被迫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高宗倒了血霉，无意间却给了当地的小农家庭一条新的活路。这个秋天埋下的草蛇灰线，绵亘了整个温州格局的江湖传说。

温州第一个亮相全国的身份，并非未来扫荡全国的商场群蝗，而是科举暴发户。建炎三年后，紧随宋高宗逃难来的亲贵移民，迅速膨胀了温州的士大夫社会。温州人纷纷做起科举求仕的美梦。

当年的温州举子有多强？南宋绍兴二年（1132）的时候，温州籍进士人数已经迅速从上次考试的5人飙升至16人。截至咸淳十年(1274)，有记录的47科考试中，温州籍进士以1096的人数稳居浙江第一。全国仅有幅员人口两倍于温州的福州，可堪相比。

南宋温州科举统计图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可惜这场仕林美梦破灭得太快了。刘宰在奏札中说温州“解额太窄”，即录取名额少，少到什么程度呢？“终场八千人，合解四十名，旧额十七名”，发解比例大约是200:1。实际情况更加糟糕，温州安置大量皇族，咸淳元年（1265）一科42名温州籍进士有33人都是赵姓宗族。大量没有家世财力支撑的温州举子们不得不另觅生路。

今天我们说温州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宗教信仰氛围最浓的城市，所言不虚。大量宦况寥落的温州举子放下书本，选择从释。除此以外，更多的温州人抓住了经商的稻草。

早年受制于人地压力，有大量温州农民转投手工业。从丝织到漆器，从瓷器到印刷，为日后在海上贸易中完成历史上的第一波逆袭打下了绝好的基础。

偏安南隅的大宋王朝，失去了西北的通商陆路，更多地依赖海外贸易，15%的财政税收都来自于此。为防止金银外流，南宋政府又鼓励以手工品进行交换，滨海条件并不是最理想的温州也得到正式启用。家庭手工业优势与港口设置相配合，使得温州能与明州、泉州等大港同列亦毫不逊色。温州客商在此时声名鹊起，商船乘胜节节连开高丽、日本、交趾、暹罗市场。

这场贸易狂欢让久居贫困的温州人尝到富裕的滋味，从此处处埋下商业的种子。即使明清一纸禁令将沿海全线内迁，温州人也已不甘重回昔日的穷困。抑商棒槌的空隙中，温州一地悄悄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民间合股制，以扩大生产规模。此外，明清海上走私贸易中著名的“歇家牙行”路线里，中转站点之一就是温州府。

与受到上天眷顾的隔壁好命邻居们性格不同，阻山面海的温州从映入历史的眼帘开始，就在生存冲动下混进了相异于江南富贵温柔乡的草莽气质。时间推移至八百年后，贫困和饥荒压顶之下，温州群氓再次倾巢而出。

逆袭之温州老板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对温州人当年的财富积累过程做出二分对错的论断。贫困逼迫下抢先登上险滩的群蚁，眼前既没有路，也没有路标。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瓯越蛮荒的时代好像又显现在这片多灾的土地上，母国阵痛下温州民生危如累卵。当时即使是乐清柳市镇最好的劳动力，一天从生产大队也只能挣到0.57元，最差的连4分钱都没有。八县农民忙时种田，闲时讨饭。

1967年，天公不作美，温州大旱百余日，河床都能当路走。不堪的生活水平加上残酷的自然环境，温州农民们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全国最激烈的武斗，发生在早有反叛基础的武汉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温州。乱后城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白昼无米，黄昏无被。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混乱与无监控的状态提供了绝好的缝隙。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当年原本就没分到多少投资的国有经济，此时再度遭受重创。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明说的勾当，纷纷在此时趁隙蔓延。

新温州人攥紧了自己的第一个钱筒。

柳市负责人石锦宽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畅这一计划经济的软肋，“顶风作案”组织了柳市通用电器厂。独立经营的部门渗透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等，在供求失衡的空气里肆意伸张枝叶。到1981年时，营业额最好的10部门负责“八大王”之一的胡金林生意额已达120万。

在对外开放的机遇下，还有大批温州人重拾当年的走私老路。温州走私最狂的时候，几乎所有渔民的船只里都有夹层，或者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

即便在厚黑学盛行的今天，当年温州人的狡黠也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为应对外地企业的讨债，泰顺的农民全村打配合，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这场黑色幽默的诈死游戏大获成功，农民们竟然用赊账订来的二手机械设备做成了浙南最大的交易市场。

灰色地带新兴的私营经济打破了经济秩序，抢占了有限的国有经济的资源，屡次突破底线的温州终于让国家忍无可忍。然而即使1982年投机倒把分子们被统统送去吃枪子后，纷至沓来的后浪依然是前赴后继的温州商人。

从八百年前的北宋蠲纸、漆器，到前十年的五金零件，温州人一贯善于从小物件上东山再起，他们的下一桶金亦不例外。

温州用皮鞋在征服全国人民的双脚的事业上所向披靡，只用了短短几年。

当时的温州发展出了全国最大的皮鞋市场，全市皮鞋产量几占全国一成。明清时期的温州皮鞋堪为贡品，然而八十年代大小皮鞋作坊质量参差不齐，在低层次的价格血拼、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复制中声名臭不可闻。温州市长每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都能看到愤怒的顾客新邮来的一双双破烂皮鞋。

1987年8月8日，并不是什么发财的好日子。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温州鞋被一把火烧成灰烬。消费者的怨念随火势蔓延到了温州的其他商品上，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和残次手表纷纷暴露在镁光灯下。永嘉一个小镇，假冒伪劣问题甚至被各路媒体曝光了5000多次。

成为众矢之的的温州人低头藏起籍贯，一部分企业决心洗刷质量之耻，另外还有大批温州人转而代理或经营外地商品。温州走商隐姓埋名走遍世界各地，乘了南方谈话后的东风，将积累下来的资本转化为各地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温姓公司及市场的启动资金。

从北京到西北边境，从中国内陆到欧洲巴黎，一批批的温州人终于在九十年代后再度卷土重来，千军万马扫荡全国，席卷全球。

只是曾经的投机倒把以及当年的大火对温州的打击之深远，直到今天，看到温州二字，我们脑海里依然会关联起昔日的走私贩子和纸皮鞋传说，好事者可以如数家珍般挖出温州发家史中的斑斑劣迹。未来温州人踏出的每一步，都长久伴随着社会着对温州式聚敛资本的诘责回音。

走不出田垟的乡下人

听到“温州”，你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温州最有名的特产莫过于温州老板。新世纪的钟声来临之际，携着千禧年之前攒下的赫赫资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长的温州人也迈入了新的阶段。千禧年前的温州老板多人是走商，走南闯北打下实业根基。

但我们更加熟悉的温州老板，是一支支横扫全国的温州炒房团。虽然他们已经缺席了上一轮楼疯，江湖上依然到处流传着他们的传说。

九十年代末全国取消福利房，商品房制度开始推行。温州人的民间资本首先流向家门口的房地产市场。1998至2001年间，温州当地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快速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投资之热，甚至到了一城无房可投的地步。

于是更多温州人携亲带友，坐着大巴沿沪杭高速一路北上，还大嚼着附赠的面包。甫一落地，其貌不扬的乡下人横扫上海滩。2001年8月，157人的温州购房团带着5000多万元来到上海，3天内将100多套房子收入囊中。2003年2月，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在3天之内再次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额近亿元，次日他们又收入了南京路上的57套房子。

2008年至2010年期间，温州房地产市场资金规模约为1000亿元，历史最高峰有2000亿元，开发规模相当于当时江西一个省的总量。在扫荡近处的沪杭二城后，温州炒房团向北跨越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溯长江而上，奔赴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连克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

回想当年温州艰难发家史中遥望上海滩的一代，我们依然会被小人物的单纯理想所震动。当年还是购销员的前上海温州商会会长杨介生第一次爬上大上海滩头，纵览了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后，躺在闸北区的地下室的他，度过了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

“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我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应该可以大有作为。”

比起杨介生预想中的方式，后来好像出了些偏差。

曾经的温州创业者如今深陷焦虑与不安，选择房地产传递的深层讯息其实是这样的：胆大包天的草莽一代们现在已经死了。

仿佛一夜之间，所有温州老板纷纷放弃故乡的实业，成群结队地踏上虚拟资本的新商场。

号称买房如买菜的温州人远没有你我想象中，或是他们自我陶醉的那么有钱。相继被端的楼盘背后是温州盘根错杂的民间借贷链条。中小企业主导和个人亲友联合的两种主要合资方式均得此支撑，统统砸向这场闹热的全民游戏。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即使是建立在亲情或友情上的民间借贷，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一头热的温州人步伐不稳，打个趔趄就要扎进前头的深渊。

至于这场资本狂欢的真正效应，谁说温州炒房团真的撼动了房地产市场？从没有哪个城市先有投资者，房价才上涨；而是价格看涨，才会有炒房者涌入。

信奉“温州人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的效益，真正炒作“温州炒房团”的名片的其实是房地产市场狩猎中的开放商、代理商，以及其他利害相关的待机者们。暴得大名的“温州炒房团”最终只拖垮了温州人自己。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江南皮革厂的黄鹤是温州2011年第一个跑路的企业主。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资金链条相扣的环环相继断裂，90多家企业老板在这几年四散奔逃。

这场持续将近十年的投资虚拟资本的狂热游戏，已经使温州错过了最好的转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