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向道德楷模的“道德”大棒
明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恩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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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表扬朱熹，说“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这是朱子的远见，批评前五百年后八百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者，当然更包括拿《论语》章句附会个人心情的人。朱子虽然认识透彻，行事却难免糊涂，“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的也包括他自己。????季文子是鲁国三桓里最重要的季孙氏的代表，历史上著名的赋税改革“初税亩”的主要推动者。他相鲁三世，“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历来被视为廉吏的道德代表楷模。季文子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思虑周详，而他的多思在后世却招致了非议，起因是孔子的一句话——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再，斯可矣”的表态，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两思可矣，不必三思。”也就是对季文子的行为方式没有做百分之百的肯定。于是，朱子便抡起道德大棒，砸向了这个道德楷模。????朱子引程颐言曰：“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说“再思”就已经足够周详，万勿三思，倘至三思，必然会掺入个人利益，事情就会复杂化，“反惑矣”。程子认为孔子的“再，斯可矣”是对季文子的讥，是批评。但是，以人情而论，倘若有私，则私字必然当头，何必至于“三思”才起私心？而朱子显然是认可了程子的说法，他举例说当宣公“篡立”之时，季文子不能讨之，反为其密切与齐国的外交出力，以证明季文子“三思”引起的“私意起而反惑”，公然质疑这个道德楷模的人品。
那么，“三思”、“再思”究竟是何所思，究竟是思考的次数还是思考的方面，朱子没作深究，他臆断孔子，也臆断了程子，他把“三思”当成“思”在次数上的累加，并且据此做出了一个滑稽的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推论。以后的《论语》注家受朱子影响，大多作如是的解释，无须赘说。而东汉的郑玄认为“文子忠而有贤行，举事寡过，不必及三思。”认为孔子之意无非是说季文子过于谨慎，“三思”其实是个影响效率的无用功问题，而并不像程、朱所讲，上升到了质疑季文子人品的高度。不过，对“三思”的理解，郑玄也只停留在“思”的次数的累加上。????但是，所谓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不惟见于《论语》，亦见于《左传》。《论语》言“三思”而语焉不详，《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则记载：“君子之谋也，始衷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这是季文子自己说的话，杜预注曰：“谋一事则当虑此三变，然后入而行之，所谓君子三思。”《论语正义》并以此“三思”为美行。《左传》另有一段记载：卫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终也，思其复也。”也认为成熟的政治家谋事要考虑事情的实行和结果。由此可见，所谓“三思”，并不是说“思的次数”，而是讲“思的方面”；并不是多次反复的掂量，也不止于正反两方面的考虑，而是“始衷终皆举之”，对事情的开始、过程、结果都要做出预料，实际上就是进行一个完整的可行性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在接近季文子的时代，孔子作出“再，斯可矣”的表态，不过是说行事但只考虑其始衷，而无须顾及结果究竟如何。这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思维，正符合“礼崩乐坏”之世，欲砥柱中流而不得的孔子的心理。如此而已。朱子断章取义，由孔子片语只言引出了对季文子人品的质疑，实属“道德大棒固然厉害，但圣人原不曾有挥舞之意”。????一个是成熟成功的政治家，一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孔子与季文子的思维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孔子“义之所在不论成败”的理想主义，在《论语》中多有体现。比如《宪问》中“陈成子弑简公”一则，孔子请讨陈成子，告于哀公，再告于三桓，皆曰不可，而孔子的态度就是义之所在礼之所求，当告于君、大夫则告之，他的热情使他无暇顾及事情的可行性。而儒家似乎有此光荣传统，继承了孔子衣钵的孟子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虽万千人吾往矣”激励了万代千秋人大义凛然，而“吾往矣”的结果却往往不遂所愿。????倘若心里没有圣人先入为主，把季文子“始衷终皆举之”的“三思”摆将出来，那么，“三思而后行”与“再，斯可矣”，只是季文子与孔子这两个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思维、行为方式的表述，并不存在程子所谓的“孔子讥之”；在“思”次数的累加上得出所谓“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的结论，并且引出对季文子人品的质疑，更是无稽之谈。朱子在继续了程子对季文子的批评以后议论说：“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朱子在这件事上，确确实实是未穷其理而武断了，他真应该“多思之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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