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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多年前的气候危机,为何没能要了明朝的命 | 彰考局

 方竹云天图书馆 2017-09-18


时人说起明朝灭亡的原因,会想起晚明(17世纪)的那一场场气候畸变,一般认为,明朝在干旱、寒冷等气候因素作用之下,灾害频发,民变四起,逐渐滑向灭亡的深渊。


殊不知,类似的危机,在明朝建国不久之后就已经上演。


当时,明初(15世纪)的气候条件与明末(17世纪)一样恶劣,王朝亦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场提前上演的危机,却并没有提前让明朝灭亡。


朝廷是怎么挺过去的?

撰文 东观兰台(彰考局专栏作者)


罕见的圣旨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刚刚过完农历新年的北京,异常寒冷,此时,宫中传来一道内容很罕见的敕谕:

“上天垂戒,灾异迭见,岁暮及今,正旦星变,有声如雷。朕甚惊惧,天道与人事相为流通,必人事乖违,天道不顺耳……凡一应弊政及有利于国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实陈奏,无或顾忌,当采而行之,用回天意。”①

这引起了朝中大臣的高度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成化七年冬天那次“万岁阁老”事件后,成化帝久未露面,长期怠政。

“万岁阁老”是指内阁首辅万安,成化七年冬天,彗星入犯太微星,廷臣上疏称,天有异象,是因为君臣之间过于疏远,皇帝宜召见大臣议政。皇帝采纳了这项意见,便召群臣议政,然而议政刚一开始,万安便高呼万岁,急于退殿,这迫使内阁其他要员如彭时、商辂等人不得不也叩头退出。

事后,太监嘲笑内阁只知呼喊“万岁”,全无召见必要,万安便得了“万岁阁老”之名,而成化帝干脆不见,乐得自在,②这一不见就是十几年。

多年过去了,大臣们已习惯皇帝不理朝政,适应了万安为首的内阁。此时,皇帝突然下旨要求各京城衙门历陈多年弊端,突兀之余,自然也是事出有因。

这一切要从频繁的灾异说起。

明宪宗。

社会危机

论及明代灾害,最熟悉的莫过于17世纪(明末)危机。③

彼时,中国正当明清小冰期中最寒冷时段,大旱及鼠疫接连不断,社会急剧动荡,明清易代加速推进。同时,欧洲也经历着“三十年战争”以及各地的混乱。

也许是17世纪危机造成的后果过于显著,让我们忽略了15世纪(明初),在葛全胜等人重建的过去2000年冬季温度序列中,后者同样处于明清小冰期中的最寒冷时段。④

中国东部地区过去2000年冬半年平均温度变化序列

史载,从宣德(1426年-1435年)初年开始,极端干旱便频繁“光临”华夏。据估计,宣德三、四年期间,山西中部与南部遭遇严重旱灾,境内流民数量至少在二三十万以上。⑤

正统年间,极端干旱更加密集,致使山东、山西、陕西及直隶各府县贫民“举家逃窜”

如山西临晋县百姓业已“逃移四千五百七十余户”,接近该县总户数的60%。⑥

频密的旱灾逐渐酿成当时著名的“荆襄流民”现象。

成化十二年,右副都御使原杰巡抚荆襄,以“编附州县户籍,应当粮差,仍严立禁条,用杜将来流移”⑦等办法安抚流民,“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⑧的流民获得初步安抚。但之后接连爆发的极端干旱,再次搅动流民浪潮,弘治、正德年间,朝廷在荆襄地区又两次招抚,民数多达92万。⑨

在崇祯末期农民起义爆发地的西北地区,一共经历过四次与崇祯末年大旱程度相当的极端灾害,15世纪的极端干旱事件(发生概率在2%-10%)比崇祯年间乃至整个17世纪还要多。⑩成化二十年(1484年)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这次灾害,就是其一。⑪

过去一千年中国西北地区每50年极端干旱发生年数变化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以来,自然环境中的祥瑞灾异便与人间的人事产生了更强的关联。成化皇帝在敕谕中要求群臣上疏言事,其因,一方面是迫于传统灾异观念不得不为之,更重要的,恐怕是对社会危机的深深忧虑。


税收改革

灾害使社会有倒悬之危,而户部尚书李敏首创之税收改革,让明王朝最终顺利度过这场危机。

成化十三年,河南人李敏结束在浙江、湖广、四川等地按察使、布政使职责后,被委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深入敌前的九边重镇——大同。

期间,李敏做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大事——两税折银。

任职之初,李敏发现,“山东、河南转饷至者,道远耗费”,尤其在大旱之年,军民更是繁累不堪。

李敏果断下令,“会计岁支外,悉令输银”,将军粮等实物折成银子缴纳,“民轻赍易达,而将士得以其赢治军装,交便之”⑫。

看到改革效果不错,李敏顺势上疏要求:

“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⑬。

北方两税自此开启白银化的历程,而这一折银的缴纳方式,让明廷无意中缓解了极端气候可能带来的巨大麻烦。

明代白银。

危机期间,灾害区域广,流民亦多,会严重影响朝廷的财税和基层运转。官府如果对赋役催逼太紧,容易酿成民变,而如果一概蠲免之,朝廷的正常运转特别是九边军饷势必大受影响,稍有不慎,即有亡国之危。灾荒之年的折银输纳,一方面,使民力从解运粮米的重差中解脱,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损伤边粮供给,特别是在极端灾害之年,既体恤了灾民,又成功地输边。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宣府、大同因灾缺粮,不够客兵支用,江南漕粮粜卖成银,交付给大同镇达三十万两⑭,折银在极端干旱年份对供给边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嘉靖年间,折银已成常例,时人唐顺之感慨:

“无岁不有灾伤则无岁不有折兑,此其因灾伤而折兑者,常例也”⑮。

李敏的北方两税折银变革相当成功,接任者叶淇便在盐政中力推“纳粮开中”转向“纳银送司”。

事实上,在叶淇之前,朝廷便早已出卖盐课换取白银,特别是在成化末年连年大灾的危局面前,为满足赈济内陆、供给边防的刚性需求,令商人到盐运司衙门交银,再将之解送户部是一种快速获利的途径,全国运司纳银已是大势所趋。⑯

后人看到这一政策实行之后的弊端太多,如造成边镇粮食缺乏,粮价陡升,导致“抱银而亡”等惨状,便指责此举“乃遂以贻边关输輓之害”⑰,对叶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苛责。

时人在灾难面前,为解一时之急,并未考虑如此长远,成化二十一年冬,是北方旱情最为严重的阶段,“以两浙盐七十四万余引,两淮盐一百二万余引卖银,送京转运,以给军饷”⑱,这是一项能解燃眉之急的良政,至于长此以往所带来的弊端,只能留待后世子孙去解决了。


东西方抉择

同17世纪一样,全世界也同样经历着15世纪的气候危机。整个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带,两个不同时期,同样经历了明显的温度低谷期。⑲

各种不同代用资料展现的过去2000年北半球中高纬度温度变化(以1880-1960年参照)

据相关研究,15世纪北半球平均温度比1880-1960年均温低1.2℃左右。过去2000年以来,15世纪是北半球为数不多几次温度冷谷期之一。

恶劣的气候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欧洲的经济贸易活动。15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出口额对国家收入的贡献率仅仅是14世纪初的一半,整个经济陷入最低潮。

不仅如此,灾害与混乱的频发,使欧洲各国军备提升,意外死亡人数大增,疾病肆虐,医疗、住房远远满足不了生存需求。⑳

同样在这一时期,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南下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及,原本沟通印度及更远东方的港口完全被穆斯林掌握。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品,再卖给地中海的意大利商人时,涨价幅度已达百分之两千以上。[21]原本繁华的地中海经济开始逐渐让位给低地国家。

贸易的不畅与恶劣的环境促使欧洲人向海洋进发,大航海时代随即开启。

当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时,他们发现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直到不久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不断涌出的金银,他们才有了让明朝最感兴趣的交换物。

这真是一大历史巧合:当明朝各项变革需要白银,欧洲冲破了大洋的阻隔发现了白银,打通东西方贸易的愿望与对物质和财富的欲望一拍即合,白银与瓷器从16世纪开始周游世界。

马尼拉大帆船

对外扩张与对内变革,这些在15世纪危机影响下迸发的行动,都以白银为纽带串联起来,开启了之后数百年欧洲扩张与中国大量白银内流的历史局面。

15世纪的气候危机让东西方选择了不同道路:明朝选择变革与白银,为王朝续命;欧洲选择扩张与征服,为贸易开辟出新领地,海洋不复平静,悄然酝酿着数百年后更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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