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工商注册后的种植大户

‍作者（左二）与沈师傅（右二）在其果园合影，左一为上海市农科院骆军研究员，右一为上海松江梨树研究所金凤雷农艺师

三月八日在上海松江梨树研究所调查梨树树体结构时，顺便走访了周边的两户梨树种植户。第一户主人不在，看了下树形就走了；第二户主人正在自家梨园中喷石硫合剂，与陪同我的骆师弟又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甚是热情，放下手中的活，带着我们在园子里转了一圈，便在简易的管理房内，沏上茶，攀谈起来。

主人姓沈，名“益德”，这个名字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时期在长坂坡当阳桥喝退三十万曹军的张飞张益德。与三国时期彪悍的大将形象不同，眼前的“益德”显得有点清瘦，虽然脸上也显沧桑，但与其六十六岁的年纪相比，却显得那般的老当益壮。

更有意思的是，沈师傅还是个烟酒不离身的人，每天两包烟，两顿酒，每顿黄酒八两，二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与其“不良”生活习惯相配套的，还有其“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不管如何劳累，早晚都会坚持锻炼，除了“伸伸手、伸伸脚”这些简易动作外，沈师傅还会“气功”。至于哪门子气功我也不懂，反正他说他从来不感冒不发烧。

二十五年的种植经验，能把二十多亩的梨园弄出五十余万的年产值，平均亩产值高达两万元以上。园子却没有像效益那么漂亮，树形也不规范，在开心形树冠当中会间隔着留些“高高翘起的尾巴”，在翠冠梨上留着黄花梨的“尾巴”，在黄花梨上留着翠冠梨的“尾巴”，以提高坐果率。

开心形树冠中高高翘起的“尾巴”可以提高整个梨园的授粉率

政府或技术部门在力推的标准化栽培在这里形同废物，尽管这家农户还在合作社的范畴之内。

因为隶属于合作社，沈师傅的梨果用的也是“仓桥”这个上海知名品牌，十二个梨卖七十元，比研究所的产品低了五十元，但产值却比研究所高出一倍。

问其原因，他说是损耗很少。总结成书面语，应该就是“精耕细作”。

园中大部分农活都是沈师傅自己做的，尤其是喷药、施肥、修剪、定果等关键点。他非常熟悉园中每棵梨树的健康和产量情况，那株树应该多喷药，那株树应该多施肥，如何修剪，留多少果实，在他心中都有一本很精细的账本。而不像雇工作业时，或“大锅饭”，或马虎遗漏……。拿沈师傅的原话说：“他一个人能抵十个雇工做的活。”除了责任心和技术能力，沈师傅的工作时间也是雇工无法比拟的，夏天劳作十三个小时，冬天劳作八个半小时。所以偌大的园子每年雇工成本也就三万左右，主要用在果实套袋和采收用工上。

除了梨树这个主业，沈师傅还在操作道上搭起架子种上葡萄，每年也能卖个二、三万元。老婆负责烧饭养鸡，每年养一千左右的土鸡，送三百，卖七百，每斤二十元，也是一笔收入。凭着二十多年的种植经验，沈师傅还是周边梨园知名的“土专家”，冬闲时还帮别人修剪，“出场费”每天五百元。

上海梨树研究所里的大棚梨正处于盛花期

聊到这里，不禁想起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的“家庭农场”，眼前这户不正是典型代表。

回家后上网翻查了“家庭农场”的概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少“家庭农场”的提法，基本上是指国营农场中出现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形式，国营农场把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按合同交由职工家庭承包经营，经营者享有经营自主权，但没有所有权。但这个概念随着国营农场的没落而淡出视线。

这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家庭农场”估计就源于上海松江的成功经验。有篇报道这般描述：从2007年起，为应对农业劳动力大量非农化及老龄化趋势加剧，上海松江区就开始实践百亩左右规模的“家庭农场”模式。据悉，“松江模式”是由当地区政府推动，采取以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的方式，将农民手中的耕地流转到村集体。到2011年底，全区耕地流转面积已占全区耕地面积的99.4%。其中，近一半的耕地流向家庭农场。到2012年6月底，总面积为604平方公里的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已经发展到1173户。

但这个“家庭农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查阅的文献中也是五花八门，最后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学大辞典》中读到有关“家庭农场”的解释，觉得比较准确和全面。它这样描述的：

按法律登记为农场（不是农村住户）的由个人或夫妇经营的农业生产单位。

主要特点是：(1)有足够的收入（包括农场外收入）用以支付家庭和农场经营费用，还债和保有自己的财产；(2)农场主对农场拥有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3)主要由农场主和其家庭成员提供劳动力，只有在必要时雇佣少量季节性或长年农业工人。其土地可以是自有的，可以是租种的，也可以是二者兼有的；规模可大可小。如日本的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只有1.2公顷，西欧为20公顷～30公顷，北美在200公顷左右，澳大利亚则高达2800公顷以上。

在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家庭农场占有优势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家庭农场对变化中的市场具有反应灵敏，决策快的特点，从而可以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新的形势。此外，家庭农场把经营者的劳动好坏同自身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劳动者始终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而也减少了农场的计划、管理和监督人员。家庭农场的主要缺点是，它们难以解决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现代化生产所需投入物的供应，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以及在推广新科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农场主往往自己组织合作社来解决这些困难。

除却按法律登记（工商注册）和没有农场的称号，这种经营模式在温岭的果园经营中已经非常普遍。除了几家规模更大的生产企业，滨海的大棚葡萄产业就是以这种“家庭农场”模式做为主体。

举个例子，温岭市滨海葡萄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陈济林就是典型代表，一家六口，三块葡萄园总共八十亩，两个儿子各管一块，由陈济林统一安排生产和销售，以家庭的劳动力为主体，自产自销，年产值超过百万。如果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他所经营的葡萄园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农场，远比什么合作社来得名副其实。

温岭市滨海葡萄专业合作社的陈济林社长正在查看自家成熟中的葡萄园

与滨海规模更大的葡萄生产企业相比，陈济林所取得的效益要远远超过他们。“种两千亩的不如种两百亩的，种两百亩的不如种二十亩的。”这是我在讲述适度规模经营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的效率。与粮油作物相比，果树种植更是一个劳动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沈师傅说得“一个抵十个”，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上海如此！温岭也如此！

2013年及其以后几年，家庭农场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温岭的工商注册中出现，一如当年合作社的“泛滥”。土地集聚、适度规模、企业化经营……这些发展中的要素在温岭的农业产业尤其是果园经营中已相当的成熟。

我想：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种植大户也好，家庭农场也好，合作社也好，与其在琢磨创新名称或紧跟中央文件，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推进产业中的发展要素。家庭农场，无非就是工商注册后的种植大户。

（201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