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及其在分析干预中的意义（上） 作者：Fred Busch 洪娟翻译，龙晓凤校正 本翻译文章，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交流使用，请勿商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就像双面人，作为心理系统指向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仍是无意识的。此观点本应已确保它在临床干预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历史和经验也印证不了这一点。有人提出，分析变化过程的核心部分在于自我功能发生改变，这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去仔细考虑自我在临床技术中的地位。我们描述了大量的临床案例来介绍这样做的方式和意义。 她提出，正是言语，让沉思更有力量，避开“无名的恐惧感”，以及缓解压抑的负担。最终，是言语通过让我们跳出自身去诉说它，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存在。[J. Darnton, 纽约时报关于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托尼·莫里森的获奖感言] Morrison简洁的描述，捕捉到了我所相信的在分析中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恐惧感的调整，以及跳出自身的存在去理解它的能力。我不认为仅仅是言语导致了这些变化，而是思考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其特征是与核心冲突有关的恐惧感减少，以及“跳出其中”而用新的角度理解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这些变化反应了自我中的结构性改变，从而比普遍认为的更强调了在分析干预中要更多地考虑自我的重要性。 最近在全国会议上向研究组报告的一个临床互动，将会作为本文的临床起点。在一个病人的第一次分析会谈中，他一开始就抱怨每周做五次的精神分析，他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他继续描述了最近他刚度假归来，在假期里，妻子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抱怨他的表现。当他尝试去感受她的需要时，她发火了，她觉得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尝试去处理事情，她又感到她自己的需要没有被考虑到。他的处境似乎是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能取悦妻子。然后分析家对这个病人说，“这些感觉一定跟你开始分析的感觉有关。” 我经常听到这种类型的干预（即，分析家指出病人刚刚所说的内容，并随之说这一定跟对分析或分析家的想法或感受有关），因此可假设这是一项通用的技术策略。如果我是对的，关于分析技术的情形和自我在其中的角色，这种干预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许多方面，这种干预的基本方式为大多数分析家所熟知。分析家倾听病人的联想，在移情中工作，把材料带入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分析过程的两个典型的要素被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以及在移情中工作。假设分析家对病人的联想的评估是正确的，似乎没有考虑到的是被分析者有效地整合解释的能力。基于哪一点，被分析者可以知道并接受，当他描述跟妻子共度的周末时，他“真正”在说的是他对开始分析的感受。与另一个人一起谈论他们互动时的感觉，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分析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并同时确信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这些想法足够接近意识，以致于分析家需要做的有用的干预就是指出它们的存在，那为什么病人不能够直接谈论这些感受呢？此外，分析家没有去说明他是怎么从病人说的话中得到他的解释，或者甚至是识别“这些感觉”是什么。我们知道病人意识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觉得每周来做5次分析有困难，以及他感觉到他无法取悦妻子，这两种感觉被分析家连接起来了，但是并没有给出这样连接的理由。如果病人接受了这个解释，这是基于把分析家作为一个权威，而病人被置于婴儿的位置。谈到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关联到移情，这种干预背后的公式化的特点，总是令天真的被分析者感到困惑。对于我们的搭档－被分析者，这样的干预促使他们因暗含的理智上的理解而封闭自己，并被动的接受分析进程中的特定观点（即在分析中关注移情），然而在干预和促成干预的材料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认知或情感的连接。 在分析家的干预中所缺少的是尝试让被分析者理解他的解释是基于被分析者谈论到的某些东西。被分析者可能正好会问,“我刚刚说了什么，导致分析家认为我正在谈论分析的开始？”被绕开了是病人的心智需要为推理、思考和整合他的内在和外在世界负责，也就是，特定的自我功能。此外，根据Friedman提醒我们的，情境对意义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给被分析者一个他能配合分析家的干预的情境，它的意义一定是被动地或者是在理智化层面上被接受，而此时，某些关键的自我功能一定是以退行的方式被关闭了。总之，我们在治疗中最重要的伙伴，病人的自我，被邀请用退行的立场开始分析工作。这是Gray (1982) 在他经典的“发展性滞后”论文中首次强调的趋势的延续。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并越来越多地出现(Apfelbaum and Gill, 1989; Gray, 1986, 1990a, 1992, 1994; Pray, 1994; Busch, 1992, 1993, 1994, 1995a,b,c,d)。接下来我将要论证的是：自我是，并且一直是，我们可以实现分析治愈的唯一的工具，自我在分析进程中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仔细地留意自我是绝对有必要的。Gray的开创性工作系统地描述了，在阻抗分析中考虑自我是多么重要，而我试图把这个研究扩展成其他的方式：自我需要被看成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近60年(Busch, 1995c)广为人知的观点，但并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临床的技术中。 “如果在上面给出的临床实例中的同一点，以考虑自我的方式将会如何进行干预呢？”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这是分析过程的开始，我可能会用病人的联想作为这个过程的示范。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述(1995b)，我相信Gray(1994)的观点是，为病人全面介绍这个过程，会帮助病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参与者，它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这一点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必要。除了作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被动的角色，我们所认为的参与分析过程会如何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文献中很少涉及的一个话题。 因此我可能开始会提醒病人，我们谈论自由联想的方法和如何使用它（见前面）。然后，我会对他说明，从他的联想中，他可能会对开始分析有一些感受，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难去了解的。然后我跟他提到他的一些联想，他在开始分析的时候提起由于其他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事，进行一周五次会面对他有困难，然后他继续描述他感到他不能取悦妻子的各种事件。考虑到这两个想法之间的联系，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感觉安排会谈时间上存在困难，因为他也在担心他不能在分析中做得很好。在之后的治疗中，我可能没有介绍就做了一些类似的解释。因此我习惯强调病人通常最能意识到的（即，他所说的），来作为理解冲突的线索，而不会滥用被分析者的轻信。从另一个角度，我在阐明，分析家留给被分析者去填充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使病人尽快地成为一个参与者。分析的材料是病人的联想。干预应该从联想中产生，这种方式对病人而言，是可以清楚地理解的。因此，从一开始，我认为邀请病人使用特定的自我功能去学习和评估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是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相应的干预。在一个分析性立场的发展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自我分析。一个被动的自我跟这样的立场是正好相反的。 很明显，在上面给出的会谈中仍然有许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个人偏向于等等看还有什么内容病人可能会告诉我们。一周来五次的困难是什么呢？被分析者会说更多的细节吗？这个问题是否有现实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取悦他的妻子？他做了什么让她对他感到失望？这些就是我对这个材料会有的疑问。然而我对于联想的态度跟前面的叙述保持一致。 自我和分析工作 精神分析工作的某些方面似乎是特别地精神分析的。即，此过程的某些维度不会出现在其他形式的治疗中。简单来说，当使用自由联想，特别是对无意识阻抗和幻想持续而详细的描述，伴随着此时此地充满情感的移情，这些修通的过程，带来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好的自我分析的能力。如同我将在这篇论文中用多种方式反复重申的那样，其结果不在于被分析者冲突的改变，而在于他思考冲突的方式的调整。跟冲突相关的恐惧变得没有那么可怕。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话来说，被分析者不再背负着躲避那些无名恐惧的包袱，从而被释放出来，得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自己和目标。他希望看到的分析，是更大的思想自由(Kris, 1982)，以及反思这些思想的能力不断地成长。简言之，是自我运作能力的扩展。病人不再如此受限于阻抗，转变不仅仅在于被分析者能够允许自己去思考，而且思考这些事情的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是为什么要重视被分析者对我们的干预能够理解的能力，同时确保我们没有鼓励病人的自我在整合理解上退行。否则，将使我们的主要同盟无法从分析中获益。病人的恐惧（在阻抗之下的）能被分析到何种程度，在心理治疗中这一点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有帮助的关系中，病人最常见的改变来自支持自我的措施（即，用心理教育的方式，邀请他克服阻抗）。这在分析中也曾有发生。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感，没有对分析家足够好意图的信念，我不能想象如何有一个完整的分析。然而，分析所能提供的，除了有意义的客体关系之外，是理解和思考冲突的方式改变了，而前提就是发现了觉知想法和情感的阻碍，发现了引起这些阻碍存在的调适行为，也发现了既是阻碍的一部分、也同时被阻碍所保护的那些无意识幻想。 当着眼于独特的精神分析性，下面就是自我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1）与治疗中的改善对比，精神分析性的改善主要是由于自我中的改变；（2）由于精神结构，没有其他地方可进行分析工作。 在弗洛伊德(1923)的结构模型中，自我在心理系统的角色就像双面人，一部分指向内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另一部分直接指向外在世界。为了和指向内部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即，无意识阻抗和幻想的混合物）进行连接，我们必须修通指向理解外部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如，知觉、思维、逻辑等）。正如安娜弗洛伊德(1936)在60年以前指出的，“我们观察的合适领域总是自我，可以说，它是我们试图去搞清楚其他两部分结构的媒介。”所有的冲突都是通过自我来调解的，而对这些冲突的新的理解必然来自于自我。例如，就像Gary (1994)之前经常提到的，呈现无意识阻抗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方式，是指出在病人的联想中的某个特定地方，他思想的火车是如何停下来，开始转向，或者转到它相反的方向。利用观察自我的力量，我们可提供证据去验证，无意识的冲突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即，它在病人的思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此与基于缺失（如，当病人不报告任何感觉的时候，解释病人正在防御对分析家的渴望）而更抽象地推测无意识阻抗的方法进行比较。此处更多的是病人被邀请去观察分析家的自我。 正如Friedman (1989)简洁地捕捉到的，自我是我们内心的总督。在分析过程中，它是我们最有用的工具。总之，“精神分析治疗就做了自我做的事情”。可是，正如任何工具，只有当它的用途和工作的方式被理解之后，它对被分析者和分析家才是有用的。没有识别特征或者使用说明的话，一个便携式的螺丝刀就变成一个低效的钉钉子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家要义不容辞地让这个过程，以及每个参与者在里面的角色尽可能地清晰，而不使病人承受过于理智化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把它变得清晰明了，我们也不能期望病人对这个过程有一个必须的理解力。从观察一直到弗里德曼（1989）所说的“传统因果关系的，解释性的，关联性的，理性的智慧”（546页），在这诸多方法中，经常被忽视的是，在分析中我们如何依靠自我思考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曾经强调退行在分析中的必要性。没有清晰看到的是，自我已经在冲突的区域退行了，有疗效的进程是依赖于特定高水平的自我功能的发展并用以承受冲突。例如，当进入分析，在竞争愿望中有冲突的病人，他的反应就像一个5岁心智的人那样，他仍然相信如果挑战了父亲，他的父亲会割下他的阴茎。无意识威胁的强度，支撑威胁的素材，以及为适应威胁--愿望而采用防御，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个5岁孩子特有的思考世界方式的要素（例如，无法看出逻辑上的矛盾，或重建推理的链路）。当分析家非常强调被分析者需要退行，使其觉察到情感的强度，但实际上，退行只有为更成熟的自我服务时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类退行反映出被分析者不单纯依靠僵化的防御的能力，这种防御能力是为避免极大的威胁所激发的原始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当被分析者清楚分析家不是他的父亲，他没有处在阴茎被割掉的危险中时，被分析者才仅仅快要觉察到他的竞争、愤怒和恐惧的程度和强度。因此，我们依靠被分析者思考方式上的改变，来帮助他同时体验并获得与冲突之间的适当距离。 精神分析的技术发展最初很少考虑观察性自我的角色，大部分的早期方法论鼓励被动、退行的自我。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困难，去把自己从这些技术根基中解放出来。(Busch, 1992, 1994; Gray, 1982)Gray作为现代精神分析学者第一个指出分析自我功能的必要性并提供了工作方法，当时他指了过往成功的分析必须依靠更高水平的自我功能。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中有数不胜数的方式来鼓励前行或者退行的自我功能。此时我将只提到很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中的大部分实例都在说这同一个问题。 以一个常见的临床情境开始，处理的方式从表面来上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充分说明了分析家是如何看待分析的工作，以及自我的参与。一个病人在进入分析一段时间后说溜了嘴，“纠正”它，之后继续说话，仿佛这个口误没有出现过。分析家并不鲜见的干预可能是，“你怎么看待刚才的口误？”而从自我的角度，干预可能是，“当你“纠正”口误的时候，你似乎注意到了它，但是你继续说话而没有进一步解释它。“纠正”而不是解释这个口误，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在第一个干预里，阻抗被忽略了。被忽略的是，某些正在进行的事情导致病人没有去探究这个口误。病人希望事情看起来就像口误没有出现过一样，从分析家的立场，隐含的意思是他对此没什么兴趣。病人希望事情看起来就像口误没有出现过一样，这一点是不重要的。病人怎么想这个口误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潜在的内容，这正是分析家需要听到里面潜在的含义。总之，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二个干预里，分析家注意到，把口误看作对某个内在冲突的有意义的表达上有阻抗。随后这就成了分析家的主要兴趣所在。病人在口误中感受到了危险吗？这个过程由于某些原因（如，对它的敌意）而被忽略了吗？不管是哪种情况，需要留意到是，被分析者不太情愿提及口误。否则就是忽视自我在精神功能中的具体作用，其隐含的假设是，自我的参与是一个分析过程的发展中的不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解释复杂的内部冲突的主要盟友－被分析者的自我，为了要满足分析家的自我而被绕开了。分析家传达的是，如果仅仅考虑伴随出现的材料，他能够为病人的口误所做的，最终比病人为他的口误所做的更有意义。总之，病人的自我被打发到次要的，被动的角色。 从分析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可以使这个过程不那么神秘和专制，同时鼓励病人的自我参与其中(Busch, 1995b)。因此我从阐释的“基本规则”入手，也包含了对阻抗（即，“会有这样的时候，你摒弃一个想法是因为它似乎是不相关的，愚蠢的或者尴尬的”）的介绍，同时表明，我们也会感兴趣，为什么这些想法需要保持沉默（即，压抑的出现也暗示着冲突。）我同样介绍了这个理念：这些想法，以及病人对这些想法的处理，都将是分析的材料。 [在工作中，]我试图努力地紧贴病人的联想，用它们作为我解释的基础。尽可能地，少调查，少询问病人，少用动力学和发展学的“特殊”知识做解释[Busch, 1995b]。 在日常实践中，解释的过程吸引自我更理性的方面，并使其不那么神秘，更少地退行，并鼓励被分析者有更好的合作，这样的临床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一个病人在一次会谈的开始，谈到他对他所教班的学生非常生气，他得到了负面的评价，这使他的工作陷入危机。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兴奋地教这门课，这是一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但学生反应淡漠，他担心可能是因为他准备得不够好。然而，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主题，所以他花在这个班的时间比其他班还要多。 在这篇文章说到的各种理由中，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我们解释的基础是病人的想法。我们不能假设，病人明白我们解释的依据是什么，他对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是匹配的。因此，对上述材料的解释可能会像下面这样： 在表达了你对愤怒的担忧之后，你谈到了你对教这门课的兴趣。 然后你谈到觉得学生反应淡漠，感觉这是因为你没有为课堂做好准备。 反思后你觉得你的准备时间是足够的，这表明你觉得你做了别的什么，使得学生缺乏热情。由此，可以看到，当你对内容感到兴趣而学生们对你的讲课并没有表现出热情的时候，你的感觉很糟，你的愤怒是对这种感觉的回应。看起来，当你对某些事情感到兴奋的时候，而别人没有同样的反应，这会让你很容易感到糟透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家示范了这个过程， 邀请来访者加入。我们在陈述这些材料，并说，“你刚才介绍了这个材料，从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此这般。”我们表明了，观察的材料是病人的想法，从这里我们获得对以前无法解释的行为和想法的重要洞察。同时我们把病人的想法具体化，作为分析中促进自我反思的一种方式，以及分析中自我发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类似于记笔记，当对被分析者在很长时间内的材料感到困惑不解时，许多分析家发现这是有用的。在翻阅笔记时，我们通过把自己从当时的体验中移开，来获得一些跟材料之间的距离。直觉上，我们认识到这有助于我们观察我们或病人正在做什么，而这些可能正干扰了理解的过程。它类似于督导的过程，没有卷入移情 - 反移情的经验中的督导师，能够更容易地识别会谈内和会谈之间的一致性主题。正如大多数督导师所知，跟来自我们自己的病人的材料相比，来自被督导者的材料更容易得到一致的理解。在督导环境中，我们的想法在我们的体验自我和我们反思体验的能力之间，流动得更加一致。可以从思想过程发展的方式中，找到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见Busch，1995a）。 总之，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的能力是在生命中较晚期发展的，而正陷入冲突中的病人不太容易获得这种能力。通过把病人呈现的联想作为我们得出某些结论的材料，我们试图促进具体化某个主要体验的过程，从而有助于启动对他的思维过程的思考。重要的是要简要地指出，随着自我在分析过程中的发展，对材料具体化的需要可能变得不太重要。然而，这绝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始终取决于退行的强度。 在可行的情况下，我还试图证明如何理解病人对自由联想方法的独特看法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因此，在早期的咨询阶段会谈中，病人的想法被呈现为一系列短小的故事。这些是她生命流转的重现，但似乎是没有间隙的和非自发的。与这些内容有关的是，她自己需要多少时间，以及她如何感受到被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所控制。 我提醒过病人我们曾谈到如何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但在咨询中我之所感是她之所想，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每个主题都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束。病人完全同意，并继续说到每当我提到自由联想这个词，她是多么地害怕。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有一些危险的感觉。她的联想然后转向她感到失控的情况（例如，对她妹妹的愤怒，她在初次约会时产生的皮疹等）。然后我会向她指出，会谈中的主题，对外部控制的不满，可能是某个内部问题，以及她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并由此需要做到自控，是这些问题的外化的外化。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用的是，不仅要去看她在说什么，而且还要去看她是怎么在说的。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病人以她的说话方式展示了她正在经历的冲突，而这些话本身提供了主题，以及对查看内在冲突的防御。 在刚刚引用的个案中最切题的是，那些冲突及其解决方案可以以病人容易观察到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允许我们邀请病人的自我参与这个过程。因此，我们试图表明，分析是一种倾听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自我的任务，而不依赖于那些只有分析家才能理解的秘密知识。分析家对病人的无意识的睿智洞察不太容易被病人使用，除非它可以与自我领悟的过程的某一部分连接起来。被分析者可以理解我们的洞察，但那对自我的成熟没有任何作用，而我们希望把自我的成熟作为治愈过程的一部分。正如六十年前的Searl（1936）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向病人传授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知识到何种程度，而是我们可以为病人扫清通往生活与心理之路上的障碍，并让他的心灵自由抵达意识到何种程度”（第487页）。 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另一种方式可证明上面提出的观点。在分析家休假之前，病人对分析家之外的某人表达恼怒之后开始沉默，面对这样一个情景，一个较典型的干预是，分析家说，“我觉得你对我即将休假真的感到很生气”（例如： 参见Greenson，1967pp.299-300）。这里有对自我的暗中破坏。我们正在对病人说，“你觉得你被某个人激怒了，但这么想是不对的。你完全是被其他的某些事情所激怒。这些事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甚至不知道你曾经告诉过我。”Gray和他的同事们（Gray，1986,1990a，1992,1994; Davison，Bristol和Pray，1986年; Pray，1994）提出了一个更有用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注意到，在表达愤怒之后，沉默是如何立即发生的，这表明有一些东西威胁着病人的愤怒，这让他感到有必要停下来。这里，我们已经在两个人都可观察到某些事情上（即，愤怒之后的沉默）使用了病人的自我。这与第一种解释形成对比，第一种是鼓励病人参与是主要作为分析家整个自我的信息提供者，以及作为对分析家的自我功能的响应者。这一部分是在地形模型中从自由联想的方法发展而来的遗产（Busch，1994）。 最终，针对Arlow（1985）对精神生活中无意识幻想范例的解释，我不赞成的核心内容是分析过程中自我的重要性的不同态度。它对于一个人如何看待临床材料，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材料具有重要的影响。在Arlow的例子中，一只蜜蜂飞入他的咨询室，这使他描述患者对这种事件可能有的多种反应;防御性幽默（“我猜你在瓶子里养了很多只蜜蜂，这只在和我会谈的期间从瓶子放出去了，”第531页）;偏执的反应（“病人可能坚信分析家事实上放了一只蜜蜂是为了蜇他”，第531页）。Arlow把这些反应之间的区别看作是基于无意识幻想的力量，这些无意识幻想是以消极的愿望为核心的，使得“希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如此强烈，推翻了理性和判断”（第531页）。Arlow所遗漏的是不同的被分析者的自我跟无意识幻想保持距离的能力差异，而这些无意识幻想是基于，如，现实创伤。创伤越早，病人区别幻想与现实的难度就可能越大，尤其是在围绕在创伤周围发展出来的冲突领域。病人从被侵入的感觉中获得一些距离，这种自我能力的差异，可能部分因为患者的身体完整性被诸如外科手术或其他侵入性医疗过程，灌肠剂或正发生着在进行的漠视孩子自主权方式的侵入程度。 所有上述情况都可能极大地影响成年人对自己能够阻挡侵入并感到安全的能力，即便这些侵入是基于他自己的幻想。因此，不单单是幻想的力量，还有病人感到的外部威胁共同决定了病人是如何对深刻的愿望-恐惧作出反应的。人们还必须考虑自我跟愿望-恐惧保持距离的能力，因为这对于解释什么以及如何解释的不同观点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处理面对退行中的自我时，我会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解释（Busch，1995a）。有一种观点认为，愿望的强度（àla Arlow）是被分析者的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分析家几乎没有选择，除了尽快驱除幻想 –——这是地形学的观点，所有的问题都用地形学视角观点进行自我分析（Gray，1982; Busch，1992）。 安娜 · 弗洛伊德(1936)对自我的精神分析视角的评论，在今天听起来依然适用。 在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中曾有一些时期，个人自我的理论研究明显不受欢迎 。 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分析家设想了这样的想法，在分析中，所做的科学和治疗工作的价值与工作所聚焦的心理层级的深度直接成比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兴趣从更深层转移到更浅层的心理层次，那就是说，一旦研究从本我转向自我 –这就被认为是开始背离整个精神分析 [p. 3]。 （未完待续，下周二继续更新《自我及其在分析干预中的意义（下）》）  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9月。拥有一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精神分析师队伍，拥有一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临床心理学教员。与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多个精神分析机构以及国内的多所高校、医院、协会等保持密切的专业合作与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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