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谍战题材影视剧的热映，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敌人营垒内部所做出神入化的工作，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是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从来都是你来我往的，谁也不可能保证己方获得全胜，尤其是国共双方数十年的针锋相对，一方从某一点取得突破也都是有可能的。比如郝在今在其所著《中国秘密战》中就军统派员打入根据地的问题，就留有一个交待，即到解放后若干年也未真正彻底清查出来，这应该是一种真实的情况。军统如此，中统呢？当然也不是一无所得的。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一个中统女特务破坏掉四川江北县中共三届县委的故事或可为中统的工作作一注解。 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近郊的江北县搬迁来了很多工厂、学校、医院等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广泛活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共在国统区除了那些公开机构外，其余的组织活动都是秘密的，中共江北县委也是一个秘密的组织。 1940年8月，江北县委宣传委员唐仲秋突然被中统特务机关在住所逮捕，此时距他到江北县活动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被关押期间很困惑自己因何暴露，因为他所负责的党内关系比较简单，知道他住所的人更是不多。直到有一天，他在狱中偶然看到一个他以姐弟关系为掩护的党员唐某，因为他的住处正是唐某通过关系介绍给他的，遂认定是唐某出卖了他，这一看法直到40多年后仍被他坚持。 这位被他认作是叛徒的唐某，时任江北县委妇女委员，公开身份是难民纺织厂的厂长，但她却不是出卖唐仲秋的叛徒。因为唐仲秋的住处是她通过关系介绍的，是在相国寺渡船码头的半坡上一个船工的住房，唐仲秋被捕当天，房东就来告诉她这一消息，她随即跑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了这一消息，随后按上级要求把自己的党内工作做了交接，并转移到重庆工作，但第二年春节后她还是被中统诱捕了。当时江北县委书记是以川江航务管理处科员身份为掩护的19岁青年曾治平，在唐仲秋被捕当天傍晚，他接到南方局转来的告警消息，按照组织安排，曾治平也被撤离。 县委的主要成员都撤离后，重庆市委又新任命了欧阳克明来江北担任县委书记。不过到了当年10月，南方局又得到消息，说是欧阳克明已为中统特务机关关注，这一消息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刘传茀通知了欧阳克明，并告知他转移。这一下，江北县委书记又空缺了，重庆市委遂决定由刘传茀兼任县委书记。就在刘传茀上任后逐步恢复组织活动时，南方局又通知，欧阳克明撤退事已为中统知悉。这下就可以确定了，江北县的党员中有奸细，重庆市委指定刘传茀查出内奸。 刘传茀随即着手开始调查。在他通知欧阳克明转移时，除了欧阳克明夫妇外，还有一个县委宣传委员肖蔚知情，会不会是肖蔚出了问题呢？刘传茀觉得不像，因为肖蔚15岁时就随姐姐到延安参加革命，被派到重庆后除了党内关系外没有社会关系，不可能有问题。这时肖蔚说欧阳克明撤离的事情还有“表姐”知道。刘传茀分析认为还是“表姐”疑点最大。 “表姐”名叫邹韵宜，公开身份是观音桥小学教员，党内身份是观音桥小学支部书记。邹韵宜在党内工作一贯积极，多次给组织捐款，群众关系非常好，这样的人可能是内奸吗？为了验证，刘传茀和肖蔚联名给邹韵宜留了字条，说是暂时到北碚工作离开几天，其实他们是另外建立了县委秘密机关。正在这时，又有情报传来：中统特务在邹韵宜住处密拍了欧阳克明留存箱子中的照片。由此，刘传茀得出结论，邹韵宜就是内奸，于是连同刘传茀在内所有与其有过接触的党员全部撤离。  潜伏地下党的中统女特务邹韵宜（摘自《红岩春秋》2005年第4期） 1955年，在肃反中，时在湖北汉川县任教师的邹韵宜被清查出其他历史问题，后被判刑，但她隐瞒了在江北县担任中统破坏地下党组织的事实。在文革中，被转押四川，才查清她在中统充任特务的经过。原来在1939年，她当时的男朋友杨沛柱是中统打入中共的特务，受重庆市调统室干事吴汝成领导，吴汝成认为担任陆军医院护士的邹韵宜也适合担任打入中共组织，遂发展其为中统党网通讯员，定期发给津贴。当年夏天她即打入中共组织，1940年被正式任命为中统调查员。1940年6月，她所工作的陆军医院迁移，为了进一步渗透中共组织，她的上司即让她留在当地担任小学教员。唐仲秋调来江北工作时，担任难民纺织厂厂长的唐某即是通过邹韵宜找的房子，所以邹韵宜最初就把唐仲秋的住处报告了中统特务机关，导致了唐仲秋被捕。后来县委领导人的住所基本都是她通过关系找的房子，所以她对县委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刘传茀等第三批县委领导撤离后，邹韵宜即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其中统的上司也判断她已暴露，随即将她所知道的中共党内关系全部抓捕，并将她调回中统重庆实验区做机关工作。 上述所有中共方面的人员，在江北县活动期间多使用的是化名，为行文方便，文中使用的也都是他们当时的名字，其中第一任县委书记曾治平，本名曾德林，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难民纺织厂厂长唐某，本名严慕苏，解放后曾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第三任县委书记刘传茀解放后任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反特工作；县委宣传委员肖蔚，本名王汶，解放后在中央调查部工作。 从邹韵宜案件来看，中统派遣小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员打入中共地下组织的策略很成功，如果不是当时仓促抓捕有关人员，造成几届地下党县委无法正常活动，可能邹韵宜会更深地打入。而从中共方面的反应来说，从延安时期的整风审干，到解放后的镇反肃反，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清查奸细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或有捕风捉影之事，但从邹韵宜案件来证明这些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军统大特务魏大铭说，“不过以我所知，陈立夫、徐恩曾两先生所领导的中统，对共产党之斗争，实超过军统”。中统和军统历来都是竞争关系，所以魏大铭的这个评论确是中肯之论。中统和一手拿枪、一手拿钱的军统相比，在对中共的研究上是更深入的，现在看到很多回忆和档案记载，中统对捕获中共人员，往往是“以理服人”，更多的是通过“说理”来动摇被捕人员的信仰，尤其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这种方式用得很多，即突击策反，随后以“细胞”反派回中共组织内潜伏，伺机发挥作用，对中共组织的破坏非常大。时至今日，台湾的情治机关几经分合，职能多有调整，但作为中统余脉的调查局仍肩负对中共党政及人事的分析研判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几十年坚持反共工作所获得的专长了。 (写于2017年2月14日－2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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