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黑猩猩表哥 201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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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音乐，曾做过十年贝司手。事隔经年，回想起做音乐的时代，恍如隔世，也早已被我签了失败的封条，打入记忆的冷宫。总结音乐给我留下过什么好的结果，也有两条：一是它造就了一个比较懂行的听众；二是音乐让我知道，感性和规律都是那么重要。

那些在不同时节听过的歌，会在另一年的同样的温度里想起；在不同地点听过的歌，后来竟会在音乐再起时想到那个地方。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梦”。音乐与情绪的连通性，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形式中最高的。音乐起时，一串鼓点、几声吉他清音撩拨，或是歌手一声呼号，马上把人情绪拉起。一首好歌数分钟的拍打揉捏，心肝脾肺肾俱已服帖。反过来，倒是难以想象人们会在一幅画前手舞足蹈或如痴如醉，如果是，可能多半是事先听惯了宣传，知道它特别有名或价格不菲。

玩乐队那些年的我，豪气冲天，扑向音乐的怀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认定可以死在它怀里、可以死在舞台上。十年下来，不用总结，就知道是被音乐玩了的历史。说实话，心中还是有诸多不忿的，自己投以最青春的年华而并未实现最初的理想，觉得音乐有点对不起我。所谓理想，无非是“出专辑”、“吃上音乐饭”之类。做着什么却不吃那个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像是无法接受的。那些陪着孩子去练小提琴、钢琴的，恐怕没有几个是只求修养、不求依靠的，可能不少家长是把自己的梦想加在了孩子身上。十几年前，无奈地与音乐挥别，也与镜子里那个转眼就挥霍了青春的小伙子沉痛作别。

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说：“出生在一座著名的都市里, 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条件。”我挺认同这句话的，环境与机遇对人的成长作用重大。像我，生在父亲的农村老家，长于乡镇、小县城，出门读书才到了一个小城市。父母都略通音律，父亲会拉二胡，母亲会吹笛子、会弹点风琴，我在小的时候算是有一点音乐启蒙。上大学后才接触吉他，自是喜欢得要命，勤奋练习。那时全国各地摇滚风潮正劲，我也拜了市里最牛的吉他手为师，又阴差阳错地被吸收到老师的乐队里当贝司手，并跟着到处演出、走穴，也去过闽南干歌厅挣“花篮”，自己好像已然吃上了音乐饭。由于不满足那种天天伴奏《爱拼才会赢》的生活，又只身跑去厦门拜名师学琴，随后又跑到北京上摇滚学校。再后来带着音乐梦南下广州，加入当时风头正劲的摇滚人王磊的乐队弹贝司……种种经历，转瞬十年，后来再看，都是过于折腾了。这些对于小地方成长过来的人，作为人生经历虽够丰富，但始终是缺少更多的文化理念上的见识的。同时，也没有更好的格局规划，只是缺钱找钱，缺艺拜师。认为苦练便是音乐的秘籍，想的是自己能成一块什么料，能有个什么用，而始终离悟道甚远。等到一步一步走到较大城市、大都市，又发现时间已被活生生地花费掉了。

特别是我到了广州后的几年，互联网开始普及，大量学习资讯可以从网上获得，并且是难以想象的丰富。

当年我为了学琴，在厦门的老师家打地铺住着，包揽了一切家务的同时在那里拼命地练啊、问啊，恨不得能一直在那儿边干活边学习。在北京学琴时，几个同学挤在一个小屋里，天天为吃方便面能配点什么发愁。到头来，带回去的也就几本复印的初级资料和几盘翻录的国外教学录像带。回到安徽后，连个录像机都不好找。一次，好不容易找到有录像机的人家，就带了录像带去看，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太久，就用随身听录音机对着电视机把声音外录下来。就这样一直听那干瘪的录音，录像带也几乎没看。回顾我的练琴史，用的所有资料也就那几盒录像带。

总之那是一个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都缺乏的时代，而且恰恰是尾声，而且恰恰我在。在我之后一代的乐手，已经可以在网上轻松下载音视频教材、演唱会现场、大师访谈等等。客观地说，我在积贫积弱年代奔波十年的路，新人们完全可以在两三年内走完，并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好。

到广州之后，曾跟几个老外一起组乐队做酒吧。发现他们的音乐素质高过我很多，键盘手抱起贝司也弹得韵味十足，鼓手拿起吉他也弹得飞扬跌宕。不是妄自菲薄，实话实说，那时候我才了然所谓技术在好的“音乐性”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

好吧，不说丧气话了，好在我们还有二胡。

床底下的旧梦

后来一次帮朋友搬家，遇到另一个来帮忙的朋友游威，聊天时他对我的经历蛮感兴趣，把我介绍到一个音乐杂志去上班。于是那次帮人搬家，竟成了我离开乐手行业的一个转折。后来又跳到报社去当娱乐记者，再当摄影记者，又一个十年划过。在此期间，贝司等乐器被我扔在床底下，倒也没想卖它们，我在上面流的汗太多，实在不忍以卖的形式抛弃它们。我不止一次想过、也不止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共同说起：将来有了小孩，可坚决不能让他走音乐这条路了。对这个经历和无奈结局，说到底，内心里有郁有恨。

不搞音乐多年，偶尔听到心仪的好歌，也会从墙角扒出吉他拨弄几下，像一个发誓戒酒的人趁人不注意又偷偷咂上一口。也曾有朋友跟我说，你的音乐其实没白搞，你的照片中是有音乐的。这是安慰还是赞美我一时难以分辨，只能苦笑作答：你耳鸣了么？

转眼2004 年，儿子严亨出生，那个时候我正兴致盎然地做着摄影记者，应该说那是个没有音乐灾害的幸福家庭。几年后，去他幼儿园看过一次儿童节表演，他跟同学一起表演电子琴，我之前都没留意过他报了什么电子琴班的。当时看他弹，也就简简单单的儿歌，心想好吧，弹弹乐器也好，起码将来不至于五音不全。

他上小学后，一次我坐在沙发上闲来无事，问他，你们有音乐课吧，把音乐书拿来我看看。翻到他们正在学的一篇讲节奏音符的，我问他会念这些节奏吗？一试，不会。晕，我来跟你讲。抓过一张纸，一口气给他讲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三连音、前十六、后十六……后来发现他都记得住，把旋律填进去教他，也能唱。当时只是想，家里现成一个懂音乐的老爸，怎么能在小学时就对音乐课本稀里糊涂呢？那是我第一次给儿子上音乐课。

要检讨的是，葫芦丝、巴乌、笛子、口琴、吉他这些东西，当初我挂靴之后，没有将之“毁尸灭迹”，这些小东小西便陆续被儿子翻出来作为玩具。五六岁之后，更是选出一两样他感兴趣的让我示奏给他看。在我把郑钧的《灰姑娘》前奏记在纸上并告诉他音阶之后的一个星期，发现他已经把葫芦丝的音阶摸熟了。再过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吹一首完整的曲子了。

直到有一天，妻子告诉我说，这两天蛋蛋（儿子小名）在床下翻找你以前那个小鼓机，好像很感兴趣，你有空找出来给他敲敲呗。当时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震惊！儿子找鼓来敲我不震惊，而是震惊于他妈妈—当初无怨无悔地支持孩子他爸搞音乐，现在还在无怨无悔地支持他搞摄影，竟然又要依孩子的兴趣让他再玩音乐！从来无所求，也无所得。这位艺术的被动受害者，真是比搞艺术的人还坚韧，

我算是服了。

妻子的坚定表情迅速说服了我。我说，不要敲小鼓机了，我们直接上街去，给他买一台电鼓！

真是久违的冲动，跟年少时对每一件乐器的着迷与期盼一样，还是那般激动。以前我也是架子鼓爱好者，在乐队时也很痴迷钻研节奏。在老家的时候我还从朋友手中花300 块买过一套旧的架子鼓练过两年。以前也想过，将来如果有条件，能买一台鼓放在家里打该多好啊。现在终于有鼓了，电的，可以控制音量所以也不会扰民，我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玩。

我是认真的，想让他练就练好。陪着他从基本功练起，上各种网上论坛找资料、翻墙去看国外鼓手的教学视频、打印找来的谱子，点点滴滴，倒也效果显著。现代科技太发达了，好老师可以立即出现在你谱架上的iPad 里，手把手地慢慢教会你。

小朋友学东西还是快的，不像我，胳膊腿不是老了就是有几十年的惯性了。看着他能打的曲子越来越多，特别是当我们把喜欢的新歌演奏出来，都很有成就感。朋友们都说，孩子还是遗传了你搞音乐的基因，我总是苦笑一下。

当我们不依赖一样事物的时候，对它没有攫取心，更不会有什么吃饭的压力，便可以接受它和缓的滋养。有人说，没有一样好东西不包括音乐。也有人说，音乐是人类有灵魂的证据。音乐无错，孩子无错，我没有因自己的好恶剥夺他的爱。一声慨叹，我还是把他带进了音乐的世界。

有朋友问我，你不让孩子学摄影吗？我觉得将来他如果喜欢摄影，一定是在他认知了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用摄影与这个世界连接时，他自然会抓起相机。不宜再用吃饭、谋生这些概念加在下一代身上。就像我的现在，用手中的相机跟这个世界连接、吐纳，以前用音乐我没有做到的分享和对话，现在可以用影像做到。拜自然所赐，我又能与孩子分享音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声有色的生活呢？不为什么，只为喜欢和曾经喜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至此，这个事情算是终于想通了，陪伴和鼓励，就是我能给他的精神财富了。儿子也问过我：“爸爸你后来怎么不搞音乐了呢？”我说：“爸爸没有坚持，爸爸现在后悔了，我觉得还有时间，爸爸要跟你一起不再离开它。”

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早十年搞摄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没有搞摄影，继续搞了十年音乐，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没有答案。但是，在有音乐的日子里继续搞摄影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将来一定有答案。

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鼓手呢……

呜呼，音乐！

*摘自《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