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与东方 编者按： 当希腊被作为某种文明象征被提及，它所指称是作为整体性的“西方文明”的起源，并进而标示着这一起源的延伸发展与命运。与许多具有高度文明并对此自觉的古老民族相同，古希腊人试图将一切外在于其文明影响的人群称之为“野蛮人”（与之相应的是，古代印度人对野蛮人的命名Yavana正来源于对代表希腊的爱奥尼亚人的称谓）。
前431年的古希腊世界，红色部分为雅典城邦 不同的是，伴随着自西方肇生的现代性将世界所有民族嵌入其运轨，其它古老民族关于“内/外”、 “文/野”的陈述与区分都似已变作笑谈及其思维封闭的证据，唯有希腊人的文明优越感被认作是自然而正当的自我意识体现而存继下来，并构成某种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
依照这一叙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腊及其希腊性从来不是某种中性的概念或纯粹的学术标的，相关于它的话语必然折射出某种对于西方及现代性本质的认知，并构成相关理解的背景。相应的，现代性所遭际的问题和困境，也必然牵引着思考者从希腊寻找其渊薮及解决。当欧洲以及西方的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未明时，对于历史中的希腊与东方关系的再审视越来越清晰地从纯学术研究的海面下浮出。
相对于已经为汉语学界渐渐熟知的尼采、海德格尔、斯特劳斯及其追随者建立在重新诠释解读希腊经典基础上的思想路向，本期“思想史研究”试图引入某种新的视野： 通过古典语文学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探讨希腊与东方在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与张力。 这无疑是某种大胆的尝试，特别是在古希腊语对于绝大多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人那里也仍显得陌生的背景之下。这同样是一种契机，使得希腊的世界以更直接而丰富的形式展现出来并示之以进入的路径。 如同中国传统的治经一样，任何义理的申发首先体现为对于具体段落的理解，并最终落实到关键处的字义，西方的古典学在这里扮演着类似中国“朴学”的角色，并由于古希腊语自身延续性的终止变得更为突出： 任何的解经，不但是诠释，也是翻译。 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则为字义及文本意义的确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参照背景、更丰富的可能与更多的困惑。
本次主题论文对于传统古典学立场只取Bruno Snell在“精神的发现”一书的序言，因为该书最坚定完整地体现了传统古典学“以希腊解释希腊”的原则，最敏感地体会到陷入自我意识迷惘的欧洲存在的问题，最自觉地以回溯希腊之为希腊的“精神”为欧洲的危机寻找救赎。
与上述三人纯正的古典学家身份及学术背景不同，Martin Bernal原是汉学家和东亚学家（及埃及学一代宗师Gardiner的外孙），自八十年代开始转向重点研究希腊文明与埃及-西亚诸民族的相互关联。 如果说Burkert与West对于传统古典学带有强烈排它性质的对希腊精神唯一性的强调是以温和而学术化的方式进行批判与修正（尽管并不缺乏锋芒），Bernal的巨著 “黑色雅典娜” (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I-III，1987-2006) 则是对传统古典学的“雅利安模式”进行了彻底颠覆，在大破大立的态度确立埃及-闪米特族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生成、发展的全面乃至决定性影响。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黑色雅典娜”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古典学界乃至古代文明研究的范围，在学界内外所引发的激辩远远超过对学术著作的寻常反应。
各种带有复杂背景的读者对于该书态度鲜明迥然相异的评价，使得隐藏在有关希腊精神起源的学术化语言背后的文明自我意识乃至政治意识空前清晰地凸显出来。
这样的意识显然也体现在题为“光从东方来”的讲演稿中，这既是对于希腊精神中的东方因素从语言层面进行的概述，也涉及对于希腊精神与现代性的整体性理解。
罗马作为希腊文明的直接承继者，其于后世影响至为深远者莫过于法学。比较法学家Westbrook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十二表法这一罗马法现存之最早成文形式是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法学及科学传统的产物，这与上述来自古典学的尝试一起，使得我们有关古代近东-中东文化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之“精神”领域影响的认知变得更为深入与完整。
Tips: 本期的“思想评论”栏目将刊登以“共和国六十年”为主题的若干文字。我们共和国的伟大奠基者曾将某种脱离中国实际妄谈西方的倾向概括为“言必称希腊”。在这一倾向化作“接轨”的话语愈发盛行的今天，深入而非空泛地讨论希腊文明的肇兴、发展及其与东方的复杂关联，让希腊与东方在不能为任何神话或意识形态所穷尽的更丰富生动的现实历史境遇中自我再现，或者正是对建国者倡导并贯彻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追随。 - END -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