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儿已经死了。”这是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温柔之歌》的起笔之语。凭借个人生涯第二部小说，法国80后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成为龚古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对于女性和家庭话题的深刻剖析，也令《温柔之歌》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目前已售出37国版权，仅法语版销量就超过60万册。该书中文版是继德语版后面世的第二个外语版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日前在衡山·和集“美食图书馆”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袁筱一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硕士导师梁永安共同讨论《温柔之歌》背后“被家庭和社会围困的女性”。
保姆杀死婴儿——这是蕾拉·斯利玛尼从发生在美国的一则真实社会新闻中获得的灵感。沿着结局回溯，蕾拉为读者展开的并非作为杀人狂魔的保姆路易丝，抑或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女人，而是一个对工作尽职尽责的“仙女波平斯”一般完美的保姆，以及一个努力让保姆融入自己家庭生活的中产阶级雇主家庭。甚至，在小说中，保姆是白人，雇主反倒是有色人种，在袁筱一看来，这恰是蕾拉的有意为之，“她不想让杀人原因这么戏剧化或是简单明了——一个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又是有色人族，集弱势为一身”。事实上，在小说的情节推进中，始终没有明确地提供一个答案，告诉读者为什么路易丝杀了人，而是通过保姆和雇主家庭的诸多生活细节，为读者提供通向这个答案的各种可能。蕴含在这种种可能之下的，是一张描绘了社会边缘小人物的图谱，是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两难，是人在爱与占有之间的困境。是一个女性在绝望的边缘向世界宣布她的存在的呼声。袁筱一说：“《温柔之歌》是我近5年来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当我作为读者还没有开始翻译的时候，第一印象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充满了力量，而且充满了悬念。”
以谋杀案起笔，蕾拉·斯利玛尼凭借天才般的敏锐洞察力，以简洁利落而由冷静精准的文笔，书写了一个保姆和雇主之间的故事，剥茧抽丝地把人类难以捉摸的脆弱感情尽呈纸上：爱、嫉妒、占有、仇恨……在这些情感背后叩问的是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于阶级差异、文化偏见、爱与教育方式、金钱关系和支配关系等等。如袁筱一所说：“这部小说容纳了西方当代社会所有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一个平等社会，但另一方面，当代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身份的矛盾，男女之间的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包括保姆和雇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实际上是很平常的，但可怕之处也在这里。我们早就提倡男女平等，女性也要出去工作，尤其是西方社会，但是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在西方社会，这种矛盾尤其突出。”
《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玛尼是摩洛哥与法国双国籍作家，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一个富裕之家，自幼热爱文学且涉猎广泛，曾追随茨威格的足迹横跨东欧，也沉醉于巴尔扎克、左拉和雨果的文字，对契诃夫尤为钟情。17岁到法国求学，她开始认识到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存状况的巨大差异，也获得不同视角反观阶级问题和种族观念。2014年出版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被《新观察家》报赞誉为书写了“一位当代的包法利夫人”。袁筱一说：“大多数女作家尤其是在最初写作时，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自恋的，以及陶醉于自己认为最具特色的地方，会过于渲染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蕾拉跟一般年轻的女作家不太一样。也正是因为她的简洁和克制，让读者发现越简单的东西留下的想象空间越大，所能产生的能量越大。” 《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玛尼
“当代小说常常十分无能，小说家到最后只能把某个人物杀死作结，在这一点上，《温柔之歌》是聪明的，蕾拉把结尾提到了小说开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就是当代社会留给作家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重新定义了很多概念，包括温柔、残酷、杀人。”在毛尖看来，《温柔之歌》最值得称道之处是蕾拉在小说中的中性化处理，“没有一个人真正值得我们爱，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值得我们恨。包括保姆路易丝，我们没有恨她恨得要死，包括被杀的两个小孩，也没有特别同情他们。蕾拉没有把小说里的孩子描写成天使，他们也只是符号化的作为中产阶级的孩子。这份中性化来自她笔法的简洁，动词为主，很少用形容词。”
“再一次吹响文学全民集结号的时代到了，当代小说可以做到既有文学性、面对很严肃的社会问题，又很畅销。”毛尖把《温柔之歌》的出世看作严肃小说家重新登场的时代信号，“我们已经生活在超现实的时代，现实案例超出了我们对文学的想象，包括《温柔之歌》也是来自现实案例。这个时代已经为文学做好了所有铺垫。80后乃至更年轻的作家们应该从严肃作家手中接过接力棒，从蕾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影子，中国的年轻作家能不能接过鲁迅的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