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散文小辑（二）

老鄧子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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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历史上可以说不仅造就了北京城，而且造就了众多的沿岸城市；不仅发展了沿岸地区的经济，而且为中国南北的和谐统一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长河通古今

兰宁远

同所有的江南名城一样，无锡是一座越来越依赖于听觉和书面文字的城市，曾经穿梭不息的人流，酣畅淋漓的米行，已成为今日的海市蜃楼，昔日具体、真实的形象，也只能从邻家的老照片和不由自主地叹息中寻找到旧时的繁华。

　　京杭大运河，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中国奇观，自吴王夫差伐齐凿邗沟起，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横贯于无锡市的古运河段，全长40公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末，距今也有数千年。

　　大运河的命运，历史上始终与漕运联系在一起。1292年，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乃至大运河历史上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明朝时，因为实行海禁，大运河作为唯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运河只是一条很普通的河流，但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如果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个“人”字。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运河所代表的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不过，运河和长城不一样，长城现在已经不能用了，而这项1400多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千百年来，河道可以变迁，船只的结构也可以发生变化，可是运河上的船往来如织，是一望就能望到当年的。用缆绳连在一起的船队，几百米的长龙，在弯弯的河道中徐徐而过，那种古来有之的味道，给路人足够的时间去惊叹。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另一张身份证。隋朝连通了大运河，尤其是元朝直接贯通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分裂，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大贡献。而且，历史也证明，凡是太平盛世，对大运河的重视、保护、建设和利用的情况相对就好；凡是国力衰微和政治腐败时期，大运河的状况往往也是最糟的时候。因此，大运河在历史上不仅是交通运输问题，也不仅仅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涉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但为什么在现实中没有人更多地关注大运河呢？

　　从人性的弱点来说，对于阳刚突出的事物更容易引人关注，自古就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说法，因为人性本身喜欢征服，而到了长城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征服感和成就感，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比较重视长城是中华民族象征的宣传。而大运河，则更像是一位阴柔温顺慈祥的母亲，默默奉献着她的母爱，而不求回报。从这个意义讲，运河似乎比长城还要伟大。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条运河比京杭大运河还要长的，无论是历史还是距离。

　　有一种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历史上可以说不仅造就了北京城，而且造就了众多的沿岸城市；不仅发展了沿岸地区的经济，而且为中国南北的和谐统一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运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通在一起，成为纵贯南北的经济命脉，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古运河交通的便利也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浪漫的巡游方式，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迁客骚人，都曾在这段河道边流连，驻足吟咏。“浦卜花香追履去，寺前塔影送船来。”古运河留给当代人的不仅仅是这些原始的风貌，更留下了古朴的民风民俗和悠远的历史。历史上，蔡邕、阮籍、康熙、乾隆、孙中山等著名人物与此河颇有渊源，流传着无数佳话。

　　无锡是这条古运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站在清名桥畔的石亭中凝视着这条运河时，两岸的粉墙黛瓦，鳞次栉比，码头石埠，错落有致，周边河浜纵横，幽曲深邃，勾画出江南“人家尽枕河”的水乡风貌。一排排驳船推着水波，用力拍打堤岸，很有底气地发出“突突”的声响。那沉闷的汽笛声，只有常住在运河边的人家才会察觉。透着亲热、缠绵到船舱谷底的湿润。运河像是一条金线，将这些枕河的居民、繁忙的米市、古老的石拱桥、高高的宝塔、穿梭的船只串联起来，构成了一条江南风情的流动画廊。

　　无锡人心目中，古运河在历史上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是浓缩了昔日繁华的卷轴。既演绎出当年吴王北上争霸的威武雄壮，也荷载着夫差兵败越国的辛酸耻辱。更多的还是锡城那樯桅林立、万商云集的水运商埠场面。这条带给恩泽和富裕的古河道以及盘缚之上绵绵不断吹过的风向，一直深深移植着这座江南名城的骨髓血脉，带着甜熟的过滤，生成沿河居住的人们聪慧、姣好的面容，也养成无锡人特有的精明和小心翼翼的底气，这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运河的水质是浑浊的。而只有浑浊，才能体现它的真实。运河一路行来的时候，它早已风尘仆仆，这些浑浊，正是它卷起的千里风沙的痕迹。她所承载着的与这个城市同岁的记忆，积淀下来的数千年历史风雨，交织成的水乡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却依然会在这悠悠河水声中向人们细诉……

“长河通古今，伟绩傲天地”，是无锡人钱绍武先生对这条运河的评价，这也正是悠悠古运河带给无锡人的那种自信与满足。

历史肯定将记上北京通州的宋庄一笔，它在没钱的年代养活了大批中国画家；在钱太多的年代，守在中国一隅，培育了一群天真浪漫者不切实际的梦想，鼓励他们坚持飞蛾扑火的勇气。

通州与云南不期而遇

张庆国

一

　　北京通州的繁华远超出我的想象，高楼商店和现代住宅区把我以为的乡土气息扫荡殆尽，尽管所谓的乡土早就被视为落后，必除之而后快，但我个人还是喜欢乡土，因为它有泥巴和生命的原味。这种话当然不稀奇，现在读点书写点字的人都会这样说，最后自己还是住在洋楼里。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该拆不该拆的都已拆除，该建不该建的都已拔地而起，该赚不该赚的钱都已进了很多人的腰包。我一介书生不想说空话，只说去通州的经历。

　　先说宋庄在通州令我吃惊，我早想去，以为像草场地或环铁艺术区那样，宋庄就在北京的五环外，没想到是在通州，地理稍远，但交通和生活很方便。我在写小说之余，研究美术多年，家里好几个人做画家，弟弟和弟媳在北京草场地有画家工作室，宋庄的名声于我早就如雷贯耳。在昆明，我与栗宪庭曾一起玩，在酒吧看电影。他是我的一个青年时代好友，画家，十五年前关闭了昆明的广告公司，坚持跑来北京，住在宋庄作画，梦想着扬名天下。两年前我接到他妻子的短信，知道他患病去世。那夜我长坐书房，不时望着窗外夜空里的星星，感慨时间之快，竟然把一个活生生的朋友抹杀。

　　不管怎么说，宋庄在通州，立即让我肃然起敬。这片土地曾经很乡土，温和亲切，无拘无束，弥漫着大自然的生殖气味，也弥漫着全国乡村都有的畏缩、自卑、叫天不应和叫地不灵。鸟乱飞，风猛刮，鸡鸣狗吠，蚊蝇肆虐，菜地、麦田、树林和野草遍布，不值钱，也就能养活无数从中国各地跑来的穷画家。他们租农舍蜗居，以凡高为偶像，吃不饱睡不着，女朋友大半都跑掉，怎么活下来，只有自己知道。

　　古代中国有个词语叫衣锦还乡，那乡就是农村，放大为故乡，乡也可以是城市。故乡是中国式情感中分量相当重的概念，一个人的出生地，如果也是他父辈的出生地，这个地方就是故乡。出门走多远都要回去，找到熟悉的米线馆吃东西，看到少年时代的美女长成老太婆，睡在童年的黑房间，倾听天花板暗处的鬼魂说话。现在不行了，公家的地，拆得太容易，无可阻挡。熟悉的故乡瞬间消失，农二代和三代进城后都不回去，城里的老板赶往乡下，征地盖楼，乡已不乡，回去也找不到路了。只有外地的那些画家，一批批来北京通州的宋庄，又一批批走。二十多年过去，很多人落荒而逃，少数人成功，名扬国外。

　　现在的中国画家是特殊人种，外星人一般，干的事跟中国社会无关，名气不在国内在国外，在银河系。花的是人民币，买画者却是老外。前不久看电视剧《徐悲鸿》，知道当年徐大师卖画，中国人买，就可以活得好。战乱和流离失所的民国，也能养活画家，现在不行。半个多世纪过去，北京通州宋庄的画家，靠中国人买画活命者少到无，以我一类懂画爱画的人，出三五万买幅小画几乎不可能，还能指望谁呢？不是出不起三五万，工资再低，攒一年也有这个钱，是没这个概念。三百元买个好看的工艺品我肯定干，三千也会买，三万就不会。我们的脑袋都进水了，没那个文人气的价值观，那个气脉断了，那种风雅生活消失了，那种趣味已经绝迹。男人买汽车买房子会干，女人几万或十来万买个包包会干，就是不会买画挂在家中显摆。因为不可能显摆，朋友也都是脑袋进水的人，干粗活做俗事，钱多了没处花，就用高压锅煮钞票吃。

　　但我要对宋庄表示敬意，我的朋友宝红是通州人，也要对他表示敬意。历史肯定将记上北京通州的宋庄一笔，它在没钱的年代养活了大批中国画家；在钱太多的年代，守在中国一隅，培育了一群天真浪漫者不切实际的梦想，鼓励他们坚持飞蛾扑火的勇气。为此应该给通州的宋庄竖大拇指，表扬它做了好事。宋庄的中国画家代表的已经不是美术，而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少年的天真浪漫，这是一个民族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国人都是妥协和得过且过，都是无趣乏味和老于世故，都贼头贼脑地斤斤计较，生出来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头，就麻烦大，真叫暗无天日，所以宋庄是一颗好种子，种出来的是补药。

二

　　通州另一个令我惊喜的内容是古运河遗址。按理说，这种被打扮成旅游地点的风景区过于通俗，不在我的体验和观察之内。可通州的古运河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它跟云南有关，跟我的一段写作经历有关。

1999年我像一个打工回乡的民工，提着个行李包从昆明出发，乘坐长途客车，独自前往群山深处的云南东北部会泽县，查访清代的中国铜史秘密。古代的那段辉煌历史后来湮没了，无人所知，我想把地下的盖子揭开。

　　当时我已有汽车，却没有开车，是买票乘车。我觉得自己应该像一个正常乘客，充分体验地理距离以及历史的遥远。事实证明那样做是对的，沿途我想入非非，脑袋里乱作一团，很兴奋。但也紧张，长途客车都承包了，司机是年轻人，大口大气，目中无乘客，一边开车一边跟身边的姑娘调情，后来干脆把方向盘交给搭车的朋友，自己跨出驾驶位，挤到姑娘身边打闹，场面极吓人。

　　我的调查并不顺利，但收获很大。云南乌蒙山中的会泽县，清代是中国最大的铜都，十万之众的中国各地矿主和矿工跑来，铜商也跑来。土匪猖獗，盗贼蜂起。城里城外每天杀人，盗抢不绝，又每天唱戏，花天酒地，铜币的声响惊天动地。这里产出的铜，支撑着中国的半壁江山。

　　铜是铸币的材料，事关国家金融大局，意乱情迷和生死追杀就不说了，要说的是云南深山的铜怎么送出去？送去哪里？铸币是大事，常态的事，铜不是送一次，是每天要送走。持续不断的庞大工程，翻山越岭，跨省过界，穿越整个中国大地，如何完成？

　　这就是北京通州的古运河让我惊喜的原因，云南山区产出的铜，冶炼成型后，由马帮驮往四川泸州，在那里装船，沿长江而下，进京杭运河，到天津，再到北京通州的运河码头终点。全程一万多里，行程时间长达一年。

　　运铜马队每天在云南深山穿行，上千支马队的近万匹马，组成了戒备森严的队伍，全副武装，一刻不能停。一批铜料在四川泸州装船下水后半个月，另一批铜料又下水运走，万里京运的铜船，在由南而北的整条江河航线上络绎不绝。

　　我那部名为《乌蒙会馆的发现》的书，在云南引起轰动，会泽县一举成名。后来拍成的纪录片《南铜北运——湮没的历史秘闻》，在央视10频道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再次轰动。可我写的是云南，铜运史的起点，考察的也是云南，四川泸州我没去，江浙的运河十年后才去看过。我绝没有想到十五年后的冬天，自己会在鲁院老同学相聚的事件上，从清代中国铜运史的云南起点来到北京的终点，在北京通州的冬天，在树掉光了叶子，枝丫间黑乎乎的鸟巢全部暴露的季节，与我早年写成的一部书不期而遇。

　　于是我感慨万端，站在北京通州的古运河边，吃惊地凭吊一段历史叙述的句号，思绪绵绵，暗中使力，打捞着历史的沉船，水淋淋地捞起了云南史、中国史、铜史、货币史和对外通商史。清以前中国重要的产铜地都在北方，安徽、陕西、甘肃和宁夏。铜料不足，就从亚洲别国进口，比如日本。彼时，遥远的云南，铜开采规模浩大，却不为朝廷所知。后来禁海运，禁北方矿业，被商人捣鼓得火热的云南铜才被企用，名声大噪，直到民国。

　　那天通州古运河岸边的冷风抽打着我的脸，面前是静如镜面的河水。冬天的雾气浓重得接近一块塑料布，遮挡得对岸的树林影影绰绰，历史的马蹄声和长矛短剑也影影绰绰。河边牌坊上的漕运码头几个字让我感慨，想到大约两百年前，巨大的船只载着云南铜顺水而下时，押运官跟着出差，一去两年后返家，有的竟然已经妻离子散，家道中落。有的中途翻船了，铜料落水。换到今天公家的货丢了，说一声接受教训就没事了，清代的押运官却必须赔偿。于是在江边结茅而居，打捞落水的铜，有的直到累死或老死，也未能把江底的铜捞尽。

三

　　通州埋着一位中国古代史上的怪杰，此人叫李贽，拜谒李贽墓，给我的感觉是拜谒云南楚雄的姚州史。明朝万历五年，五十一岁的李贽出任云南姚州知府，一根线就这样把云南姚州与北京通州牵到了一起。今天的云南姚州府已改叫姚安县，辖区面积大大缩水。北京的通州还是通州，并在21世纪的现代化车轮冲击中膨胀扩展。但如果没有通州的朋友指点，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李贽墓，他的通州墓碑上写的名字是李卓吾，让我发蒙。

　　卓吾是李贽的号，不懂叫缺乏知识，我这一代人，被迫与中国古文化隔绝，鸡零狗碎懂些，但漏洞百出。所以这段时间我正对云南古姚州府有研究兴趣，看到李贽墓在通州，也就惊讶，有柳暗花明的感觉，仿佛追随李贽回故土。其实李贽的故土不在北京，在福建泉州的海边。我追随李贽返回的不是他的血脉故土，是中国文化故土。李贽到云南为官，标志着中央政权的汉文化进入云南，传播新的繁复文明。

　　在云南楚雄，有人说姚安县和大姚县一带的人难处，难处的原因是狡猾。我认为这就对了，难处是因为心眼多，心眼多出于文化精细，心智开发得充分。云南姚安县、大姚县包括永仁县，明朝时属一个地区管辖，就是姚州府。姚州府所辖区域跨越了云南和四川，是中国北方皇家政权延伸进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行政单位，最边缘的地界为今天的四川攀枝花市稍往下，再深入，就进不去了，朝廷也无兴趣。云南崇山峻岭，原始森林中猛兽出没，大兵压境地攻入，代价很大也未必取胜。

　　汉文化进入云南之前，本地的土著文明也在生长，但高耸群山隔绝了本地的部落人群，交流不便，自然的力量远超过人的心思，文明也就粗浅。李贽的到来不会改变大局，却是云南将被改变的标志。

　　李贽是明代的大文人，著名思想家，也有称哲学家的，评价有些乱，原因是他的论述把正统思想搞乱了，故李贽又被后代推为中古自由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确实够自由，像乱来，为所欲为，言所不顾，对儒学经典极度轻蔑，认为那些著作是懵懂弟子的随笔记录，非圣人之言，不为“万事之言论”。李贽出此言论已大逆不道，却更进一丈，把官府和士人独奉的程朱理学贬斥为伪道学。

　　李贽说自己自幼倔强，见道人和僧佛皆恶，见道学先生尤恶。他恶心别人，独享自尊，落发出家却食肉，入空门却不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诵经和祈祷。身居佛堂又挂孔子像，挂孔子像又批孔贬儒。其前半世为官，后半世辗转寄居于各地友人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且不是一人独住，是带家眷一住多年，友人管吃管住，反遭他恶评。

　　云南姚安县立了一座李贽的塑像，感谢他为本地带来的历史名声。其实他在姚安为官三年，就辞职不干，游走江湖，从此公开食嗟来之食了。后李贽与收留自己的友人吵翻，竟送妻儿回家，独自隐于寺院十多年。他终生“惑世诬民”，七十六岁时才被捕入狱，已够幸运，所以骄傲作诗：“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他当然说到做到，在狱中剃头时，夺刀割喉，两日后如愿而亡。

　　李贽在北京的通州被捕，也在通州自尽归天，友人马经纶为其收葬于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数位学生捐资，为其树碑。不知我在2014年冬天看到的李贽墓，是不是马经纶建的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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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