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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成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争绵延数十年。活跃在那时的政治家往往又是军事家。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征讨常胜，曾为《孙子》等兵书作注。诸葛亮则不仅以《隆中对》所显示的战略远见一鸣惊人，且“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1]对当时的军事科学技术有所贡献。
八阵图被当时和后世公认为极佳的阵法，千百年来极受推重。但是由于有关资料的散佚，给后世了解和研究八阵图带来很大的困难。诸葛亮的著述在晋代时尚洋洋十万余言，而现在残存可行者仅约万言，亡佚了绝大多数。见于志籍著录的八阵图著述，最早即宋代《中兴书目》所录“武侯八阵图一卷”，实非诸葛亮所著，已是“后人推演其法”[2]之作。由于这些情况，影响到后世对八阵图的认识逐渐模糊，有的甚至产生了神秘悬乎和穿凿附会的误解。
我们认为，诸葛亮八阵图作为一种作战阵法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而逐步认识的。作为军事科学上的一个客观存在，八阵图的产生应具有以下两要素：第一，它是为解决当时战争中有关战术问题而出现的，因而必然与当时对峙的军事形势有所关联；第二，它受制于当时军事科学发展的基本状况，是从前代某些军事科学成果推演而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史籍中有关资料对诸葛亮八阵图进行探索，虽仍不足以还它以全豹，但对于认识诸葛亮八阵图克敌制胜的妙处即它的战术特点，对于廓清笼罩着八阵图的神化、附会迷雾，当有所助益。
（一）
一在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干宝《晋纪》：“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作垒，方可数百步，四郭，又聚为八行，相去三丈许，谓之八阵图”。[8]《水经·沔水注》：“（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阵图也。”
一在四川新都县北。李膺《益州记》：“武侯八阵图，土城四门，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9]
一在四川奉节县东。《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径诸葛图垒南。石
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垒细石为之。自垒南去，聚石成八行，行间相去二丈。
通观上述记载，这些遗迹内部都存在着石（土）垒，视其用途则并非营地的防御工事——“垒“，因为那种垒是一种垣墙且须构筑在营地四周，绝不会在其中纵横。值得关注的是，三处遗迹中石（土）垒的组合排列都非常相似，显而易见，这是八阵图遗迹中至关重要的内容。结合这些遗迹的地理位置和当时战争中有关情况来看，它们并未用于实战，而只是用于训练将士，但训练是为实战作准备。毕生谨慎的诸葛亮曾说：“八阵既成，至今行师，庶不覆败”；[10]《通典》载北魏皇兴年间“柔然犯塞”，刁雍建议“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11]充分说明八阵图可资用于实战。因此可以认为，遗迹中这些组合有序的石垒，就象征着八阵图在作战中的某种特定的战术意图。
《晋书·职官志》中的一段史料对这种战术意图有所揭示：
“陈勰为文帝（司马昭）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 练之。”
按蜀汉亡于魏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十一月，司马昭死于魏咸熙二年（２６５）年九月，其间仅约两年。司马昭迅速命令陈勰学习的诸葛亮布阵遗法，无疑即诸葛亮对阵法有所创新的内容，也应是魏军素知其威力而又无法探知详情的。史籍所载诸葛亮对阵法有所创新的即八阵图。因而可以认为，“用兵倚伏之法”也就是八阵图的特定战术意图。《说文》：“倚，依也”；“伏”是埋伏部队，《左传》庄公十年“惧有伏焉”可证。“倚伏”也就是依托某种东西掩护和掩蔽部队。由此看来，八阵图遗迹中那些石垒的作用就很明显了，它们就象征着在阵内掩蔽部队的那种物体，现代的术语就叫掩蔽物。
（二）
蜀军为什么需要用掩蔽物布阵？我们认为这应是蜀魏对峙的基本军事形势所导致。按诸葛亮预期战略目标，是“兴复汉室”，统一整个中国。然而终其一生，他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都还只囿于为伐魏收复中原这个第一步战略目标进行准备及其实施。八阵图的出现，自然也应是为解决对魏作战的有关战术问题。如何有效地削弱或抵消魏军的优势，有利于发挥蜀军之长，应是八阵图设计时的基本出发点。
因而首先需要弄清魏蜀两军各自的优势。
较之于蜀军，魏军的骑兵具有明显的优势。兹略举数例：1.建安五年（200）曹操率不足六百骑击败袁绍骑将文丑和刘备等人所率的五、六千骑，斩文丑，[12]可知曹骑的威力。2.曹军骑兵的精锐称“虎豹骑”，“皆天下骁锐”，由曹纯统领，追袭刘备于当阳长坂的“精骑五千”即这只骑兵。是役曹骑长途奔袭，“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到达战地，有“势不能穿鲁缟”的危险，但却轻易击溃了刘备屯驻新野十余年来所招募训练的数万部队，“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诸葛亮竟至率树十骑仓皇而逃，[13]这不能不给诸葛亮留下深刻的印象。曹操认为“关西诸将，恃险与马”，[14]这是因河西诸郡的马匹资源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久已闻名，两汉官办的养马场也主要在河西一带。[15]而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关西马超、韩遂对垒渭水畔，曹军“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矅日，贼益震惧”，[16]会战时曹军“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豹骑夹击，大破之”。[17]
4.马超、韩遂败后曹军很快占据了西凉，拥有那里丰富的马匹资源，骑兵自然更强盛。在后来的蜀魏交兵中，曹军竭欲发挥这种优势，如魏太和二年（228）魏将王双率骑追击由陈仓（今陕西宝鸡）退兵的蜀军；[18]青龙二年（234）蜀魏两军对峙于武功，司马懿曾“因水涨”，“出骑万人”攻击与主力隔水的蜀军孟琰部。[19]
在使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骑兵所具有的高速、机动能力，实难等闲视之。蜀汉固然也有骑兵，而史籍中绝无蜀军大量使用骑兵作战并胜敌的记载；蜀汉的南中也产马，为“军之所资”，但蜀马用于作战远不能与秦陇骏足相比拟。因而蜀军也致力于改变这种劣势。按诸葛亮伐魏本意在进取中原，而五次出击却要三次向凉州方向，今人史念海认为其中包含着解决马匹的用意，[20]其说甚是。又。《华阳国志·汉中志》载魏新城太守孟达为诸葛亮劝诱所动将叛魏降蜀前，曾“表请马、弩于文帝……（帝）乃多与之，过其所求”，孟达这种做法大约也包含着向急需马匹的蜀汉进献之意。
蜀军则长于弩。首先，蜀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弩机，史籍记载诸葛亮“损益连弩”增大了发射力，据一九六四年四川郫县出土的蜀汉景要十石弩来看，其发射力显然已属强弩一列。[21]两汉时连弩、强弩差异很大，强弩一般不能一次发射多矢。《史记》、《汉书》均载，西汉初刘邦被围困于平城，后来出围时陈平建议为防备匈奴骑兵突袭，“请令强弩各傅两矢外向”；《后汉书·耿纯传》》载：“（纯）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两例均为当时值得史家着笔的特例。而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既具备强弩的射远力，又能“一发十矢”，其所能构成的杀伤威力自然前所未有，连敌国的机械专家也赞叹这种改进非常巧妙。[22]其次，蜀人善使弩，又以巴郡、涪陵郡的土著尤著，如“板楯七姓世以射白虎为业”闻名秦汉蜀汉也大量征发那里的善射者为兵员，《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蜀丞相诸葛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为连弩士”；后来邓芝平定涪陵郡的叛乱，索性迁徙当地豪酋“徐、蔺、谢、范于蜀为猎射官”，这显然是作为“连弩士”的备用兵员。
任何一种优秀的战术，都必须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因而诸葛亮八阵图应能在魏骑的锐锋下保护蜀军将士，同时有利于发挥弓弩的杀伤威力。从《史记》、两《汉书》所载的战例来看，弩是当时武器中对付骑兵最有威力的，无论西汉李广、李陵对付匈奴的战争，至汉末袁绍的步卒对付公孙瓒的骑兵的界桥之战，[23]无不如此。不过在那些战斗中，步兵如无有利地形，其防护、躲避骑兵的冲击和箭矢主要靠盾，存在着被骑兵冲乱阵形乃至被践踏的巨大威胁，远非保护自身的善策。而汉末袁曹官渡之战中曹将任峻所采用以护卫辎重的办法，是当时出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苗头。《三国志·任峻传》载：当时袁军“数寇钞绝粮道”对曹军威胁很大。按能出没敌后并“钞绝”运输线的，应是快速、机动的小股袁军骑兵，“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24]任峻的对策是“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为什麽袁军骑兵竟不敢接近了呢？因为任峻以辎重车辆“十道方行”，对来偷袭的袁军骑兵构成极不利其高速、机动的复杂的障碍和狭窄的通道，而护卫辎重的曹军则可据以保护自己和造成杀伤。
综合上述两点，即系统地设置不利于骑兵发挥高速、机动能力的掩蔽（障碍）物，并利用以保护士卒和发挥弓弩的杀伤力，就应是蜀魏军事力量对比的基本形势下适用于蜀军的最佳战术。诸葛亮八阵图就应运而生。
（三）
八阵图遗迹给人们展示的战术意图正如上述：石垒所象征的掩蔽物对高速进攻的敌骑构成复杂的障碍物，一定高度、组合有序的障碍物又构成狭窄的通道，既可迟滞、阻碍敌骑的冲击，又打乱了冲入阵内的敌骑的战斗队形，而布阵的一方既可“倚伏”，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利于发挥弓弩的优势，构成纵深的杀伤威力。试设想战斗时，当外层的弓弩向进入射程内的敌骑发射箭矢后，可利用掩蔽物与敌骑暂为周旋，避其攻击，相机再张弓弩，而“倚伏”于里层掩蔽物处的弓弩已能发挥威力了，各掩蔽物之间能严密、有机地配合作战，同时，使用矛戟刀杖等兵器的士卒也在阵内掩护弩士，造成杀伤。（当然，因资料的缺乏现已无从确知阵内弩士与其他兵器士卒配备的比例，但推测起来，易于发挥的弩士应是主要兵员。）
在实战中，是用车构成这种掩蔽（障碍）物。诸葛亮《贼骑来教》：“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25]这是命令步兵在无地形可凭（陟岭不便）而被敌骑夹击时，所应设置的一种车阵。所谓“蒙”是用革制车衣加以罩蔽，类似古代对苹车“以苇革周币四面”，[26]使整个车体都能起掩蔽作用。车极便于移动，因而能迅速、灵活的布阵，这样才可能适应
遇敌骑夹击的紧急情势，才有可能“行师庶不覆败 。”
三国时早已不是车战时代了，用车布阵是否切实可行呢？首先应该指出，这是用来布阵的并非往来驰骋的春秋时代那种战车，车不是供驱驰而是提供“倚伏”之便。汉末三国的战争中仍使用大量车辆，任峻“使千乘为一部”，曹操“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27]随军行动必有相当数量的辎重车、冲车等车辆，这些车辆作适当处理（如加“蒙”）即可为“倚伏”之用。三国以后用车布阵的战例仍多，如：西晋初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并用于作战；东晋末朱超石用车布阵作战
；刘宋初檀道济“以锁链车为函（方）阵”对付北魏突骑。（此三例后文将详述）此外，东晋末刘裕伐燕“以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以对付燕军骑兵，[28]其用车数量仍很大。
为了适应实战中多变的情况，古代兵家谈阵法都强调“变”。诸葛亮八阵图也应有多种阵型以临敌制变，但现已无从尽知，根据残存有关资料可以推定的，有两种阵型。一种是方阵，他的基本形态可以从八阵图遗迹的有关情况推知，阵内掩蔽物作等距的纵横布列，纵行和横行数目相同（当然也并非限于八八成行），它需要较开阔的地形以展开，“车蒙阵”和陈勰所部函阵大约就是这类阵型。[29]另一种是地形狭窄时，错落地设置掩蔽物如锯齿的阵，诸葛亮《贼骑来教》：“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在狭窄地形上呈锯齿形排列的掩蔽物，对进攻的敌骑仍构成障碍和曲折的通道，仍不利其高速、机动和保持战斗队形，此外，东晋末晋将朱超石在背河作战时曾用车步为卻月阵，[30]这种阵型抑诸葛亮八阵图已有或朱超石的创新，于史无据，实难臆断。
至于《玉海》引《成都图经》称八阵图有“当头阵法”、“下营阵法”，其所据遗迹中石（土）垒竟“百二十有八”、“二百五十有六”，[31]与南北朝人的记载大相径庭，显系后人所为，绝非诸葛亮八阵图原有内容。又，晋桓温“以为常山蛇势，此盖意言之”，[32]并非指八阵图有蛇形阵，实为赞叹作战时八阵图阵内紧密有机地配合，有如常山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四）
上述论断应该用实际战例加以证实。按八阵图长于防御。《晋书》说“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围阵”是统称而不是某种阵型的名称，《说文》：“围，守也”；《公羊传·庄公十年》：“围不言战”，何休注：“以兵守成曰围”，可知用“倚伏之法”布阵尤长防守。在伐魏战争中，蜀军确能有效地抵御魏骑的攻击，如魏太和二年（226）王双率骑追击蜀军，结果被诸葛亮所率蜀军击溃。“馘斩王双”。包括《三国志》在内的有关史籍对蜀魏间战争记述均极简略，上述战斗的细节无从得知，尚难据以说明确切使用了八阵图。但蜀亡后魏（晋）人迅速学习并掌握了诸葛亮“用兵倚伏之法”，陈勰是其中之一，在两晋、刘宋的战争中，这种战术被灵活运用，且非常成功。
战例一，西晋咸宁五年（279）马隆平西凉之役。
《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引起羌酋树机能等叛变，“河西断绝”。当时虽“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西凉一带民族善战久已闻名，加之那里地形险恶，晋朝廷中竟无人一应命出征，“（武）帝每有西顾之忧”。后马隆自荐，得到晋武帝应允。马隆为这次出征做了两项主要准备，第一，全部另募善使弓弩者组成出征队伍，应募者“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四钧即一石），并当场“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华阳国志》载晋初把邓芝当年迁徙到蜀都的“弩士”又迁到冯翊郡的莲勺，[33]这应是马隆在半天内招募到大量优秀弩士的重要原因。）第二，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偏箱车《通鉴》作扁箱车，胡三省注：“车厢扁，则可行狭路”。）
马隆率军进入西凉后，羌酋树机能等率上万人充分利用熟识的地形，“或乘险以
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战况险恶，“朝廷忧之，或谓已没。”马隆则灵活运用扁箱车为弩士提供掩蔽条件，充分发挥弓弩的杀伤力，“地广则鹿角车营，地狭则以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最后马隆终于以三千五百人的“偏师寡众”纵横西凉，斩树机能，“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记”。
战例二，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部将朱超石渡河与北魏骑兵之战。
《资治通鉴》载：义熙十二年刘裕率晋军伐后秦，北魏主拓拔嗣等认为晋军将寻机攻魏，派长孙嵩等率步骑十万屯驻黄河北岸戒备。北魏军且以数千骑随刘裕军西行，并不断骚扰，“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退则复来”，于是有晋军义熙十三年夏四月渡河击魏之役。此役详细情况如下。“裕遣北直队主丁帅仗士七百人、车百乘，渡北岸，去水百余步，为卻月（半圆型）阵，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动。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白毦既举，超石帅二千人赴之，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即旁排，盾名）于辕上。魏人见营阵既立，乃进围之；长孙嵩帅三万骑助之，四面肉薄攻营，弩不能制。时超石别赍大锥及矟千余张，乃断矟长三、四尺，以锥锥之，一矟辄洞贯三、四人。魏兵不能当，一时崩溃。”《南史·朱超石传》述魏军开始围攻时“超石先以弱弓小箭挑之”，挑逗得魏军全力“肉薄攻营”时才又“百弩俱发”，使弩矢对密集的魏骑杀伤更大。
以上两例均以少胜多，其战况足资为八阵图战术特点的有力佐证，马隆例史籍述明其“依八阵图作偏厢车”，而两例采用的战术基本相同。即一，以弩矢构成主要杀伤，朱超石以二千七百名晋军对抗三万数千魏骑，以至“弩不能制”，又辅以椎击出飞矢造成杀伤；二是用车布阵供弩士掩蔽并阻碍、迟滞敌方进攻，马隆用偏箱车、朱超石以彭排置车辕构成蔽隐作用，魏骑竟至“肉搏攻营”，已完全失去了骑兵的优势，史籍述车阵常又称“营”，如述明朱超石布为却月阵，又言“营阵既立”、“肉搏攻营”；前述任峻例述明用辎重车辆布成“复阵”并保持阵型推进，又言“营卫之”。所谓马隆“地广则鹿角车营”，实应指马隆在开阔地形用车布成阵作战。
刘裕代晋称宋，刘宋军仍用车阵防御北魏悍骑。如刘宋景平元年（423）檀道济援救东阳，曾布函（方）阵推进对付北魏悍骑。《资治通鉴》载：魏将刁雍曾建议伏击檀道济所率宋援军说：“贼畏官军突骑，以锁链车为函阵，大峴
（山名，在山东临朐县南，为齐南天险）已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雍请将所募兵五千据险邀之，破之必矣。”这次伏击未成行，但从刁雍这段话可知，北魏突骑对宋军用车相次联结的方阵实无力攻击，唯另谋伏击。
此外，北魏刁雍建议“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是抵御柔然骑兵奔袭的对策；[34]梁武帝天监六年（507）魏梁邵阳州一役，“（魏平东将军）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战，所向皆靡。（梁将韦）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35]
这类战例还多，兹不枚举。
（五）
陈寿说诸葛亮八阵图“推演兵法……咸得其要”；李贤注《后汉书》说“古有八阵，诸葛亮法之”，表明诸葛亮八阵图是从古代军事科学的有关内容继承、发展而来。这种继承和发展不仅体现在阵法等方面，在布阵时构成掩蔽物的车上也有迹可循。这种车的掩蔽作用颇类车战时代的萍车，那时，萍车是“次车”（即非主战车辆）。《周礼·春官·车仆》：“萍车之萃”，郑玄注云：“萍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据孙贻让说这种车“以韦革周币四面”，[36]即罩有革制车衣。按先秦军事著作的记载，当时部队行军，宿营地四周须构筑防御性的土墙——“垒”，今人蓝永蔚著《春秋时代的步兵》指出，萍车的作用就是在限于时间、条件不能筑垒时，用以相次联结而组成一道防御工事，其作用“所以当垒”。[37]这也就是“次车以为藩”的古制。郑玄说：“孙子八阵有萍车之阵”，可知萍车的排列也有固定的方法。
在诸葛亮八阵图出现之前的两汉时代，替代萍车的一些车辆在战争中仍限于相次联结而起到垒的作用，如《汉书·李陵传》：“陵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汉书·卫青传》：“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三国志·武帝纪》：汉末曹操“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这些均是“次车以为藩”的遗制。诸葛亮八阵图的创新，就在于把前代军事科学成果加以发挥，用相仿于萍车蔽隐作用的车辆作为掩蔽（障碍）物以布阵，构成在当时最利于护卫己方且御敌（尤其敌骑）有效的战斗队形。具有关史料来看，诸葛亮身后相当长的时期，乃至唐、宋，这种优秀阵法仍在发挥着威力，并有所发展。
有人说八阵图遗迹中那些石垒移动困难，无法体现阵型的变化，因而认为用其训练将士不可能并毫无价值。[38]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一般说来，军事训练须分阶段进行，首先要使受训者掌握具体训练项目的战术要领，然后方可投入运用训练。以现在的射击训练为例，首先是空枪教练，使受训者掌握射击要领，然后才是实弹射击。八阵图遗迹应是用于使将士们掌握八阵图战术要领的基础训练。推测起来，这种战术要领大约应包括：以单个掩蔽物为基本作战单位的使用各种兵器士卒的组合、单兵战术要求和基本作战单位内的配合，各掩蔽物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指挥，等等。至于阵型变化等要求更高的运用性训练，则须使用在实战中起掩蔽物作用的车方可操演，，而用车操演自然不会留下遗迹。因而见诸记载的八阵图遗迹，就只有用于战术要领基础训练的这种形态了。
蜀军较善利用地形、营垒作战，是否就与经过这种“倚伏之法”训练、因而具备这种战术素养有关？史载：魏太和五年（231）魏国名将张郃追击蜀军至木门道，就死于伏弩。[39]蜀军“所至营垒、井灶、圊、障塞皆应绳墨”，晋袁准说是“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40]这种猜测显然很可笑。史载诸葛亮死后蜀军退兵，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41]能使率军行阵多年的魏军主帅叹为“天下奇才”的蜀军营垒设施，定具有特异的防御功能。又，诸葛亮《军令》：“敌已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42]这是利用营垒设施作战的具体指令。“连冲”即相次联结的冲车，作用仍为“所以当垒”。营垒、井灶等设施的准确设置，也应是着眼于有利于隐蔽部队和充分发挥弩矢等兵器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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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通典》卷一九六北狄蠕蠕
[12]、[17]、 [27] 《三国志·武帝纪》
[13]
[14] 《三国志·杜畿传》
[15] 见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载《河山集》
[19]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20] 见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载《河山集》
[21] 见沈仲常：《蜀汉铜弩机》，载《文物》１９７６年第四期
[22] 《三国志·杜夔传》裴注引《袁子》
[23] 《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
[24] 《六韬·均兵篇》
[25] 《北堂书钞》卷一一七
[26]、[36] 孙怡让：《周礼正义》卷五三
[28] 《资治通鉴》卷一一五
[29] 《晋书·职官志》
[30] 并见于《南史·朱超石传》、《资治通鉴》卷一一八
[31] 转引自王应麟《通鉴地理考释》卷一一·八阵图条
[32] 盛弘之：《荆州记》，转引自王应麟《通鉴地理考释》卷一一·八阵图条
[33] 《华阳国志·巴志》
[36] 《资治通鉴》卷一四六
[37] 《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车者，所以当垒。” []
[38]
[39]
[41]《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
[42]《太平御览》卷三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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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johnney908 > 《五运六气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