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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崇祯长卷》卷八)对袁崇焕的描述: 袁进士出身，却颇具血勇。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祟焕置母妻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遇奴者，其胆气较量而伎俩较实。 (《石匮书后集》十一中)如何评价袁崇焕的:“袁崇焕短小精干，形如小猱，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渐，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未灭，而自灭之。通过这段描述，可以看出，袁崇焕是一个极容易感情用事和冲动的人，也正是他这种言多必失的情格缺陷，从和崇祯那次平台诏对中，已经埋下了他日后人生惨剧的根源。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4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7月14日，崇祯在平台召见廷臣及督师袁崇焕讨论平辽事事宜。认真而讲究实效的崇祯一见面，就直接了当问袁崇焕:“建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碳。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案，可具实奏来。”崇焕:“..............“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振兴大明心切的崇祯帝感觉像是在绝望中抓住救命稻草那样的心喜若狂“认定是袁崇焕精心谋划，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一时满朝大臣莫不欢欣鼓舞。 但是大臣中必竟对辽东局势还有清醒之人，召对结束后，一个许姓大臣问袁崇焕: :“五年方略怎么回事”。 崇焕回答:“聊慰圣心耳“。 许姓大臣:“当今圣上非常精明，岂可胡乱应对..............。就是没有直接对袁崇焕说，这个崇祯帝可没有他那个皇兄天启帝那么好糊弄，这可是个较真的主。 袁崇焕自知失言，幡然醒悟后，以各种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崇祯先开口一一满足他的条件，使崇祯的后路彻底被堵死了。 到辽东的袁崇焕先做了两件事: 一:统一领导权。他部署新信赵率教，麻登云，祖大寿三人负责麾下军务，并向崇祯表态:“此三人当与臣始而终之，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于皇上!“为免重蹈先前“经抚不合'的覆辙，袁崇焕请皇上撤销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崇祯一一准奏。至此，在袁崇焕的辽东，蓟州，登莱三辖区，再无一人的权力可以与他相抗衡。 二:请发欠饷。根据以前不断发生的兵变为依据，袁崇焕向崇祯帝请旨，速发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74万两，以及太仆寺，抚赏银4万两。鉴于军队中存在虚冒军籍，贪污军饷等弊端，是否补发，朝中看法不一。但是崇祯还是补发了欠饷，以振作军队士气。 在袁崇焕到辽东后不久，毛文龙已经意识到要彻底统一辽东军政大权的袁崇焕，看自己是越来越不顺眼。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有祸事来临的毛文龙，向崇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泄私愤，操戈予,于同室。”当时的崇祯皇帝已经承诺袁崇焕:“只要能实现“五年平辽'的大计，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加掣肘。”崇祯用和稀泥的方式回应毛文龙:“军中的一切事情，应当从长商榷。 袁崇焕率领关宁铁骑保卫京师前后过程: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在“释坚攻脆”战术思想指导下，即避开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对大明实施“出其不意，攻其要害”，兵锋直指大明京师展开军事打击。10月27日，皇太极率满清部与蒙古部军队10万之众，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关，龙关入塞。当年戚继光苦心经营的数十载防线一夜之间崩溃。满清军队，乘虚而入，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的尊化城。 在此之前，袁崇焕两次上奏明廷要加强此地防务，恐满清军队绕过宁锦偷袭京师，可惜没有引起明廷的重视。 此时袁崇焕有两种选择， 一:他可以进攻后金都城沈阳，迫皇太极回援，但他手里能动用的军队只有4万余人，但到达沈阳需要经过盘锦，黑山，辽河等防线，皇太极已经在此布置了近6万军队加强防务，对袁崇焕来说，无论是攻坚战，还是野战，都无胜算。如果皇太极从背后偷袭山海关，则意味着关宁铁骑和宁锦防线的覆灭。 二:勤王北京。但如果没有勤王的诏书，地方军队私自进京，是有灭族之重罪。以国家安危，帝国兴衰存亡为重的袁崇焕义无反顾，选择了这条对他来说，意味着走入绝境的“不归之路”。 袁崇焕紧级派赵率教率4000精锐为先锋救援遵化，急驰350里到达三屯营时，被拒入。赵率教只能绕远驰援遵化。赵率教到达遵化时，城已沦陷，赵率教遭遇满清军队伏击，赵率教战死,全军覆灭。 得知遵化沦陷，北京宣布戒严，京师陷入恐慌之中。但在名将孙承宗有条不紊的指挥下:“组织城防，日夜巡视，京城稍安:” 袁崇焕得知，敌兵来势凶猛，京师己陷入危矣！便于11月5日亲自率军，进关增援。袁崇焕在这里犯下二个被东林党及其王公贵戚商民攻讦:“所谓通敌畏战的证据。“ 首先::敌军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不应该率兵尾随，而是应该就地阻击敌人。由于袁崇焕的慎微之心，使敌兵连陷京城东面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 其次:11月15日，袁崇焕赶到河西务，又与诸将商议前往北京事项。副总兵周文郁极力反对，认为:“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况且敌军在通州，我屯兵张家湾，离通州十五里，粮饷给于河西务，理应在此战守。外镇之兵，未奉帝旨而轻易进至京师城下，此事弄不好就是谋反的罪名。” 袁崇焕回答:“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不与我战，倘径通京城，刚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 袁崇焕没有采纳周文郁的建议，而是引接带领军队退保京都。到达北京城下的崇焕上书崇祯帝，要求军队进城。由于当时京城戒严，塘报无法送入，到了半夜时崇祯收到消息:“敌军兵临城下“，并要求进城。”第二天消息传开后，京城舆论舆情哗然之际，更是引起了京城内外，损失惨重，王公贵戚商民的强列不满，纷纷向朝廷告发:“崇焕虽名人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的庭院庄舍为敌蹂躏殆尽”。京城甚至出现了袁崇焕通敌满清说法。 本人观点:做为军事统帅袁崇焕采取这种消极避战的原因也是有他考量的: 首先:是军队力量的悬殊对比，满清是10万，袁崇焕带领的关东铁骑不足万人，又有赵率教刚刚全军覆灭的教训。河北又是平原之地，无险可守。如果袁崇焕在通州附近和满清军队进行野战，很容易陷入内外无援孤立境地，有被满清军队合围歼灭的危险。 其次:想进入北京城，以京城为屏障，和满清军队展开决战。 当时的袁崇焕对大明，不可谓不是忠心一片，对局势的担心，不可谓不五脏俱焚:“在他的潜意识中，在此关系到帝国兴亡存废之际，他是不能出现一点点差错的，他要为大明负全责，绝不能再有第二个靖康耻的出现。也正是他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上的忧国忧君的意识，使袁崇焕距离人生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1月20日，京师保卫战打响。德胜门外，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的总兵候世禄，与代善，济尔哈朗，岳托，及蒙古骑兵六万人，展开大战。候兵败突围而逃，城楼军队发炮误中满桂军，死伤惨重，满桂负伤20多处，退入广渠门外。 袁崇焕和祖大寿带领的9000关宁铁骑与莽古尔录，阿齐格，阿敏，多尔滚，等三万余人，战况惨烈。自辰至申，战十余里。袁崇焕身负密箭，两肋如猬，幸有重甲防护，无碍。满清军大败，退30里。从此，八旗军野战不可战胜的神话首次被打破。 11月23日，袁崇焕和各总兵入城。在承诺5年“复辽”的平台与崇祯二次召对，袁崇焕没有拿出任何退敌方案，崇祯拒绝了关宁铁骑进城休整的请求。 11月27日，掠夺京郊获取给养的满清军队开始狂攻左安门。秋毫无犯，忍受7天饥寒的关宁铁骑在袁崇焕带领下重新布阵。此时的皇太极己抱必胜之心，他想在北京城下，让大明帝国的上至君王，下至臣民，见证他灭掉关宁铁骑的壮举。袁崇焕在皇太极调兵遣将之际，抢先发起进攻。不足9000对90000万，10倍的兵差，在天子脚下展开悲壮的对决。袁崇焕采用昼伏夜出的战法，用火炮轰击敌军军营，代善儿子几乎重伤致死。伤亡惨重的满清军队在皇太极的带领下，不得不狼狈的撤出南苑。见证了关宁铁骑凶悍战斗力的皇太极哀叹:“10余年未尝有此劲敌”。 1629年十二月一日:敌兵稍退，袁崇焕被崇祯帝下狱。带着一身血迹伤痕的关宁铁骑在祖大寿的带领下，愤怒返回辽东。满清军队复侵，崇祯让在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祖大寿母亲也劝说祖大寿，祖大寿再次引关宁铁骑勤王北京。 12月14日，满清军队占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4地， 12月17日，满清军队从永定门4次攻打京师，新到勤王总兵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满桂一并迎战，这些军队战斗力不及关宁铁骑，满桂，孙祖寿阵亡，麻登云，黑云龙被俘。满清军队伤亡惨重，停止攻城。月底，满清军队被孙承宗和祖大寿逐出关外。阿敏对永平屠城，京郊周边重镇，乡村，参天森林皆被破坏殆尽。 1630年8月16日，崇祯崇祯在内阁召见辅臣成基命等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然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掌印官及锦衣卫堂上官等文武大臣，共同商议袁崇焕处决事宜，最后决定“依律磔之。”崇祯说: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令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胞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在锦衣卫抄袁崇焕家时:“家无余资”。 袁崇焕赴西市受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肉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倾刻立尽。开膛出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东林党人唯一在崇祯朝的两大功绩: 一:杀魏忠贤，废阉党干政，致使东林党一党独大，崇祯失去政治缓冲带。皇权和相权直接斗争，把大明王朝拖进万劫不复深渊同时，也耗尽崇祯精力，更是耗尽了大明王朝的仅存精血。 二:杀袁崇焕:“边事益无人，明亡已决。” 对外:“满清用此事为例召降辽东将帅，瓦解辽东军队。” 对内:闯王攻打北京时:“文武官员军队尽降民军，再无崇焕之人勤王救驾。” 东林党人高攀龙主张:“君子为政，不过田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 在国家无内患外忧时，此思想可以说值得提倡，值得赞美。可崇祯朝已经内忧外患俱至:“皮将不存，毛将焉覆”，帝国大厦即将倾覆之时，崇祯朝东林党人依旧以民生民权为重，大搞党同伐异之举，置国家于危亡不顾。最俱讽刺性的是:“他们眼中的民，不是普通百姓之民，而是富豪之商民。更是东林党人竭泽百姓而渔商民的恶为，终激民变，毁灭大明。 非常之业，必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重症如干柴列火，一点即燃。重症只能缓治，不能急攻。崇祯心太急，总想一举定乾坤，只能适得其反。刚继位的崇祯疏于政事，做事难免有欠考量之处，有东林党这些为民做主，为民当家的贤臣辅佐，崇祯想不故亡国之君都难。 我们社会近年泛滥抹黑英雄现象实在令人堪忧，从岳飞，到袁崇焕，到邱少云，黄继光，等等，一个不尊重英雄的国家，这个国家前途堪忧。一个不尊重英雄的民族，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民族。 “国危思良将，国难思忠臣”。不管每个时代，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和呼唤英雄。因为英雄是一个国家精神与力量的象征，它也是一个民族向上向善正能量的象征。尊重英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折射，更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底蕴和道德力量。而文化恰恰又:“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们需要像更多《战狼2》这样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来展现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英雄，也难免有这样的缺陷或是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在小节上苛责他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英雄身上折射出的那种民族大义，神圣的道德力量赋于我们国家民族，“正义的精神与力量。”我们不能冷了，也不能凉了英雄的血:“因为我们实代需要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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