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仁
陶器的烧制，是继人工取火的发明后，人类进化和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从而人类首次将火与土、土与水完美的结合起来，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也表明文明的曙光即将拔云见日，从天际缓缓透出。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11000年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先民已经能捏制和烧造陶器（图一、图二），而距今9000年左右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用“模具敷泥法”、“泥条盘筑法”和“泥片贴筑法”制造陶器。
(图一）
（图二）
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地上的先民们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开始把矿物颜料涂在钵和盆的口沿，形成紫红色的彩线、彩带和符号，于是，陶器烧制过程中原始先民又一创造发明——彩陶诞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和使用彩陶最早的区域之一。
渭河第一大支流葫芦河流域的秦安大地湾文化遗址是我国最早且文化延续时间最长（3000多年）、文化类型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出土我国最早彩陶和彩绘符号陶器的遗址（图三、图四），同时也是出现最早宫殿式建筑、最早混凝土地面、最早地面绘画、最早陶制度量衡器的史前遗址。
（图三）
（图四）
1923——1924年，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带领助手来到甘青地区考察，并先后在洮河流域的临洮县城南10公里的马家窑、临洮县辛店镇、广河县半山及湟水流域的民和县马厂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彩陶器皿。从此，一个沉寂了数千年的彩陶文化瑰宝来到了世人面前!
这个文化被安特生叫做“甘肃仰韶文化”，它的正式名称“马家窑文化”的提出是20年后的事情了，这次已不再是外国人，而是由一个中国人考察发掘后正式提出的，他的名字叫夏鼐。（图五）
（图五）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河流也孕育了农耕文明和彩陶文化。中华母亲河——黄河流经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心区域，并且在马家窑文化区域内分布着黄河的主要一、二级支流——渭河、洮河、湟水、大夏河、祖厉河、葫芦河。
河流世世代代滋养和哺育了沿岸人民，因此人们习惯将身边的河流称为当地的“母亲河”。例如，渭河是关中人民的母亲河，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湟水是青海的母亲河，葫芦河是秦安人的母亲河，祖厉河是会靖人的母亲河。湟水流域孕育了灿烂的马家窑、齐家
、辛店、卡约文化；渭水流域孕育了绚烂的大地湾、半坡、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齐家文化；洮河流域孕育了一脉相承的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边家林、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辛店、寺洼文化。
经过文物普查和史前遗址专题调查后我们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台地，但分布位置有一定差异，其中马家窑类型无一例外分布在靠近水源的河流较低台地上，大多为面积不大的三角或椭圆的坪子，当地人俗称“铧尖”。而半山、马厂类型遗址分布较马家窑类型要高，距离水源较远，位于河流二、三级台地，大多为山腰缓地或山顶平地，但一定有山涧溪流环绕，并有沟壑与当地主河道相通。
史前文化的分布表述，是以河流流域为基本范围，这是因为原始先民的生活中心区域和迁徙路线大体上以河流为走向，有可能顺流而下，也有可能逆流而上，有时可能沿支流分支迁移，在迁徙中会形成新的中心区。往往一个大的遗址区，就是一个史前文化中心区，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文化内涵多是其基本特征。这些中心点经今人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原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为彩陶而让人们耳熟能详甚至驰名中外。例如仰韶、半坡、大地湾、马家窑、柳湾、宗日、牛门洞等等。
史前文化区域原本是不能以行政区划为划分界线的，为了人们对彩陶文化的分布有比较直观的方位和空间感，依据文物普查的资料，我们可以就某一类型的史前文化和彩陶文化的分布给出行政区划内的点和范围。例如，马家窑彩陶的分布有中心区域、边缘区域和终止线。中心区域包括甘肃境内的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天水市、临夏州全境及甘南州、陇南市、武威市的部分市、区、县；青海境内的民和县、乐都县、同德县、贵德县、大通县。根据目前发现和公布的资料，马家窑彩陶的边缘终止线为：东为天水市清水县，南为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茂县，西为青海兴海县、共和县东部黄河最上游区域和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北为白银市景泰县北部。（参看本文附表《甘肃省马家窑文化遗址统计表》和《考古》1998年第5期“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附表）
一、马家窑彩陶的类型
马家窑彩陶是中国彩陶的奇葩，是原始先民田园定居生活的美好赞歌，是母系氏族社会和谐恬静生活流动的音符，是中国古老传说“女娲抟土造人”和诞生“伏羲人文始祖”的源，是中国商周绚丽多彩青铜文明的根，其高度发展和繁荣先后延续2000年。
马家窑彩陶发展脉络清晰，类型系列一脉相承，阶段特征明显，个性突出而不失连贯。
石岭下类型：石岭下类型彩陶既有庙底沟类型之遗风，又有马家窑类型之特征，砖红色和橙黄色胎质兼有，器形以敞口长颈圆腹平底瓶或敞口圆腹平底罐最具特色，黑彩或灰黑色描绘出疏朗轻盈的弧边三角纹、漩涡纹和中为旋心圆而上下相对弧边三角纹构成的变体鸟纹以及中为杏圆形而两边为斜向弧边三角形的简化了的变体鱼纹，有时变体鸟纹和变体鱼纹分上下两层绘置于同一器形上，预示着繁缛黑亮的马家窑类型彩陶即将登场。（图六：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石岭下类型变体鸟纹变体鱼纹网纹彩陶罐。图七：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石岭下类型漩涡纹彩陶瓶。图八：通渭县寺子乡温家坪遗址出土石岭下类型变体鸟纹彩陶瓶。）
（图六）
（图七）
（图八）
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彩陶胎质呈橙黄色或土黄色，细腻光亮，让人更多地联想到黄土地。盆、钵、瓶、瓮是其典型器。黑彩黑而发亮，很少红彩，盆、钵内彩发达。临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马家窑类型圆点弧线纹彩陶盆，口径28cm，底径10.5cm，高10.5cm。泥质红陶，敞口斜平沿，圆腹平底。内外壁及口沿均施黑彩，以内彩为主，口沿上13个黑色圆点均匀分布，其间以多条斜线相隔，内壁下部绘同心圆，同心圆内绘数条圆点弧线纹，形似游动的蝌蚪，圆心周围的内壁，起伏流畅的线条宛如层层涟漪，又似飘动的彩带；外壁绘圆点、水波纹。也有人认为盆底纹饰为星斗纹（图九、图十）。马家窑人居住地距离水源较近，可能是常年生活和游走于河边，马家窑陶匠中的画工将观察到的河水漩涡浪花描摹于陶器上，今天看起来仍然仿佛在翻卷腾挪，涛声依旧，给人以强烈的动感。（图十一：陇西县吕家坪遗址出土马家窑类型旋纹双耳尖底彩陶瓶。图十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马家窑类型十字圆圈纹曲腹盆。1984年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韩佐乡五坝山1号墓的马家窑类型十字圆圈纹曲腹盆。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十三：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营盘
山遗址出土马家窑类型彩陶瓶。）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边家林类型：
边家林类型彩陶兼有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之特征，明显自成一体，风格独特，胎质多为土黄色，颈部长、细、直且腹部浑圆的壶是其典型器形，黑彩油光发亮，红彩开始出现，黑红相间的波浪纹趋于平、缓、静，漩涡纹退居腹下趋于疏朗轻柔，葫芦网纹已较多出现，古朴又略显神秘的锯齿纹已频繁亮相，预示着将锯齿纹和葫芦纹推向高潮的半山类型的出现已为时不远。（图十四：临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边家林类型旋纹双耳彩陶罐，高22cm，口径7.3cm，底径7.5cm。1974年永靖县金泉出土。用大面积黑色衬出橙黄色陶地的旋纹，对比强烈，图案醒目，构思巧妙。图十五：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边家林类型水波旋纹双耳彩陶壶）
（图十四）
（图十五）
半山类型：
半山类型彩陶胎质呈土黄色，已不如马家窑期坚硬细腻、光亮，但明显比马厂期要细光，红彩增多，甚至和黑彩比例趋于相当。陶器以长颈小口圆腹的双耳壶最具典型，其中双耳配置于最宽腹径处，而且腹径和高度基本一致，丰满而不臃肿，灵巧而不单调，加之有些神秘的锯齿纹和葫芦网纹、宽带纹、菱格纹、圆圈纹等纹饰相配合，集实用、美观和神秘于一身，可谓匠心独具。（图十六：兰州市沙井驿出土半山类型四大漩涡锯齿纹双耳彩陶壶。图十七：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大泉湾遗址出土半山类型方框圆点“个”字锯齿纹双耳彩陶壶)
（图十六）
（图十七）
马厂类型：马厂彩陶胎质呈土黄色，部分施以红色陶衣，胎质略显粗糙，红彩大量出现，比例超过黑彩。马厂彩陶属于马家窑彩陶晚期，是由半山期发展而来，因而有些器形十分相似，甚至难以分辨，但主流器形和纹饰仍然体现出差异，例如，半山浑圆的双耳壶除保持半山的基本特征外，先民设计师又做了一些微调，腹部最宽径明显提升，高度大于最宽径，再配以四大圆圈纹，显得高耸、秀美、和谐，呈现出另一种美感。(图十八：永靖县楚家岭出土马厂类型四大圆圈菱格纹双耳彩陶壶。图十九：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大泉湾遗址出土马厂类型四大圆圈棋盘纹双耳彩陶壶）
（图十八）
（图十九）
二、马家窑彩陶的纹饰
中国彩陶先后延续5000余年，其中马家窑彩陶经历了中国彩陶最鼎盛时期直至马厂晚期成为绝唱，延续近2000年。马家窑彩陶最为绚丽多彩的就是其五彩缤纷的纹饰，有写实的、也有抽象的、有随意的、也有创意的、有神秘的、也有变幻的，无论是何种形式，但都不出五种内容：①人形纹、②动物纹、③植物纹、④几何纹、⑤特殊纹。在这些纹饰中，包含了原始哲学、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文字等方面的丰富的人类发展初期的信息，令人在欣赏原始先民的创造杰作并保持敬畏之心的同时，也力突穷尽自己的想象解读先民们的真实初衷。
1.人形纹：人形捏塑类：可以说，在马家窑彩陶中，完全写实（或叫写真）的彩绘人形纹目前还未见到，写实的雕塑类人像彩陶发现数例，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庙底沟类型人形器口彩陶瓶（图二十），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的石岭下类型红陶人面像，青海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裸体女性浮雕人物彩陶壶等。其中1974年出土于柳湾的彩陶壶高33.4cm，口径9.2cm，侈口，鼓腹，平底，腹部两侧有对称双环形耳。下腹以上通体施红褐色陶衣，上绘黑彩纹饰，壶身彩绘间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站式，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全，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双手置腹前，乳头用黑彩加以点绘，在人像下腹处夸张地塑造出生殖器形象。此外，在壶的颈部背面绘有长发，长发下绘出一只大蛙，在人像两腿的外侧也绘着娃纹。此壶融浮雕和绘画艺术于一身，形象生动，寓意深长，实为彩陶之精品，部落之重器。对该器的研究主要有女性崇拜、男性崇拜、两性同体崇拜三种观点，无论是那种看法，其实质还是祖先崇拜。在这件陶器上，集中了图腾崇拜（蛙）、生殖崇拜（阴）、宗教崇拜（神和巫，如有人认为蛙人即再生母神的象征）、祖先崇拜（蛙---人）等多种崇拜形式，我们清晰地可以看出不管那种崇拜形式，都毫无例外地指向和围绕一种崇拜，这就是“人”，这个“人”就是马厂氏族的“祖先”。（图二十一）
（图二十）
（图二十一）
人形写意类：接近写实又兼具写意的人形纹彩陶在甘青两地马家窑遗址中均有出土，目前看到的有6例。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人形舞蹈纹五人一组，共三组十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胯部同向斜出一短道，似为饰物或男阴，画面简洁，线条明快，人物突出，笔法酣畅，展现了我国西北地域马家窑先民欢快的舞蹈场面。（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
1996年青海省考古所在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纹彩陶盆。前件盆内壁绘两组连臂舞蹈纹，一组13人，一组11人，两组舞蹈纹间以斜线和圆点纹相连，人物形象与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人物舞蹈纹相似。（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
后件盆内壁绘四组二人抬物纹，两人相向而立，背微弯，双臂前伸共抬一圆形物。至于所抬究竟为何物？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抬之物是“瓮”或“鼓”，是原始“公礼”的形象描绘，另一种观点认为描绘的是“劳动场面”，如夯筑墙体。（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
1991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磨嘴子遗址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两组手拉手人物舞蹈纹，每组9人，头、腹部用圆球来表示，肢体、胸部为简单的线条，下肢绘长短一致的三股竖线。（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
1994年甘肃会宁头寨子镇牛门洞遗址出土一件舞蹈纹彩陶盆，泥质红陶，内外壁的纹饰以单一褐红色绘成，高13、口径33、底径12ｃｍ。内壁绘有三组舞蹈人物纹，每组５人，头均向右，头戴胜在头顶右前方略扬起，上下身匀称，腿胯度稍大，着尾较短，手拉手舞之蹈之，各组之间以弧线和柳叶形纹相隔，盆内底部中心绘有直径４ｃｍ的圆点。（图二十六）
（图二十六）
日本出版的一书籍中披露一件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细泥橙黄陶，通高11.5cm，口径34cm，侈口，宽沿，弧腹，上腹捏塑鸡冠状器耳一对，平底，器表磨光，绘黑彩，外腹绘水波纹，波浪中漂浮着卵点，盆沿绘细密的网纹，盆内壁绘三组舞蹈人物，每组5人，互相手拉手作舞蹈状，头部为圆形，与上孙家寨舞蹈盆人物接近，但头侧无发辫，肩宽腹瘦，胯部突起一短斜线，四肢纤细，末端略加粗，以示手足，与牛门洞舞蹈纹盆人物体形近似，双腿交错，中间一人最为突出，似领舞者，左边二人右腿在前，而右边二人左腿在前，形体健美，洒脱自然，柔情中带着野性。（图二十七、二十八）
（图二十七）
（图二十八）
目前仅见的这五例舞蹈纹和一例抬物纹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我们通过对比发现，有一些信息需要进一步探究：1.人物纹均毫无例外地绘在同一文化类型的同一种器形的内壁，这个文化类型就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这个器形就是彩陶盆。2.有三件彩陶盆均绘三组舞蹈纹图案，每组5人，共15人，胯部皆斜出一短线，刚劲挺拔之感，而它们的出土地点相距甚远。3.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彩陶盆舞蹈人物胯部的短斜线，有人认为是“男阴”，较多的人认为应是“尾饰”。再看日本藏的那件彩陶盆上的人物，胯部较为清晰地伸出了男阴，经相互对照，舞蹈人物胯部的短斜线一致地指向于男阴。4.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24人舞蹈纹彩陶盆上的人物形象和凉州区磨嘴子遗址出土的18人舞蹈纹彩陶盆中的人形十分相像，都不约而同地用圆球夸张和突出了臀部，而人物形态显然是女性。凉州区和同德县亦相距较远。5.六件彩陶盆的人物图案皆绘在盆内壁下腹至口沿，在下腹用2—5圈圆圈纹既结束图案画面又似乎向盆底继续延伸，其中会宁县牛门洞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在盆底正中绘有直径4cm的大圆点，这难道仅仅是为了构图完整、画面美观而随意为之吗?难道原始先民已经有了“天圆地方”的初始认知？是不是有些“悬乎”！再想想随后的齐家文化成熟的象征“天圆地方”的玉琮礼器，好像有顺理成章之感。6.舞蹈纹和抬物纹彩陶盆的每一次面世，都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以及美好的想象，试图通过它们解读一些远古之谜，于是就形成了“庆功说”、“生殖说”、“祭祀说”、“巫术说”、“图腾说”等多种观点，似乎都言之有理，但似乎又不敢言之凿凿，毕竟有以今推古或以上古推远古的臆想之嫌。自从马家窑彩陶问世以来，目前为止，公开的同类型题材的彩陶就这稀罕的六件，或许原本就制作了这么多。从远古到现在，惊世骇俗的作品特别是同题材的精品本来就凤毛麟角，希冀再出较多的同类型彩陶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我们只有从这六件作品的对比和互相印证中找寻可能并不完美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可能永远不是唯一的。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原始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向我们敞开，仿佛他们真的敲着原始的陶鼓，跳着原始的舞蹈，吟着原始的语音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但他们真正的情感世界今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猜透了，那一幅幅拙朴灵动、自然奔放、略显神秘而又带着一点原始野性的舞蹈画面，究竟要传达给我们什么呢？
神人类：这类纹饰往往人形和某类动物相结合，形成抽象化或变体化的似人非人、似神非神、似蛙（鱼）非蛙（鱼）的“神人纹”、“蛙神纹”、“蛙人纹”、“人鱼纹”，从绘有此类纹饰的马家窑彩陶中仔细辨别的话，会发现有些确实更接近人形，确切的说，更接近“神人”，但多数更接近“蛙”或“变体蛙”，特别是在半山和马厂类型的各类蛙纹中，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宜统称为“神人纹”或“蛙纹”，至少应分为（一）神人纹、（二）蛙神纹、（三）蛙纹，其中神人纹归于人形纹，蛙神纹和蛙纹皆归于动物纹大类的蛙纹小类。如甘肃甘谷县西坪出土的石岭下类型鲵人纹彩陶瓶，高38.4cm，口径7cm，底径12cm,瓶腹部黑彩绘人首鲵身图样，一双短臂向外伸出，四爪展开，尾部弯曲（图二十九）；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陈列一件马家窑类型人型纹双耳彩陶瓮，细看似有鱼形的影子（图三十）。现收藏于甘肃省马家窑文化彩陶馆的二件半山类型神人纹彩陶罐，器形、纹饰十分相似，四肢皆为蛙形足，但人面和体形清晰。前一件出土于临洮县，胯下女性生殖器形象夸张，崇拜寓意直白、淋漓、尽致（图三十一），后一件出土于临夏州康乐县虎关乡关北村（原临洮县西乡二十里铺），腹部浑圆，阴纹夸张，让人浮想联翩！（图三十二）此类神人纹也有人面更为写实，四肢纤细，阴纹不明显但肢体语言更为丰富，如翩翩起舞的“巫者”（图三十三）。
（图二十九）
（图三十）
（图三十一）
（图三十二）
（图三十三）
2.
动物纹：马家窑彩陶中动物纹饰以写意和变体为主，只有蝌蚪纹和少数蛙纹接近于写实。(图三十四：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马厂类型蝌蚪纹双耳彩陶罐）
（图三十四）
根据目前出土和公布的资料，主要有鸟纹、鱼纹、蛙纹、鲵纹、蛇纹。其中鸟纹、鱼纹、蛙纹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动物传统装饰图案，至今在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仍然大量存在和使用。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有二件马厂类型蛇纹双耳彩陶罐，纹饰清晰，蛇形灵动，栩栩如生。（图三十五、三十六）
（图三十五）
（图三十六）
鸟纹、鱼纹、蛙纹、鲵纹、蛇纹这些出现于史前彩陶图案中的精灵化身，经过彩陶文明后迅速兴起的青铜文明的继承和演变，集合它们各自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象征——“龙”的多种图案，并成为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主流装饰图案。鸟能上天，鱼、蛙能入海，鲵、蛇能爬行，传说中的龙既能入海，也能上天，还能爬行。在中国传说的十二生肖中，唯独龙在自然界中不存在，是鸟、鱼、蛙、鲵、蛇多种集合体形成的想象中的中华民族图腾。
鸟纹： 鸟纹最早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流行于庙底沟文化，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鸟纹接近写实。陕西华县泉护村曾出土一件庙底沟类型鸟纹彩陶钵，外腹侧面绘一鸟纹，长尾翘举，双翅展起，是鹊类的形象。（图三十七）
（图三十七）
马家窑文化石岭下、马家窑类型，鸟纹主要以变体为主。例如，甘肃通渭县温家坪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变体鸟纹瓶，以留白圆圈和黑圆点表示鸟的眼睛，以眼睛外黑圈表示头和身躯，以旋起的弧线表示翅膀，如火焰般振翅欲飞。（图三十八）
（图三十八）
甘肃天水市杨家坪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对鸟纹彩陶壶，其中腹部绘两组展翅相对的鸟纹，以留白圆圈和黑圆点表示眼睛，以眼睛外黑圈表示鸟头，以联接头部的弧线带状纹表示身躯和鸟尾，以联接身躯的火焰纹表示翅膀，欲腾飞状，两鸟头部似有喙，拱卫着中间的鸟巢。整幅图画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动感十足，是马家窑彩陶中为数不多的含有写实因素的变体鸟纹。（图三十九）
（图三十九）
半山、马厂彩陶中已不见鸟纹，直至辛店彩陶中又出现了较为写实的鸟纹图案。
鱼纹：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以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出现甚至在很长时间段消失。西安半坡文化和秦安大地湾文化鱼纹彩陶量多，纹饰精美。大地湾遗址中出土鱼纹盆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特别是半坡文化中的鱼纹不仅变化多端，而且人鱼合一纹样较多，成为半坡彩陶的主流纹饰，那件绘有带着神秘微笑的人面鱼纹图案彩陶盆，相信给许多人留下很深的记忆。（图四十）
（图四十）
马家窑彩陶中鱼纹主要出现在马家窑类型的彩陶钵和盆内。1966年甘肃兰州市王保保城出土的双鱼网纹彩陶钵，图案装饰于钵内，两条接近写实的鱼肥硕，中间空白处施以网纹，可以看作是渔网，反映了当时的原始人捕鱼丰收的祈愿。（图四十一）甘肃定西马家窑彩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出土于安定区葛家岔镇马家窑类型遗址的四鱼纹彩陶钵，两条大一点的鱼身旁各依偎一条小鱼，难道是“两情相悦”吗！亦或是，“母女（子）情深”呢！（图四十二）
（图四十一）
（图四十二）
马家窑类型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器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纹饰，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
蛙纹：蛙纹是史前彩陶中常见的装饰纹样，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半坡期临潼姜寨遗址中，但在仰韶文化彩陶中，蛙纹并不常出现。
甘肃彩陶中蛙纹最早出现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小口壶上，在该壶腹部黑彩绘出蛙的图案，头部涂黑呈椭圆形，以两个小圆形空白表示眼睛，顶部留一小三角形空白表示蛙头顶轮廊，圆形躯体，饰网格纹，前足向前伸，后足向后蹬，状似游动或跳跃，憨态可掬（图四十三）。不过，在半坡文化和之后的庙底沟文化中，蛙纹都以写实风格偶尔出现。半圆形头部，中间竖线隔开，两个黑点表示双目，腹部浑圆，四肢纤细十分可爱。而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中，蛙纹已成为典型性纹样，无论是马家窑类型的具象整体蛙，还是半山类型向抽象化过渡的蛙纹，直至马厂类型完全抽象化的蛙神纹，将这一自然界中司空见惯的动物的形象通过先民丰富的想象和虔诚的痴心并用神秘莫测的手法描绘于陶器上，一度成为标志性图形和主流纹饰，因而人们普遍相信“蛙纹"是马家窑人（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氏族）的图腾！正如同鱼纹是半坡氏族的图腾，鸟纹是庙底沟氏族的图腾一样。（图四十四：甘肃省博物馆藏马厂类型蛙神纹双耳彩陶壶。图四十五：兰州市土谷台出土马厂类型蛙神纹双耳彩陶瓮）
（图四十三）
（图四十四）
（图四十五）
3. 植物纹：植物纹是彩陶上较为普遍的一种纹样，有类似卷瓣花朵的旋花纹，有似单叶为母题用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叶状纹、花瓣纹，植物纹又常与象征果实或者花蕾的圆点连接起来，而这些黑点很有节奏的装饰在流行多变的线条、块面中，展现出优美的韵律和瑰丽多彩的艺术效果。另外还有完全写实的树纹、禾纹和接近写实的谷穗纹以及葫芦网纹。(图四十六：半山类型植物纹双耳彩陶壶。兰州彩陶艺术博物馆藏）
（图四十六）
定西市马家窑彩陶罐陈列一件马家窑类型谷穗纹双耳彩陶罐，肩至下腹通体竖形排列折线相扣的谷穗纹，给人以硕果累累，丰收在望的印象，12组谷穗图形是否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农时节气有关呢？值得人们想象。（图四十七）
（图四十七）
定西市临洮县出土一件半山类型折线树纹双耳彩陶壶，腹部宽带绘一周折线纹，三角空白处绘一棵树，下方树形明显比上方高大，肩部一周锯齿纹仿佛
山峰尖头，宽带折线仿佛山体轮廓，山
（图四十八）
下至山腰植物繁茂，森林密布，仿佛一幅中国“山水画”。（临洮收藏家仲廷荣藏品—图四十八）临洮县民间收藏二件马厂类型叶纹双耳彩陶罐，整体呈叶形状，但细看有似卷瓣花朵，尽情绽放，绚丽多彩。（图四十九、五十）
（图四十九）
（图五十）
有人认为可能象征生殖崇拜，因而这种似花瓣的纹饰，被称为“女阴纹”。(图五十一）
（图五十一）
葫芦网纹是马家窑文化边家林类型和半山类型常见的纹饰，是一种具有女性生殖崇拜意义的植物纹，因为葫芦有子，且是新生命的孕育
，其圆圈之状正如孕妇的肚子，于是先民就将葫芦与人们的生殖繁衍联系起来，大量描绘于各式壶或罐形器上，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诗经》中说：“绵绵瓜瓞，人之初生。”（图五十二：1978年广河县巴坪墓地出土半山类型葫芦网格纹双耳彩陶壶。图五十十：会宁县博物馆藏半山类型葫芦网纹双耳彩陶壶。图五十四：定西市马家窑彩陶馆藏半山类型葫芦网纹双耳彩陶壶）
（图五十二）
（图五十三）
（图五十四）
4. 几何纹：几何纹是彩陶中最早出现的彩绘纹饰，距今8000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宽带纹三足彩绘钵是我国最早的彩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就陶器彩绘来说，更多的还是几何形图案，即那些千姿百态的点、线、带、圆、旋、弧、曲、直、折、齿等。
马家窑彩陶几何形纹饰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常见的依然是宽带纹、圆点纹、折线纹、三角纹、网格纹、水波纹、旋窝纹、垂弧纹、菱格纹、锯齿纹等的巧妙组合，对称均衡，疏密得体，流畅灵动，随意拙朴，自然和谐。
马家窑彩陶几何形纹饰中，有一种纹饰尤显得神秘，在马家窑彩陶中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主流纹饰，这种纹饰就是锯齿纹。
锯齿纹最早见于陕西宝鸡北首岭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船形壶上，该壶高156cm，长24cm，头尾尖尖，杯口，短颈，平肩，两肩上各有半环耳可以系绳索，在船腹处用黑彩绘有网状纹饰，左右网边各绘出锯齿纹，应当与当时先民的渔猎生活有关。该器上的锯齿纹象征“鱼刺“呢还是其他？（图五十五）秦安县五营乡大地湾遗址第四期地层出土仰韶晚期弧线锯齿网纹彩陶壶（图五十六）。通渭县碧玉乡李家坪遗址出土的石岭下类型弧线锯齿网纹彩陶壶，纹饰对称且相互呼应，弧线、锯齿、网格在三个点分别束成一体，是随意而为呢，还是有所象征？（图五十七）会宁县汉家岔乡寨柯遗址出土弧线锯齿网纹彩陶壶（图五十八）。我们对比三件彩陶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极为相似甚至说完全一致，绘画手法也如出一辙，可见这三处相隔200公里的遗址应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值得我们关注。马家窑类型中锯齿纹有所增加，但仍显单薄，如通渭县碧玉马家窑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锯齿纹彩陶瓶，从肩到下腹稀疏绘有不同方向的锯齿纹。（图五十九）
（图五十五）
（图五十六）
（图五十七）
（图五十八）
（图五十九）
锯齿纹发展到边家林类型和半山期时，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口沿、颈部、腹部无处不在，葫芦网纹、漩涡纹、圆圈纹无一不与之组合搭配。（图六十：兰州市花寨子出土半山类型锯齿葫芦网纹单耳彩陶壶）1986年甘肃永登县河桥乡乐山大坪遗址出土一件半山类型彩陶鼓，长30cm，一端喇叭形口径22.5cm，另一端小敞口径9cm，泥质橙黄陶，中空，两口外侧各有一环形耳，可系绳索，大端口沿外有七个小乳钉，可固定鼓皮，小口端颈部微束，方便于绑扎固定鼓皮。施黑红两色，喇叭口外壁以黑色锯齿带和红色条带组成漩涡纹，鼓身绘黑红相间锯齿纹和条带纹，小口外壁绘网格纹。器形规整，纹饰华丽，是原始先民祭祀和娱乐的实物见证。（图六十一）
（图六十）
（图六十一）
锯齿纹在半山期神秘地大量出现，但到了马厂时期突然又大量消失，成为零星辅助纹饰。究其原因，不仅是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和爱好出现了变化，而应该是社会形态转型和分工发生了改变，在原始手工描绘的几何纹饰中，毫无疑问，锯齿纹是比较费时费工的，而半山稳定的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和田园生活为陶工画匠提供了比较从容的创作环境及条件，而这一时期高级画师应该是女性居多。而马厂时期原稳定的母系氏族社会结构已松散分化，父系氏族社会结构已部分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功能，部落扩张兼并愈加激烈，迁徙更加频繁，以女性为主的“你纺线来我织布”的田园牧歌生活被打破，再也没有原来那样的环境和心情在陶器上精描细做，代之以粗犷和简约的彩绘风格，这一时期的高级画师应该是男性居多。这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后人们普遍发现为什么马厂遗址比半山遗址数量多、范围广的原因。
开启马家窑彩陶大门的安特生曾给锯齿纹取了个不好听的名字——“丧纹”，当然，一直以来没有人赞同他的提法，到不是名字难听的原故，而是他的依据是绘有这种纹饰的陶器集中出土于半山墓地中。殊不知，各个时期的彩陶多数都出自墓葬之中，即便是历史时期，特别是今天我们有幸见到其芳容的中古以前的器物，大都出自墓葬之中。很简单，只有人为深埋于地下的东西才有可能长久完整地保存下来。关于锯齿纹的研究，目前有“火的崇拜”、“山的崇拜”、“北极星的象征简化”等几种观点。
一首《阿佤人民唱新歌》让人们知道了西南边陲有一个从原始部落进入新社会的阿佤民族。阿佤人不仅爱唱，而且也喜欢跳，同时还要敲击佤人的重要乐器—-木鼓。木鼓是佤族人民祖辈相传的“神器”，被视为本民族繁衍之源头，即“母体”，给予最高崇拜。每逢年节庆典，佤族人便会在木鼓的敲击下跳《木鼓舞》。令人称奇的是佤人鼓匠在制作木鼓时用红色在鼓身上绘出多圈锯齿纹饰，每当我看到马家窑彩陶上的锯齿纹，眼前就会浮现佤人木鼓上的红色大锯齿纹，难道有什么关联吗？佤族有一句格言：生命源于水，灵魂求于鼓。我们能否从中得到启示呢？（图六十二）
（图六十二）
5. 特殊纹：彩陶纹饰中，我们发现，有些纹饰不能笼统地归入某一类纹饰，也不好单列成一个独立的类别，为了记忆和理解方便，不妨暂且称为“特殊纹”。如：符号纹、字形纹、日月星辰纹、天圆地方纹等。
符号纹：汉字的起源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人们一直想知道汉字起源之谜，专家学者也一直想揭开汉字起源的过程。随着新发现的日益增多，中国文字起源的谜团一点一点被揭开。继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刻划符号之后，临潼姜寨遗址、舞阳县贾湖遗址、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民和县柳湾遗址等史前遗址相继出土刻划彩绘符号。
中国最早的彩绘符号出土于大地湾一期，距今8100年。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完全破解，但它们就是中国文字起源无人质疑。从中国古老的传说、史书记载、甲骨文的破译到大量彩绘刻划符号的出土以及刻写在陶、石、玉器上的图画文字的解读，可以说明汉字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结绳记事”、“符号刻记”、“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的过程。（图六十三：大地湾一期彩绘符号。图六十四：贾湖遗址契刻符号。图六十五：半坡遗址刻划符号。图六十六、六十七：姜寨遗址刻划符号。图六十八：柳湾遗址彩绘图画符号。图六十九：大汶口文化陶文。）
（图六十三）
（图六十四）
（图六十五）
（图六十六）
（图六十七）
（图六十八）
（图六十九）
字形纹：彩陶纹饰中有形似汉字的纹饰，我们姑且叫“字形纹”。是否表意，目前尚未破译，如“卍”、“米”、“个”、“山”、“出”、“巫”等。
卍，原本是一种符号，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流行于马厂类型。后又成为佛教的一种符号，表示佛的智慧与慈悲的无限。在西方，很多古老的宗教，也采用了这一纹样。中国唐以前的史书中没有卍的明确读音，到武则天时才确定读“万”，意为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施于万物，而玄奘法师释译成“德”，强调佛的功德无量。晚唐曾流行过卍字纹铜境，明晚期到清代卍字纹比较流行，成为装饰图案中常见的纹样。再后来，被德国纳粹用作旗标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图七十、七十一：柳湾博物馆藏马厂类型卍字纹彩陶罐。图七十二：柳湾博物馆藏马厂类型出字纹彩陶罐。图七十三：广东省博物馆藏马家窑类型山字纹彩陶钵。）
（图七十）
（图七十一）
（图七十二）
（图七十三）
三、马家窑彩陶的解读
马家窑彩陶如同中国彩陶一样，从发现就谜团重重，随着新发现材料越来越丰富，出土彩陶数量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谜团一个个被解开，但同时新的谜团又接踵而来，让人们又陷入了困惑，因为那是人类文明的初期，那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那是一个已经相距我们至少四千年以上的遥远的年代。安特生当年带着数百箱彩陶和一脸的迷茫离开中国，只给中国学者留下了“中国彩陶西来说”的误读，我相信，安特生自己也未必相信自己的猜测。不过，从此以后，掀开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明之源和中国彩陶之源从考古学方法上探究的序幕。
彩陶纹饰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它的答案。但种种猜测及多种解读甚至自相矛盾的结果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和不可信，让研究者和收藏者往往陷入迷茫和困顿。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作了一期节目，题目是《神秘的中国彩陶》，通过5个标题6集通俗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彩陶的发现、收藏、研究的基本面貌，这5个标题分别是“发现之旅”、“生死之旅”、“纹饰密码”、“制造之迷”、“陶绘疑踪”。正如它的栏目名称一样，中国彩陶在发现中探索，在探索中发现，中国彩陶的谜底，都在为我们找寻华夏文明的源。
彩陶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彩陶的用途从它发明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用它，也就是说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器的过程中发明了彩陶，并且自始至终在使用，有时候经修补后的还要重复使用，在许多彩陶上可以看到，裂缝两边钻出小孔，用麻绳或兽皮条捆扎后继续用。显然实用是彩陶的重要用途，但是，我们相信，先民在陶器上绘第一笔彩带那一刻起，彩陶不光是为了用，肯定也是为了美，因为先民们在素陶上无论压印、刻划出多么漂亮的纹饰，不如绘上几笔彩带和图案，原因是彩绘既有强烈的色彩，又能产生变化，还能表情达意，一种好奇的美，一种情感的美，一种创造的美，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寄托！谈到这里，我们明白彩陶不仅仅是实用和美观，还有更重要的用途，这就是祭拜。
彩陶用于祭拜是早已被人们认可的一个老话题，但祭拜的方式和内涵有的趋于一致，成为共识，可有的大相径庭，难以有定论。祭拜最早最普遍的方式无疑是陪葬。兰州市花寨子马家窑类型墓葬235号的成年妇女，随葬品为18件陶器，有7件精美彩陶，一个石纺轮以及448颗骨珠，这种厚葬显示了在一个母系氏族社会里对妇女的尊重和祭拜。青海柳湾马厂类型墓地564号一人陪葬陶器91件，其中彩陶86件，另有石斧、石锛、石凿和绿松石各一件。资料显示这个墓葬的主人为一位男性。显然，5件素陶和3件石器是生活必需品，1件绿松石也算是饰品，可86件彩陶难道全都是生活必需品吗？应该说答案是否定的。在当时的原始条件下，制作精美的彩陶是很不容易的，可以想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是氏族首领还是陶器作坊主？无独有偶，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墓葬中，也有一座墓随葬上百件玉器的情况。马厂文化之后迅速兴起的齐家文化也因为玉礼器随葬而成为西北史前文化的奇魄，成为中国史前三大玉器文化之一（另二大玉器文化为辽西大凌河、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以余姚为中心的良诸文化）。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唯陶为葬”，齐家文化是“唯玉为葬”。
彩陶祭拜功能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这是探究彩陶无法回避而且必谈的内容，这就是“崇拜”。崇拜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宗教崇拜，生殖崇拜。人类初期由于认知能力的受限，对自然界，对人自身的许多现象“未知”或“不可知”，因而产生了各种崇拜，对于这个时期的崇拜，人们统称为“原始崇拜”。实际上，崇拜现象从原始崇拜开始，人类发展史上从未中断过，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只不过内容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例如，在我国贵州剑河县苗族中盛行“水鼓舞”，就是在水塘中击鼓舞姿，集水、鼓、舞于一体，人们纵情舞之的同时，还要举行祭祀祖先和祈福的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保佑村寨平安，“剑河水鼓舞”被誉为原始舞蹈的“活化石”（图七十四）。在水塘中人们互相往脸上抹泥巴，没有人会不高兴，寨中长老的一句话揭示了
（图七十四）
原委：“我们是靠泥巴吃饭的，此时此刻我们对泥巴有敬畏感”，实际上是对土地的崇拜。（图七十五）
（图七十五）
又例如，盛行于贵州德江县等地的傩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先民的狩猎活动和宗教崇拜，“傩”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人有困难神来帮助”。傩戏中的“面具人”近似“巫师”，即鬼神的代言人。（图七十六）
（图七十七）
再例如，云南弥勒县彝族阿细人祭拜“火神”时几乎赤身的纹身男子“钻木取火”并围着篝火手舞足蹈，而怒江两岸的傈僳族盛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传统节日往往和祭祀活动有关，在农历二月初八的“刀杆节”活动中，除表演绝技“上刀山下火海”外，还要围成圆圈跳舞，舞蹈动作中有模仿动物和劳动场面的内容。（图七十七、七十八）
（图七十七）
（图七十八）
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主要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图腾"一词是外来语，是英语“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语的音译，是清末学者严复首次译成汉语“图腾”，而且在译文按语中给出的解释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的实体是某种植物、动物、非生物或自然现象，以动物居多。图腾在原始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几乎每一个原始部落（氏族）都可以找到图腾崇拜的踪迹，在马家窑文化中也不例外，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原始宗教（巫术）崇拜、神灵与灵魂崇拜的纹饰及其广泛。但从“图腾崇拜”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衰落。在马家窑彩陶纹饰中，“蛙纹”丰富精美而又富有变化，到后期演化成似人似神似蛙的“蛙神”纹，因而“蛙纹”是马家窑氏族的“图腾”是无容置疑的。同时，马家窑彩陶中还有大量人形图案雕塑和生殖崇拜内容以及人形化的蛙纹，与其说是动物图腾崇拜，倒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
《淮南子》是西汉时期的一部名著，其中记载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故事，语言精练，神奇灵怪，富有哲理，对探究华夏民族之源和华夏祖先之根提供了珍贵参考依据，并经代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
著名诗人、文史学家闻一多先生在其名著《伏羲考》中主要依据西南诸民族的史料和风俗，考证认为伏羲氏是以葫芦为图腾的民族，如若闻一多先生能看到大地湾文化的人形头彩陶瓶和孕育她的葫芦河，该是多么欣慰！(图七十九）
（图七十九）
闻一多先生还曾考证，娲与蛙同音异体，蛙图腾就是女娲氏族部落的标志。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也是我们远古祖先的形象代表，在马家窑彩陶中，蛙纹以多种形象出现于各式陶器上，蛙的形象也被奉为生殖崇拜物，大肚多子的蛙纹和大腹多产的女性形象，显然存在某种关联，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生殖崇拜的象征，实则也是认族寻根的祖先崇拜，正如《史记》中说：“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
马家窑彩陶纹饰也是龙纹的主要源头之一，中华龙集合了彩陶纹饰中的鸟纹、蛙纹、鱼纹、蛇纹等纹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成形于夏商周，至秦汉时基本定形，成为华夏民族总的图腾，因而华夏各民族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