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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三根重要支柱，“三社联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独特作用。9月22日，民政部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座谈会。据介绍，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关要求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等文件提出的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等相关要求，总结交流地方在社区社会工作及“三社联动”方面形成的经验做法，探索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的政策思路和实施举措。部分地方民政部门、专家学者围绕“三社联动”这一主题从政策、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交流，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局、社会工作司）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探索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机制，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了社区的平台基础作用、社会组织的承接载体作用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支撑作用。各地具体都有哪些实践经验？我们一起来“扫描”下。 ——坚持党政引领 在推进“三社联动”过程中，各地坚持站在党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明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各方力量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使社区真正成为夯实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平台，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强化党执政能力的新兴力量，专业社会工作真正成为提升党执政水平的有力抓手。黑龙江省把“三社联动”工作确立为全省民政工作的三项重要制度性改革内容之一进行全力推进，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三社联动”意见。青海省民政厅专门成立全省推进“三社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同“三社联动”工作。湖北省武汉市突出党建引领，在社区实施“红色引擎工程”，重点完善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下的“三社联动”机制。四川省成都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市委职能部门，同时设立“三项联动”专项经费，近三年市级财政直接投入“三社联动”专项资金达1亿元，为“三社联动”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财力支持。 ——回应群众需求 浙江、山东、广西、重庆、甘肃等地在推进“三社联动”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准确把握社区人口构成与基本特点，深入分析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提供符合群众意愿的社会服务，同时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参与，把社区居民由“配角”变为“主角”，由“观众”变为“演员”，切实做到群众参与、群众受益、群众评判。从北京、上海、厦门等地实践看，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社会组织“补位唱戏”、社会工作者“穿针引线”，有效回应了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众的个性化、专业化服务需求，联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湖北省武汉市在市、区、街层面建立“三社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在社区建立社区“两委”、社工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畅通群众需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和满足社区群众的多元化需要。 ——共享共治 “三社联动”不是三项业务的简单拼盘，更不是三项职能的零和博弈，而是三个主体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各地充分发挥社区广纳各方、包容共享的平台优势，发挥社会组织立足公益、机制灵活的载体优势，发挥专业社工深入基层、助人自助的专业优势，探索建立有效的社区协商机制，协调好利益相关方，做好做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发挥好“三社”在服务居民群众、搞好社会治理中的“同频共振”作用。从江苏、潍坊、成都等地实践看，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广泛参与承接社区服务和事务性管理工作，有效促进了社区减负增效，培育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和公益精神，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发展活力。从广东、重庆、嘉兴等地实践看，采取公建民营方式在街镇、社区设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或社会工作室，搭建了广布基层的服务网络和工作体系，在不增加行政事业编制的情况下充实了基层工作力量。广东实现了对26000多个城乡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全覆盖，建有2863个家庭服务中心和遍布城乡社区的协商议事会、理事会等平台。江苏省着力打造“社区 ”平台，推行社区“一委一居一站一办”和“全科社工”服务管理模式，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安徽省将社会工作纳入全省城乡社区标准化建设中，明确标准社区、示范社区和精品社区三类等级创建中分别配备社会工作者1-3名。浙江省宁波市积极推进在社区设立社会工作室，在中心城区开发设置149个示范性社区社会工作岗位，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服务。 ——因地制宜 “三社联动”是我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新型实践，既有统一的原则和基本方式，又在不同地方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北京通过支持社工服务机构协助街道和社区强化能力建设、评估居民需求、设计服务项目、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三社联动”方式。上海最早在推进社区社会工作中试点“三社联动”，逐步建立了“以回应居民需求为目标、以社区为服务平台、以社会组织为服务载体、以专业社会工作为服务手段”的联动机制。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了100个“三社联动”综合试点社区，目前已建成20个示范社区。安徽、武汉等地探索在街道设立民办社工服务中心、社区设立社工服务站的做法，由街道社工服务中心组织招聘和选派专业社工到社区站点开展服务，有效发挥了“三社联动”优势，增添了民政工作抓手。重庆市将社会工作服务列为社区服务体系重要内容，组织实施了社会工作服务“411”示范工程。四川省成都市创新探索了“社区发现需求、社会组织开发项目、社工提供专业服务、政府予以财力保障”的“三社联动—成都模式”。宁波市原江东区在全国首创设立社区社会工作人才政府特殊津贴，评选出的专业人才最高可享受连续六年累计不超过14.4万元专项奖。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田毅鹏教授： “三社联动”是目前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分析课题，改变了基层治理中街道、社区孤军深入的局面，标志着基层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三社联动”是一种理想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真正去联动还存在一些难度。难点之一在于缺资源，政府必须有持续性的资源投入，目前在全国来看是极其不均衡的，多数地方是靠政府投入，一旦政府投入不持续，就很难“联动”；难点之二在于，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进程还需要加快；难点之三在于，目前一些社会组织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联动中容易出现矛盾，比如，如果机构社工做不出社区社工期望的专业服务来，就容易与社区社工的工作形成矛盾；难点之四之于，当前这种“联动”是政府推进的， 有些地方是被行政切割。目前的“三社联动”实践，还是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建议结合专业媒体共同推进“三社联动”的实践模式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徐家良教授： “三社联动”动力源于居民，要激发居民的内在动力。“三社联动”的平台建设可以尝试用社区基金会来作为一个支持型和枢纽型组织来搭建。因为社区基金会有筹款功能，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可以将一些购买服务的资金，转给社区基金会，再由社区基金会转给有能力承接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非常清晰哪些服务可以转出去，要列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建立目录清单。再就是基层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推进，这个工作可以和社区基金会衔接起来，社区基金会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来提高持证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加强与高校的联系，加强“三社联动”模式的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马良教授： 目前社区建设进入了3.0时代，这是与2.0时代有区别的，如何达成政社分开，又能做到政社联动，如何突破2.0时代？一是要明确如何在社区中构建一个社区服务体系，以社会工作服务为主导。二是要构建基层民众的自治体系以及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好他们的功能。 将社会工作导入社区工作中，一是把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嵌入到社区服务体系中，提高社区服务的效度，显示出专业服务的品质；二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培力，关键是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在专业服务的引领下，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从而提升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度，构建社区的社会支持系统。“三社联动”最关键的是人，建议加强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能力培养。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林闽钢教授： 第一，要明确“三社联动”的理论定位。“三社联动”的实质和本质是在“政社互动”中寻找政府让渡的空间，这个标志是政府的两份权责清单的出台。第二，“三社联动”体现的是“善治”，内在逻辑是服务型治理。治理不是指向政治的，是指向服务的，服务要体现出治理，两者形成一个闭环。而治理和服务最终的走向是共建共享。社区服务能力的提高最终是为了共建共享，让社区居民有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第三，“三社联动”的理论和实践要相结合，要加强“三社联动”的理论研究。 民政部基层社会治理专家库成员马丽华： 推动“三社联动”，社区层面要做好准备。目前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认识不到位，观念落后；二是没有具备动员社区居民的力量；三是没有与社会工作机构建立很好的伙伴关系； 四是能力恐慌，观念不明确。社区层面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一是还权，二是发挥居民的能动性；三是居民自治能力提升；四是与社会组织和社工要互动、联动，更要行动 。 浙江省委党校吴锦良教授： 目前“三社”发展不平衡，自转有困难，公转更困难。社会组织现在具备相当好的条件，但在“三社”之外转得还是比较困难，需要配合社区，带动社工，增强公转力度。建议在乡镇街道层面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在公转层面成为重要的推动力，社区居民既可以通过社区平台、又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平台，进入决策层，从而加强公转并推动自转。 一是“三社联动”是推动社区建设向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二是社区组织要在“三社联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社区组织和社工组织的协同作用；三是通过“三社联动”机制助推社区治理，其中社会组织要苦练内功；四是“三社联动”是推动社区减负增效的有效途径；五是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的有效机制。 “三社联动”座谈会收获了丰富的地方经验：一是要把坚持党政引领作为根本指针，二是要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主导方向，三是要把促进协同治理作为共同目标，四是要把立足地方实际作为基本遵循。会议分析了在实践中存在的政策少、资源少、专业支撑不足等问题，通过交流达成了较高的政策共识，对推进“三社联动”必要性、“三社联动”应把握的原则性、推进“三社联动”操作性机制等有了进一步认识。 研讨会对进一步推进“三社联动”带来四点启示： 一是要在政策制定与落实上下功夫。加快研究制定推进“三社联动”的专项政策，建立健全上下对接、运行顺畅的“三社联动”管理机制，有序推进“三社联动”各项工作开展。二是要在“三社”自身建设上花力气。在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发展，配齐用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尽快补齐“三社联动”的“短板”。三是要在机制建设与运转上作文章。抓紧建立部门协作、资源整合、服务协同等机制，加强政策配套衔接、盘活社区资源、发挥好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效能。四是要在模式总结和提炼上找突破。鼓励地方开展试点示范，加强分类指导、总结评估和经验推广，充分依托高校等研究力量，进一步加强对“三社联动”规律的总结和模式的提炼，为实践的深化提供指导。 《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投稿平台：http://tg. 新浪微博：@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分享是一种美德，请将本文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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