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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道路一样，福州路也堕落了。 “大马路过去是二马路，二马路过去是三马路……”这段唱词出自姚慕双、周柏春两位滑稽演员的戏文。不知道为何，我看着耳熟，忽然想起了北京艺人岳云鹏唱的歌： “啊啊啊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这也是北京相声剽窃上海滑稽戏的一个明显的证据。 大马路即南京路，二马路即九江路，三马路即汉口路，四马路——则是福州路。一说到四马路，我就不由得想起民国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 这基本上是胡乱联想，而且不怎么正经。我对书法没什么研究，所以被誉为“当代草圣”“当代书圣”的于右任先生的书法，完全无法评价，所记得的只是于右任先生在“四马路”曾经发生的风流韵事。 很多年前，不记得在哪本书法杂志上读到，有“美髯公”之称的于右任先生书法名闻天下，无论去哪里身上都分文不带。吃喝玩乐，完了，给人写一幅字，算是银货两清。 据说，他来上海，就喜欢住在“四马路”的某名妓家里。那时上海四马路妓女分为四等，最上等的名妓，有独立的房子，院子，吃喝用具都高档，女子则也是色艺俱佳，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于老住在那里，日与老友相会，谈谐甚欢。高兴时，就给人写一幅字。拿到字的人，固然很兴奋，很快就裱起来，挂上，感觉很高雅，很光荣。 现在，如果谁有于右任的字，恐怕很值不少钱的。 即使当时，于老的字就可以当做硬通货来用了。 我记忆中，好像历史上苏轼有这样的待遇，他在杭州任职时，当时人就纷纷求字，也算是得享荣华富贵了。有个青年秀才很潦倒，他在杭州西湖边的断桥卖扇子，想凑够银子上京赶考。不过人流匆匆，却没什么人正眼瞧他。苏轼正好路过，见此青年“骨骼清奇”，心生恻隐，说你把扇子送到我那里，我帮你写几个字，再卖吧。卖二十两银子一把。 青年暂时还不知道跟自己说话的人是谁，觉得你谁啊，这么牛逼！二十两银子，你当是打劫啊。 但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发现这人乃是名满天下的书画诗文兼通，千年一遇的大天才苏东坡居士。后者蘸墨挥毫，很快就写了二十个扇面，都是龙飞凤舞，笔走龙蛇，腾云驾雾的好字和好诗。青年携去断桥，尚未站稳脚跟，被人一抢而空，瞬间得到了四百两银子。 秀才捧银上京，高中进士，后来又因阿谀奉承得法，连续高升，最终做到了宋代宰相之高位。 据说，他就是把苏轼流放到海南的章惇。 章惇心狠手辣，绝不念旧，而且为了折磨苏轼，在苏轼带领家小沿着长江上溯到鄱阳湖时，他谗言皇上手书又到了江西，传令说不许苏轼等人乘船骑马，必须步行前往万里之遥的海南——其中，要经过鄙人的老家雷州半岛。 所以，我跟苏东坡居士，算是有渊源的。 我猜想，一千年前苏东坡居士离开惠州继续南下时，必定经过我老家。 他还在遇赦北还时，打算去合浦再往北走，却在我老家廉江县（古罗州）附近遇到了暴风雨，羁旅七天，望浊浪滔天进退不得。 然后，就写了一首诗。 那首诗，我忘记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么奇怪。苏轼下了一着妙棋，却收获了一只臭虫。 不过，本文谈到的于右任先生，却没有碰到什么臭虫。 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女子刚烈，男人猥琐。那花花江山丢了，明明是男人们怯懦，贪生怕死，却通常推罪给女子，说什么“红颜祸水”。 这些年贪官故事很多，听说无论是局座还是部长，一进去都是“甫志高”。該招的招了，不该招的也招了。而女子，尤其是很多“情妇”“二奶”们，倒是性情专一刚烈不为强权所屈服，据说大多是“江姐”。 中国文化历来都是女子更为可敬这样明摆着的事情，到了无良文人那里画风突变，都写成了什么淫妇娼妓之类的，推卸个一干二净。 明末，江山一片沦落。南京即将沦陷之际，当朝名臣、明末文宗钱谦益先生失去了分寸，被性情刚烈的柳如是劝说一起去投江明志。七十多岁的钱谦益痛快答应了二十多岁的柳如是的劝说，两人一起来到秦淮河边。钱谦益先生忽然犹豫了，说：“今天水冷，明天再说吧。” 倒也不是要谴责钱谦益先生什么的，我对他的学问是很敬仰的，他那本《绛云楼序跋集》煞是有学问。此公诗好，文妙，嗜书如命，据说曾以两千两银子抢购一套宋版书，而珍藏于“绛云楼”。不了，一个仆人举烛上楼，不小心一把火烧掉了这间藏书楼，连同其中四万册藏书都化为灰烬。无数价值连城的宋版珍本，也付之一炬。 秦代以降，中国文化中隐隐有一个“焚书”的爱好。 民国时期文献专家陈登原先生作《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九三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谈到，政治禁毁和兵燹之灾，乃是“古今典籍”轶亡的两大原因。 谈远了，让我们回来吧。 话说，四马路非是烟花柳巷，山东路实乃报业之都。在民国时期，福州路就是出版和新闻的一条街，几百家报社集中在小小的山东路，而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局等民国时期成立的著名出版社，也都汇集于此。 至今，上海把所有出版社汇集到一起成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世纪出版集团”，其办公大楼也仍然在福州路福建路与上海书城背后。但是，已经不复当年独霸天下出版的气势，当然，报业也缺乏了当年的蓬勃活力。 而我们一开始说到于右任先生，他曾在上海的“四马路”旁办报，被清政府通缉捉拿。他也不跑远，就到隔壁的某个“荷花”家里住着，给人家十二个大洋，说好躲避半个月。没想到，这位于先生一住就是五个月，后来还一分钱不多给，“荷花”照样管他吃喝玩乐。 四马路既有卖文房四宝的招牌，亦有背着妓女出局的龟奴。 四马路上的妓女 清末民初，很多职业革命家都身兼数职，当然也是一专多能。好在有“列强”的租界可以容身，在北方犯事，就近可隐匿在天津租界，照样吃喝玩乐不怕被抓被杀头。 至于南方，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是“马照跑舞照跳”的最佳藏所。即便是日本侵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三十年代末期，以苏州河为界，日本兵也不能随意进入租界抓人。总之，租界在一段时间里，是各类鸟们的丛林，总能找到自己生存活动的空间。 如果没有上海的这些旧租界，基本上，上海的历史就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们且不说这色彩是好是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文化界兴起怀旧风，很多新的闻人动辄嘴上跑过一串三十年代之类的词，显得很有文化。而你如果不特别指出，所谓的三十年代，就是“列强”的“租界”。 没有这片“湿地”，则无各种生态。 尤其以法租界，为最盛。 迄今为止，上海最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也是大片的法租界别墅、花园、道路、弄堂。 福州路不长，从现在的西藏南路到外滩的中山东一路，一千二百米。据说当年在修筑这条路之后，租界达人们一起开会，有个英国商人马太提议叫做福州路。马太提曾在船上结识一个美丽的福州女子，后来两人在上海“终成新眷属”，而英人也乐不思英。其他人也听过他的风流韵事，竟然就同意了叫做福州路，英文foochow road。 我最早知道福州路，是上大学时，隔三差五喜欢来这里逛书店。那时大概还没有现在的上海书城，我们常去的地方，主要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福州路科技书店、古籍书店等，偶尔也进一进外文书店。 当时觉得，福州路就是一条书店街，过现在的上海书城以及山东路再往东，则有很多卖笔墨纸砚的，文房四宝什么都有。但我不练字，也没钱买宣纸毛笔，对这些“文房四宝”什么的，兴趣不高。 总之，福州路给我的感觉，是有文化的地方。 不仅有书店，有报社——早期的解放日报社大厦，也在这附近的汉口路——有丽春院，还有戏院。其中有一个天蟾舞台，是历史悠久的大戏院，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曾是其中的最著名头牌小生，一时海派京剧的名声风头无两。后来，改成了“逸夫舞台·天蟾舞台”，貌似双剑合璧，其实也还是不伦不类。 我不懂为何有关方面总爱玩“拉郎配”，把什么都配到一起，以为可以杂交出什么良种，其实，生出来的可能是无繁殖能力的骡子。 报馆、书肆林立的四马路 有一年，蒙著名京剧研究者、老资格的京剧票友翁思再先生的好意邀请，我和太太带着六岁小女去天蟾舞台看戏。抱歉不记得是什么了，因为我们才刚刚坐下，就被一个工作人员破坏了兴致。 那瘦猴一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小朋友不要闹……” 这是特别典型的国人恶习，总是对孩子本能地凶恶。 我一听就火了，“你怎么回事啊，孩子好好的，你在这里胡扯什么？” 他也不服，“我就是提醒侬，哪能啦？” “你就不该提醒，”我说，“孩子来看戏，是高高兴兴的。首先她不闹，其次如果她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会注意的。” 该职员可能没想到自己例行公事会被我呛回去，一时语塞。后来，他嘟嘟囔囔走了，我们也丧失了看戏的心情。演了十几分钟，我们就离开天蟾舞台，去云南路小吃街逛了。 小吃街，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对环境卫生很注意，又讨厌小馆、饭店外拉客，很快就穿过去走了。 总之，很难找到传说中那种热闹中有趣，刺激中好玩的早期福州路的气氛。 像很多道路一样，福州路也堕落了。 或者说，沉寂了。尤其是，当年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局、三联书店等重要出版社强行搬到北京，算是伤了上海文化的经脉。留下来的，很多已经难以称得上是一流了。上海，由此长期进入了“小市民”文化占主流的阶段，至今，电视台、报纸都洋溢着自我得意的“小市民”文化气息。 “小市民”文化自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也不必装好人八面玲珑。一座目标是“XX之都”的人口特大城市，要转为文化、创新等现代大都市，肯定不能靠“小市民”文化支撑，这就像一艘巨轮不能靠泥潭支撑一样。 然而，奈何上海文化界早已经被小市民文化占领？ 好在我们还有陈旧的故事。 旧时文人常有赠妓联之作，清末民初竟然成了一种风尚，大概是跟现在发微博微信朋友圈差不多。 于右任先生也是其中高手，他曾作词一首赠给妓女“青凤”： “ 青娥皓齿镇相怜 唱遍那醜奴儿令、粉蝶儿令 凤泊鸾飘同一概 既醉倒黄四娘家、吴二娘家 ” 今天的“国民老公”泡妞以及“国民老公公”炫耀财富，哪里还有于右任先生的那般洒脱，不过就是“买买买”和“小目标”罢了。 作者｜叶开 出品｜头号地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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