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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一流的思想殿堂,还是一流的技术学校?

 古耀仁 2017-09-25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经过多方博弈,多次爽约后,9月21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横空出世。

在2006年春晚《小崔说事》里面,赵本山在快结束的时候有句台词:'你大妈已经不是你以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这份所谓新鲜的一流大学名单再次印证了“新瓶装旧酒”的认知,42所一流大学有39个都是985高校,唯一的变动就是加入了非985的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有进有出,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这是双一流的口号,可是破规矩的人,往往会就是立规矩的人。


有人指出“双一流并没有打破过去211、985重点建设部分高校的格局,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换汤不换药”。于是有砖家站出来说话,指责批评缺乏专业性,站不住脚。


然而以“专业性”作为皇帝的新衣,更是掩耳盗铃之法。从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再到很多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再到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砖家们雷人的“革命样板戏”,早已超越马三立等老一代相声艺术家,在群众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而之所以这样的言论有市场,关键还是在于很多人期望。


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期望。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2008年,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第二个梦想也实现了,现在还差一个。


世界一流大学!


一、梦里依稀的北京大学


曾经有一位学者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候说过:“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国民,一个新的社会。


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却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而运动的物质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年幼的北京大学已经是中国思想文化交锋最为激烈的地方。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7年,陈独秀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1918年初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还有钱玄同(章炳麟的门徒),陶履恭,高一涵,周作人,周树人。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大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那时候的国立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聚集了许多学者专家,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而今天的北京大学呢?看看砖家叫兽的言论可知。


二、一流的思想,还是一流的技校?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第四集里面,晚清保守派代表人物徐桐当着一群老学究的面放言:“何为人才,读书人是为人才;何为俊才,书读得好是为俊才;何为大才,书读得好,而修身养性的功夫一流,是为大才。”


即便的古代保守派的人物眼里,关于人才培养的定义也绝不仅仅是拥有一技之长。


这些年来国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即便是毕业于985工程院校,在专业上所谓的突出,仅仅是机械性的记忆与模仿,而缺乏业务问题的分析与创新能力。很多工科毕业生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遇到困难,就问度娘,甚至直接复制国外的开源软件代码,如果自己找不到解决方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甚至部分高校毕业生思维方式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如何表达个人想法。


然而神话仍在继续。


经常看某些高校声称,某学生在大学四年时便已经成为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可以说,那不是一种成功,反而是一种失败。大学本科四年教育是属于基础性教育,是为将来走的更远打下牢固的根基,如果一个人在本科时代就在某一领域投入很深,而忽视掉其它,那培养的必然不是专家,而是伤仲永。

甚至许多人忽略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从而失去了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知识不如方法,方法不如智慧。对于普通人来说,天才的智慧我们无法企及,但是掌握科学的方法远比掌握片面的知识更为重要。


高等教育的根本,是培养头脑,学会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这才是一流大学之本!

三、完全的产业化下没有一流大学


由于工作关系,小编和国内一些985院校的教师曾经接触较多,12万元确实已是大部分教师正常工资年收入的“天花板”。“我们的收入一般包括两部分:基本工资和课时费,加起来一个月六七千元左右。”


所谓的项目费、课题费,随着国家政策的收紧,现在很难给教师带来个人收益,只能在职称晋升上有些用处。“能还房贷的还是好的,我很多同事想买房子连首付都不够。”一名大学老师曾经对小编说。

老师如此,学生又如何呢?


前段时间某些媒体批评当下大学生:“上课的时候,清醒没有发呆多,发呆没有睡觉多,睡觉没有玩手机多;下课的时候,自修没有吃零食多,吃零食没有看连续剧多,看连续剧没有游戏多。小编曾在入选“双一流”中“一流建设大学”的北京某些高校里面,见到多次上述场景


媒体批评的毫无道理,一个学生如此,是个人行为;一群学生如此,则是社会问题。


面对如此的大学和学生,一流从何而来?当下一些所谓大学排行榜也看着令人忍俊不禁,还有号称某高校能进入世界前二十名,不知数据从何而来?


原因在哪里?


改革开放一开始,国家就把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亿人脱离贫穷,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然而在任何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国内,教育逐渐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从此中国的教育实际上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


这种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产业化改革,使学生素质迅速降低,最终形成今天博士生硕士化、研究生学士化、大学生中专化的现状。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社会必须有一个边界。


教育也是如此,产业化和事业化之间,也必须有一个边界。


当所有的高校都挣扎在产业化这个漩涡之中,成为一流,那不过是天方夜谭。当多年以后,一流思想荟萃,一流大师云集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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