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魏先生给我这么个机会，让我过过讲课的瘾。我教书的最高台阶是高考复习班，这些年在高校讲过，不是很多。我这人没大本事，就会装模作样，这回要装作很认真的样子，特意写了个讲稿。
魏先生说，让我自己选个与当代文学有关的题目，我知道，在高校文科，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就拟了这么个题目。自己觉着还有点学术含量。不罗嗦了，开讲吧。
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钱钟书有句名言，记得是在美国学者胡立德写的《钱钟书》里看到的，说是：文学史是由文学作品构成的。钱的意思是说，文学研究，在文学史上是没地位的。这话也太刻薄了。虽说研究的对象跟研究者的水平，并不全是成正比例的，坏的作品会制约研究水平，好的作品会增益研究水平，该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谈研究空间，就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个大致的，基本的判断。
先说当代文学。顾彬的垃圾说，固属偏激，但要说多么辉煌，也实在勉强。我的看法是，整体平庸，偶有亮点。只是这亮点，照不亮整体的暗昧。当代文学是从解放后算起的，到现在六十六年了，以一九七九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为基点，前后都是三十年的样子。政治经济，或许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文学上的差别似乎不大，以母题而论，前三十年的母题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三年的母题是，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总的母题是，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文学潮流，其学术空间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现代文学，时间起止，应当是一九一七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也是三十年的样子。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群星灿烂，璀璨夺目。新诗、剧本、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都是草创期，散文则是迸发期，学术研究也是繁盛期，各个门类都是名家群集，佳作如林。以正常的历史发展而论，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的源头，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可惜不是这样，一九四九年的鼎革，将新旧社会判为两重天，也将文学的延续齐腰斩断。能显示其延续的，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
这就是解放后，在现代文学史上确立的几个大师级人物，依顺序排列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简称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完全是以其政治地位确定的。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旗手，当然名列第一。郭沫若是鲁迅死后，树立为文化新军旗手的，当然名列第二。有人说，茅盾当过文化部长，该是第三，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做过巨大的贡献，解放后才当了文化部长的。有对革命的贡献，又有作品的影响，列为第三也就理所当然。下来的几位该是全凭作品的影响了？也不尽然。我的看法是，有作品的影响，主要还是看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沈从文的作品，早先影响就很大，怎么就挤不进去？巴老曹里，老舍在抗战期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等于是实际负责人。这个组织，是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担任第三厅（主管文化艺术）厅长时成立的，可说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应美国新闻署之邀，去了美国，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才回到国内，新中国已经成立，文学艺术的各个组织机构也已健全。若他回来的早，当全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可能的，后来只作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
巴金实际的文学成就，恐怕没有他的寿数那么高。晚年对文革的反省，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是他一生最为亮丽的业绩。他的作品的语言，距真正的文学语言，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能享有大名，是因为他一直有进步作家的声誉，以小说的形式，揭露封建家庭的丑恶，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
末后说曹禺。他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文化界影响甚巨。尤其是《雷雨》，上过学的，无人不知。我写过李健吾的传，两人前后同学，都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九三○年李健吾毕业，前一年曹禺由南开大学转学过来，插入二年级。李健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一年八月赴法国留学，两人在清华有两年的交集。解放前，关系尚好，解放后曹的声望与地位都大为显赫，两人的关系就淡了。
去年冬天，北京南锣鼓巷一家剧场，举办《契诃夫戏剧集》（四册）的研讨会，其中一册为《契诃夫独幕剧集》，是李健吾译的，因为我写过《李健吾传》，也把我叫去了。会上我发言中说，契诃夫的戏剧，着力消除人性中的仇恨，促进人类和谐向上。李健吾作为戏剧家，继承了契氏的这一艺术传统，然而他在戏剧上的成就，解放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戏剧的水平，超过了曹禺。曹的戏剧，明显有模仿西方古典戏剧的地方，李没有这个毛病。发言完了，有年轻人提问说，韩老师说李的成就高于曹，可怎么我们只知道曹不知道李呀。下面还有人要发言，不能多作解释，我说，这是因为曹禺的戏剧，几乎都是宣扬仇恨的，宣扬旧社会是多么腐朽没落，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斗争。你看《雷雨》里，周朴园娶那么年轻漂亮的太太，他的太太又和他的儿子乱伦，周萍又和四凤相恋，原来两人是兄妹。这个旧社会，这么荒淫无耻，还不该彻底推翻吗？我看下面的年轻人，听了仍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谈当代文学，要与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样才有源有流，知根知底，研究起来才有价值。再就是，现代文学在作品分析上，作家评价上，还有极大的空间，有的需要充实，有的甚至是需要颠覆。
我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做了些什么
今天我的讲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前面说了，空间很大，作品分析，作家评价，思想梳理，理论归纳上，都有极大的空间。接下来，我想说，我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上做了些什么。
我所做的，跟我对这两个时期的看法是一致的，对当代主要的是批评，对现代主要的是挖掘。
先说当代文学研究。这上头，我做的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批评。可能有人知道，我有个绰号叫“文坛刀客”，也有人说我是酷评家，对这两个说法，我都不认同，在一篇文章里我说，这是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廉价的回报。等于说，我这样真诚地指导他们，他们却不知好歹，把好心当了驴肝肺，这样对待迷途上的指导者。
文学批评，是我用力最少的一个方面，从来没有拿出全副的精力去做，多半是，看到什么不好的现象，技痒难捺，便写成文章发表。有时候是办刊物的朋友，刊物有点疲软，便对我说：老韩啊，给来上一篇提提神儿。于是我便找个题目写上一篇。二十年下来，批评过的作家，不少于一个排的人数。我的批评，实在没有什么奥秘的地方，说白了，一是指名道姓，二是尖锐泼辣。带点匪气的说法是，刀子磨的快，杀人不眨眼，刀下不斩无名之将。要说理论，一点没有也说不过去，就是本诸常识，通乎人情。是对还是错，先看你合乎不合乎人情，合乎不合乎常识，凡是违拗人情的，有悖常识的，就劈头盖脸，猛批一通，绝对错不了。我批评了这么多作家学者，几乎没有反驳的。
只有一例，当事者是反驳了的。我批评黄裳先生，不该把张充和送他的一幅胡适的字卖了，或许是我太刻薄了，老先生死不瞑目，拼了老命写了长文反驳，我看了理都不理。因为在骂人上，他跟我绝对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是站在门口，口无遮栏地骂，他那里还在翻书本，找词儿，怎么会是我的对手。这上头，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可以随便找本我的批评集子看看就行了。不同时期结成的集子有《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文人的脾气——韩石山文学批评选》（书海出版社二00四年）、《谁红跟谁急》（中国友谊出版社二00六年）、《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北岳文艺出版社二0一三年）。不是让你们都看，找上一本翻翻就行了。千万别学，偶尔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这个，学是学不来的，最最主要的，是你们没有我这么狠毒。
再说现代文学研究。这上头，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得意的。主要的业绩，是写了几本书，两本传记，一本思潮分析。两本传记是《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思潮分析的书名很怪，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还有一本学术随笔集叫《民国文人风骨》，也应当算是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书。
这些书，凡正常的叙述，没有什么新奇的，我的长处是小的考证上，用了大功夫，显出我的独特风格。举两个小例子，你们就明白我的学术兴趣在什么地方，我的考证的功夫如何了。全是邪门歪道，你们就当听笑话。
一个例子是《徐志摩传》里的，人们都知道徐志摩是跟原配离了婚，才追求陆小曼的，陆小曼也不是大姑娘，是有夫之妇。陆的丈夫王赓，也是徐的好朋友。徐陆婚前就有交往，且闹出绯闻，以致徐不得不远走欧洲避避风头。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他俩在交往的这段时间里，是不是发生了关系，突破了“朋友妻不可欺”的底线。此前的徐传，写到这儿都是一笔带过，佯装不知。我不，就要较这个劲儿，查个清楚。经过翔实的考证和推理，确定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晚上，胡适在新月俱乐部请客之后。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上有一月十九日“在俱乐部请一班朋友吃饭”的记载。这段时间，徐就住在俱乐部里，怎么会没有徐？胡和陆早就相识，胡又名声好，只有胡才能将陆邀出来吃饭。饭后陆留下来，去了徐的房间。丈夫在外地，干柴烈火，时地相宜，做出苟且之事，全在情理之中。有人会问，考证出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以为还是有点意思的。一是可以看出徐陆真正的关系，这种非正常的结合，伏下了日后婚姻危机的因子。苟合的婚姻，一般来说都不稳固。来的容易去的快，感情这东西，跟钱财是一个道理。二是徐志摩在这期间写的一些艳诗，就有了事实的依据，比如《春的投生》《别拧我，疼》里面有些句子，常人看了都会脸红，徐却不管不顾的写了下来。
第二个例子，我想举《民国文人风骨》里收的一篇文章，叫《闲话事件与一个漂亮女子的苦衷》。学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六年春，北京文坛上曾发生一场著名的论战，史称“闲话事件”，几乎是无端地，周作人就对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发起攻击，说陈西滢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当然不认账，，写文章质问周，要他说出证人来。渐渐才弄清，事情的起因，出在徐志摩评介陈西滢的文章里，徐文有一段，说有一天，陈的妹妹央告陈：“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陈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此前北京发生过学生烧了章士钊藏书的事件，时论认为学生是受周氏兄弟唆使的，而当时陈的身边，确有一个阿妹式的人物，这就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正和陈西滢谈恋爱的青年女作家凌叔华。凌在燕大念书时，周作人也在燕大兼课，曾特意给凌补习日文。在周看来，说这话就等于，凌攀上陈这个高枝，就转回身来诋毁他这个恩师，这怎么不让周作人怒火中烧，起而反击呢？说陈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是对凌叔华说，你看你的阿哥，是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事情闹大了，徐志摩又写了文章，周当然不认输，又写了文章寄去，正在徐要安排发表时，周忽又来信，说不必发了。等于正不可开交时，戛然而止。好些评论者都说，是周作人找不下证人，认输了。经我的考证，不是这么回事，是凌叔华悄悄给周作人写了信，恳求恩师，不要再写文章把她牵起扯进去。周回信说，他可以不写了，鲁迅那边他作不了主，于是便给徐写了撤稿的信。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史上的这场著名的论战，起，是因一个漂亮女子的话语而起，止，也是因这个漂亮女子的恳求而止。赋予它太多的政治意义，实在没什么道理。这里面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什么是非。这样来看，“闲话事件”，就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那么多的深仇大恨，基本上是年轻人不会说话，引起老男人争风吃醋。是个真正的闲话事件，顶多是道德事件，而不是像我们的冬烘先生界定的，是什么思想对阵，两大营垒的交锋。
我还可以告诉诸位，许多大学者，也好这一手，比如陈寅恪，就研究过武则天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他的《柳如是传》，实则是研究一个妓女的风流史。前者指向的是唐代的婚配观念，后者指向的是明清之际的社会交往。钱锺书先生，在这上头，也是个高手，他的《围城》里面的比喻，几乎全都与性活动有关联。
当然，我也不是只注重这类男女情感的纠葛，有时候也会关注大的学术问题。我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就是个成功的范例。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界对鲁迅的评价，基本上是在诠释毛主席说过的那几句话，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旗手，文化革命的主将，骨头最硬，代表着中华新文化的方向。从来没有人对这些话起过疑心。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鲁迅在新文化运动起来最初的几年，几乎跟所有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全闹翻了，有这样的旗手和主将吗？再说他那个脾气，也不像是个旗手和主将应当有的。正好那几年我办刊物，又常有地方邀我去演讲，有次就讲了这个问题，题目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主要是说，鲁迅的作品阴骘、刻薄、褊狭，少读几篇还没有什么，读多了会坏人心的。同时说明鲁迅只是个优秀的作家，绝不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顶多能说是某一方面的大将。再后来，我儿子在北京办了个文化公司，想出书，他给我的任务是，把那个演讲扩充成一本书，不要太长，二十几万字就行了。我都想推了，老伴不答应，说那些女孩子叫你写个什么，你从来没有推诿过，自家孩子叫你写本书，就拿起架子来了。我说那些女孩子是报纸编辑，叫写的是小文章，这是叫写本书，二十几万字呢。老伴说，你《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哪本不是四十万字，这才二十几万字就怎么啦。没办法，只好摒挡一切，动起手来。三个月，写成了，二十六万字，书名仍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二00五年十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到二0一二年三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个新的版本。其主旨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初起时，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后来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者，反对者。再就是鲁迅的作品，阴骘、褊狭，不适合中学生阅读，课本上选的太多，应大量删减，有两三篇就够了。这可说是自鲁迅的地位确立以来，唯一用一本书的容量批评鲁迅的。
怎样研究现当代文学
我的成功，如果算是成功的话，没有普遍性，只能说是运气好，歪打正着，也可以说是野路子上来的。你想想，大学没怎么上（学制五年，四年是在文革中度过），在吕梁山里待了十几年，本来是个写小说的，小说写不成样子，迫不得已转向做学问，居然还出了好几本书，不说欺世盗名了，总是浪得虚名吧。
我做学问，一半是野路子，一半还是正经路子。表现在野路子的是，我常把人们私下里说说，谁也不会当正经事去做的话，作为学问去思考，作为命题去研究。比如前面说过的，徐志摩跟陆小曼，是哪天突破男女之大防的，人们茶馀饭后会说一说，不会真的去研究，我就去研究了。
正经路子是，一旦去做，就按照做学问的传统方法去做。比如我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都是先搜集资料，编出年谱，然后才去写。这个路子是哪儿学会的呢，一九六五年秋天，考进山西大学历史系，第一学期拼命看研究历史方法的书，看了梁启超的《中国研究研究法》记住的。书里说，研究历史人物，写人物传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编个年谱。编年谱，就是将传主一生的行事，能系于日的系于日，不能系于日的，能系于月的系于月，不能系于月的，也要系于年。年谱编成，传主的一生行事，就梳理清楚了，感情有什么脉络，功业有什么因果，全看个清清楚楚。这样写传记，想写不好都不容易。
正因为方法对头，这些年，我写的书，几乎都获得了不菲的声誉。
说个笑话吧。九月二十五到二十七，山西有个书博会，我在会上有个演讲，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著名作家，轮到我说了，我说我不是什么著名作家。山西有个赵树理文学奖，奖金一万元，我没有得过，北京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没有得过。什么国务院津贴、省上的优秀专家津贴，更没有份儿。我的收入，只有三项，就是工资、稿费、卖废报纸，这样的作家，怎么能说是著名作家呢？我也不喜欢著名作家这个头衔，这年头说一个写作的人是著名作家，就跟说一个女孩子是小姐，本来不出台的，也是出台的了。
但是著名两个字，我还是挺喜欢的，只是希望说的人，能把著字跟名字，颠倒过来，那就成了名著作家，对了，我不是什么著名作家，而是个名著作家。我写的书，只有两类，一类是已经成了名著的，一类是即将成为名著的。
有人会说，你也太狂了吧。我说，一点也不狂，我只是说了个事实。
先说成了名著的。十几年前，我写了本《徐志摩传》，初版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随后出了个豪华版。到了二0一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套人文传记丛书，想在已经出版的徐志摩的传记里，选一本纳入他们这个系列，已出的徐传有七八种，挑来挑去，还是挑中了我的这本。先出了个普通版，去年又出了个插图版。一本书，十几年间出了四个版本，印了六次，能说不是名著吗？
成了名著的，还有《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本书，先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后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本。今年春天，我将初版本送人，对方说，韩老师写句话吧，我当即用毛笔写了这么一句：“此书出版十年，已俨然名著矣。是鲁者，非鲁者，凡作长文或演讲，不提此书，即有举证不周之嫌。”几十年来，就这么一本反鲁迅的书，你作长文作演讲，不提此书，不就说明你阅读面不广吗？
还有一本《李健吾传》，也成了名著。这是我最早的一本传记，出版差不多二十年了，先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再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要出新版。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不读这本书，肯定有好些事你不会知道。
即将成为名著的，也举上三本。一本是《张颔传》，这是我前几年写的一本传记，传主是山西的一位考古学家，九十多岁了，还活着。三晋出版社出了普通版，过了两年，又出了收藏版，也可说是豪华版，一本定价一百元，照样有人买。书博会上，出版社拿来两箱子，不一会儿全卖了。这还是现在的状况，过上十年八年，照样会成为名著。
再就是《谁红跟谁急》，十年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的，收集了我主要的批评文章，可说是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必读书。我的自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前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我不敢说它多么好，敢说的是，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装模作样”的，怕亘古未有。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名著。
说这些，不全是自吹自擂，主要的想要让同学们知道，我还是有点真本事的，说了这些，你们才相信我的治学方法是可信的。
现在我要说个做学问的普遍的方法，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十二个字，就是：有兴趣，下功夫，就高地，筑高台。这么说，很有点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意味。文革中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从朱元璋这三句套过来的。
有兴趣是基础，就是你必须对某一学术领域有兴趣，爱看这方面的书，爱探究这方面的事。这都是指大的方面，至少也是中的方面，比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下功夫是说光有兴趣还不够，还要下功夫去做。包括两个意思，一是广泛搜集资料，二是持之以恒，搞他十年八年，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先不急着出成果。
就高地的意思，比较玄，要多说几句。
就高地三字，原本应放在前面，有兴趣下来，就应当是就高地。那就成了，有兴趣，就高地，下功夫，筑高台。就是说，兴趣得是高地上的兴趣，你不能说，你喜欢看小人书，也算是学术兴趣。
说个故事吧。有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叫何炳棣的，这个人在史学界的名气很大，当过一届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的会长，是迄今唯一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华人历史学家。先在清华念书，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一九四四年考上庚款留美公费，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五二年春夏间，以四周半的时间，完成《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在《哈佛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举成名，震惊历史学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出了名的何炳棣，在巴黎遇见美籍华人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何年长几岁，对何说：“咱们又有几年没见面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何有两部书，国际公认为权威著作，一是《明清人口论》，一是《明清社会流动史论》。这位何先生，可说一辈子研究的都是第一等的题目，第一等的学问。
有的人，不是没有才华，是选错了研究方向，一辈子都在研究第二等的学问。功夫没少下，到老也成不了个事儿。就高地，就是要研究第一等的学问。有的人一见某人得了茅盾文学奖，就说我们研究这个作家吧，过上几十年，连茅盾文学奖都一文不值，你说你做了场何事？
就高地明白了，筑高台就好理解了。高地上建个高台，远处近处，没人看不见。
要有自信，不要分心
说到何炳棣，想再说几句。一九四四年何考上庚款留美公费，杨振宁也考上了。后来杨得了诺贝尔奖，何成了著名历史学家，晚年两人在北京相遇，杨说，炳棣呀，那个公费考试，你比我还多三分。何当即纠正说，不对，是多七分。何的成绩是七十八点五分，这么说，杨的成绩就是七十一点五分。在庚款公费考试上，何还不是最高的。一九三三年考中英庚款公费的钱锺书，成绩是八十七点五分，为历届最高。说这个，我的意思是，千万别以为学文科的，就比学理科的差。有差的，不是你。
何先生晚年曾说过：“忽略人文，中国势将付出极大的代价。”现在中国的现实，可说是应了何先生的话。
最后想告诉同学们的只有一句，就是在学问上，要有一种不管不顾，一往无前的精神。
来济南之前，在家里写讲稿时，我告诫自己，要谦逊点，不要多谈自己。说到不管不顾，一往无前，我还是想谈谈自己。一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不怎么适宜埋头做学问，诱惑太多，干扰太多。你们毕业后，没几年就要娶妻生子，要埋头做学问，丈母娘这一关就先难过。丈母娘要的是女儿当下安逸，你要做学问，妻子就要多承担家务，丈母娘不管将来如何，女儿当下受累先就不答应。成天吊着个脸，你能好过吗？
二是我觉得，我的经验，还是有相当的借鉴作用的。
我的情况，说平常也平常，说特殊也特殊。平常在于，只有中人之质，全凭着刻苦读书，从小学一年级，一步不落，念到大学毕业，当了十年中学教师，才成为作家，专事写作。特殊在于，我在年轻时，可说是受尽了磨难，有些磨难，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文革中，有一种惩罚形式，叫办班，班者，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这是那个年代，群众专政的一种方式，有时也是进监狱前的预备动作。直到文革以后好些年，还办班，只是较为宽松了。从文革中期起，到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我叫办过三次学习班。第一次是一九七0年春天，大学五年级时。这是推算，我们的学制是五年，前面的推迟毕业，后面不招生，直到毕业都是一年级。学校进行“一打三反”运动，我让抓了典型，先是抄家（半夜到宿舍，让交出反动日记），宣布办班，再是开全系批判会，班上开小组会，直到毕业前夕才解脱。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有个“揭批查”运动，就揭发、批判、查清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我写了一部反对走资派的长篇小说，又让抓了典型，这次就没有上次那样恐怖了。从乡下中学，叫回教育局，开过几次会就解脱了。第三次是一九八三年，全国有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说不叫运动，实际上就是个运动，说我写的几篇小说有问题，叫省上抓了典型，从县上叫回省城，交作家协会看管，不叫办班，实际上就是办班，自己检查，别人检举，随后是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个自我检查，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检讨文章。因为清污运动匆匆结束，我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几十年来，我有个感受，人是不能上批判会的。在批判会上，你会看到许多仇恨的眼光，鄙视的眼光，当全场的人都举起拳头，冲你喊口号时，你真有一种丧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的感觉。下一步是开除回家，还是投诸监狱，不能想，一想就不寒而粟。后来两次，虽说没有开批判会，想到前途没有了，也是让人沮丧不已。
在这种群众运动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反抗？连想都不敢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咬劲牙关，一天一天往过挺。曾国藩说他信奉的是“挺经”，挺的滋味，我是知道的。人生有些关头，就得硬着头皮往过挺。
正因为在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对人际关系，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惹人，不惹事，真要有人找事，诬蔑，陷害，纠缠不已，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理睬。真像鲁迅说过的，连眼珠都不往那边转一下。
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道理在于，你不能跟他纠缠，他要的就是跟你死缠烂打，他已是没有前程了，要的是你从此也没了前程，与他同归于尽。因此上，千万不能理睬，一理睬，就上了当。往后怎么办呢，只管自己往前走。有些人，对别人的成绩总是不服气，只有将之远远地抛在后头，他才知道你确实是在前头。
为什么在说到做学问时，要说这个呢，这是因为，据说有人做过统计，一个中国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只能用百分之四十的精力研究学问，其余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全耗在无谓的人事纠葛里了。学会了这一手，等于是拿回了另外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同等的学力，同等的条件，你会了这一手，等于比别人多了一倍半的精力，也就多了一倍半的成功的可能。人生的较量，往往是差上一分半分，就显出了高低，你比他人多了一倍半的精力，一倍半的成功的可能，你不是人生的胜利者，谁是？
说来说去，不外乎想劝同学们，既选定了做学问，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又想做学问，又想当官，想着成名，又想着发财。一定要知道，成大名的人，不比当官的感觉差，真的成了大名，想穷都穷不了。至于能不能成大名，谁也不会给你打保票，得先埋头干上十年八年再说。不行，再干别的，什么都不误。
最最重要的是，在这十年八年的努力期限里，不能为小利所诱惑，为琐事所分心。人在前进的途中，最怕的是分心。比如有人毁谤，有人诬陷，千万不敢停下来较这个真。须知，这说不定是上苍派下个什么精怪来试你的心性诚不诚。你一较真，上苍就看出你是个没有定心的东西，撤去对你的呵护，你就全完了。在这上头郭德刚有句名言，说是“不要跟猪打架，自己会弄一身脏，而且会让猪快乐。”
这话太损了，我也不赞成。但他有一句话，我是造成的，就是，有人说人心都是善良的，郭先生说：说这话的，肯定没有见过所有的人。
最近我在写《徐永昌将军传》，就是那个抗战胜利后，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签字的中国将军。徐先生是山西人，身后留下一部十分庞大的日记。台湾出版了，我细细地看了一遍。这个人对抗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不能说是日本人欺负中国，这是上天假恶人之手以惩罚中国，此前几十年，中国实在是太糜烂了，太没出息了。抗战中，有人问他什么时候抗战能胜利，他说，最好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有了立国的精神，什么时候抗战再胜利。对于人生中遇到的危厄，他也是这样的看的，总是找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上天才假恶人之手以示惩戒。
说到底，人生的成功与人生的修养，有绝大的关系。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演讲，内容来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