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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进入主页前首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红褐的深暗基调，沉韵的红金配色 “国家博物馆”的高大上感油然而生 众多“国宝”被以淡色的线条简单描绘外形轮廓 当作背景很难辨别 而有一个器物，却独获殊荣，被做成了摩登的彩色 与博物馆的logo上下呼应，非常显眼  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映。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厅数量48个，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截止至2013年末）。在全国“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中，在国博的藏品就有18件。 那么，能从这么多珍贵文物中被挑选出来，独当一面作为众多文物的代表、历史的代表的这位器物，究竟有什么“显赫”的背景？  它，于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被一位农民从田地里发现； 它，一经发现便引来日本人的觊觎，最终以失去一只耳朵的代价保全了自己； 它，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是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青铜器中最最大重的，举世罕见； 它，从河南到南京，再从“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它，虽被识于乡野田间，却是三千年前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 它，就连改一次名字，都可以引起要修改教科书的轩然大波……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 形制巨大，雄伟庄严 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 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 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器腹部内壁铸“司母戊”铭文 “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司”（另有说为“后”）最初由郭沫若考证为“祭祀”之意 但现在认为不做动词，“司母戊”三字为身份名词 表明此鼎是为“司( 嗣) 母戊”所作的 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商王朝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诗经》、《史记·殷本纪》等典籍，均很简略 。 因此，在记有商王世系的殷墟甲骨出现前，商王朝是否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曾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1899年，王懿荣发现了刻有文字的中药“龙骨”，随后，罗振玉派人实地调查发现了安阳小屯村，随后罗与王国维对根据甲骨卜辞中内容进行详细考证并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并作出了一些纠正，也确认了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可靠的。 殷墟的发现，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多年前，是对当时疑古之风最有力的反驳。 而1928年开始，由蔡元培、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参与的对殷墟的发掘，也成为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 司母戊鼎的制作者——商王祖庚(或祖甲)，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结果来看，为晚商时期的商王，那么“戊”则为武丁或祖庚的配偶。根据断代工程来看，商王武丁在位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也即是说，这样的一个形制硕大的器物，最初的制作时间距今至少已有3200多年。 由于司母戊鼎是被农民在田间偶然发现而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没有其他器物相伴出现，但是根据“戊则为武丁或祖庚的配偶”的推断和此鼎整体器物风格的比较判断，司母戊鼎的制作年代与殷墟妇好墓出土器物所处年代基本一致（或较妇好墓稍晚一些）。  殷墟妇好墓出土“司母辛”鼎
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钺  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钺上的双兽“食”人形象 &司母戊鼎耳朵上的同类形象 青铜的英文“Bronze”，从意大利文而来，有别于铜与锌的合金——黄铜“Brass”。根据合金成分中锡、铜、铅等比例的不同，可具体细分性质，西周金文中的“金”与“吉金”指的只是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青铜。 经测定，司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为：锡：11.64% 铜：84.77% 铅：2.79% 其配比与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含锡百分率14%左右）记载相符合，可见商代时的合金冶炼技术在几个世纪中的流传延续。 同时，司母戊鼎既大且重，现重833公斤在当时所需要的铜液至少要1200公斤。根据推断，单仅是“浇铸”这一道工序，就需要将近300人同时分工协作。 浇铸，仅仅是制作这样一个大鼎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形制硕大的器物，除双耳为分铸外，其余部分全为浑铸一次成型。 从金属原料的开采、合金的配比冶炼，到陶模陶范的选料、制作，到几百人的同时浇铸，再到最终的成型、打磨、补铸，这其中每一步就算是放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都仍非易事。显然，三千多年前的商人所具备的资源调动力、生产组织规划能力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之前的文章里，笔者提过，中国五千年前便有了青铜冶铸技术，但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真正开始并显现出绝无仅有的原创性与独特性的，是使用复合范铸造法制作的复杂容器。这一技术始于二里头时期，在商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详情可见文章：我到底姓夏还是商？ | 喜雅学术） 而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制作，一方面达到了技术与艺术上的巅峰，另一方面也是后世“钟鸣鼎食”的“礼乐制度”的根基。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向我们昭示了“祭祀”与“战争”或“祀礼”与“军礼”在古代国家运转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青铜制品，则是“祀与戎”中至关重要（没有之一）的物品，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所特有。 重要战略物资是国家专控的，国家能够通过将迁移人口到主要物资的生产地区、在主要的交通要冲设立据点、控制技术生产者，来垄断重要物资的生产和流通。青铜器的制造，则是中国早期国家控制的最重要的手工业。 一方面，铜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的开采、熔炼等原料获取由国家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铸造复杂青铜器物的技术，必为特定族群所掌握。 可以说，当时所有的城市扩张、军事控制、战争对抗，无不伴随着对铜资源与冶铸技术的争夺。这种国家垄断，亦是早期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体现。 从周武王灭商夺得商王的“国宝”九鼎，成王迁都镐京举行“定鼎”之仪，到楚庄王千古遗名的“问鼎”轶事再到秦昭王灭周迁九鼎至咸阳，可以说，“鼎”在封建王权里的代表和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说，司母戊青铜鼎这个代表了早期封建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器物，作为我们国家博物馆的镇“国”之宝，名副其实。 | 作者简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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