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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写到，林黛玉在悠扬的笛韵中偶然听见几句昆曲，忽而“感慨缠绵”，忽而“点头自叹”，忽而“心动神摇”，忽而“如痴如醉”。引起林妹妹感叹神驰的，就是《牡丹亭》中描写杜丽娘伤春的名句。
明代名噪西湖的才女冯小青，也曾是《牡丹亭》的痴心粉丝。她正当青春妙龄，就含恨死去，在她的遗稿中发现有一首读《牡丹亭》的绝句：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四百多年前的1589年，戏剧大师汤显祖所作《牡丹亭》传奇一经初版刊行问世，就立刻获得成功，“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轰动效应”，在青年女子中更是风靡一时，并由阅读《牡丹亭》而获得异常的慰藉。
进入美国学者高彦颐视野中的冯小青，正是这样一个在浪漫作品中寻求心灵安慰的女粉。为小青所钟爱的《牡丹亭》，正是当年的流行读物，读者多是中产之家的少女少妇，于闺中捧读此书，读到凄婉处，常常泪洒鲛绡。从上面这首《怨题》诗中，我们依稀可以想见，一个孤独的女子在四顾悄然冷雨敲窗的深夜，百无聊赖中挑灯捧读《牡丹亭》时以泪洗面的伤心沉醉模样。
除冯小青之外，最典型的《牡丹亭》痴心女粉，要算是被高彦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学批评著作”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作者“吴吴山三妇”了。
“三妇传奇”之一的陈同(约1650—1665)，生活在黄山。像同时代的其他年轻女子一样，陈同也迷恋着由《牡丹亭》所唤起的爱情世界，成了此剧的一个戏迷。她几小时几小时地校对、改正江南书商承印的《牡丹亭》不同版本。一天，陈同从她嫂子手中得到了一个权威版本，它是由属于剧作家汤显祖本人所有的书坊发行的。她便开始在页边草写充满禅式顿悟的评语。
陈同在罹病后仍熬夜读书。母亲担心她的健康，夺走并烧毁了她所有的书籍，包括她的珍藏本《牡丹亭》的第二卷。但陈同的乳母救回了陈同枕函的第一卷。她竟死于其婚礼行将举行之时。陈同死后，她的乳母将这部书带到了其未婚夫吴人的家中，并卖给了他。
吴人是一位有些名望的诗人，居住在景色优美的杭州郊区古荡西溪，与著名剧作家洪升、杭州诗社成员毛先舒属同一社交圈中。吴人本身也是一个戏迷，他很喜欢陈同留在《牡丹亭》页边的那些评论，对第二部分消失在炉火中感到非常惋惜。
吴人很快迎娶了另一位清溪才女谈则(约1655—1675)，她也像陈同当年那样喜欢这部剧作。谈则牢记了陈同的评注，并以陈同的精神完成了第二部分，她将自己和陈同的评注手抄在一个原版《牡丹亭》的页边。谈则将这个本子借给了她的侄女看，但她很低调，假称这些评论都是他的丈夫所作。侄女让其塾师看了这个本子，很快，杭州的文学圈都在谈论吴人对《牡丹亭》的评论，但吴人本人却非常坦白地承认了真正的作者为谁。
在婚后的第三年，即1675年，谈则也死了。十多年后，倒运的吴人第三次结婚，新娘又是一位古荡才女，名为钱宜。她也是通宵阅读《牡丹亭》及两位“姐姐”所写的评注。钱宜非常渴望保存这本女性手稿，她对丈夫说：“宜昔闻小青旨，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以夫子故，掩其名久矣。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宜愿卖金钏为锲板资。”钱宜设法说服丈夫，在三妇的名义下，重新发行有她们评论的《牡丹亭》，甚至不惜变卖她的珠宝以资助刻版和印刷。结果，终于在1694年出版了《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洪升的女儿和蕉园七子所作的序、跋，为此书增色不少。
如同高彦颐所说，《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中心即是对“情”的深信，这种情包含了浪漫之情和性欲之情，情是给人类生活以意义的崇高感情。陈同从开始时就为这一主题定下了基调。《牡丹亭》中有这样的台词：“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对此句，陈同的眉批写道：“情不独儿女也，惟儿女之情最难告人，故千古忘情人必于此处看破，然看破而至于相负，则又不及情矣。”钱宜又补充道：“儿女英雄同一情也，项羽帐中之饮，两唤奈何，正是难诉处。”这些女性肯定“情”是一个支配着所有人类关系的中心准则。
像小青以及“三妇”一样的“情迷”女粉的确不乏其人，其痴迷的程度真是到了断肠的地步。
扬州女子金凤钿，对《牡丹亭》“读而成痴”，日夜展卷，吟诵不辍。据记载，她给汤显祖写了一封满含深情的书信，大胆地表露“愿为才子妇”的心迹。此信辗转耽搁，等汤显祖收到情书赶往扬州时，金凤钿已经辞别人世了。她在弥留之际曾留下一个遗愿，要求用《牡丹亭》一书来殉葬。汤显祖感动之余，特意停留在扬州为她料理后事，达一月之久。
娄江（江苏太仓）女子俞二娘，酷爱《牡丹亭》，“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她赞美《牡丹亭》说：“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而俞二娘也是以梦为真的，她说：“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者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著鞭耶！”她十七岁就“怨愤而终”。有人把俞二娘夹批过的《牡丹亭》送给汤显祖。汤显祖读后感慨万端，写下了两首五言绝句：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
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
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
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杭州女艺人商小玲，以色艺著名当时，尤其擅长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据说，她因为不能与意中人结合而郁郁成病。每次上演《牡丹亭》“寻梦”、“闹殇”几出戏，她都如同身临其境，格外触景生情，缠绵凄婉，泪痕满面。在一天演“寻梦”，当唱到期“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时，她竟随声扑倒台上。春香的扮演者上来一看，商小玲已经断气了。
“岂独伤心是小青！”这种社会的及文学的现象，颇值得玩味。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被封建主义严厉的“闺禁”憋得喘不过气来的妇女们，从反叛封建礼教的《牡丹亭》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牡丹亭》的全部力量，尽在一个“情”字之中。杜丽娘就是一个殉情的典型。“小青”一类的“情迷”女粉们追随着杜丽娘，同样为情而死。
联系冯小青的身世，就不难明白，她究竟为什么对这一传奇名作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小青名玄玄，扬州人氏，母亲是一位女塾师，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她天资聪慧，能诗善画，妙解音律。十六岁时卖给武林士人冯千秋为妾。正室夫人心怀妒恨，时加凌辱折磨。她被迫安置在孤山别墅独居。当时，有一位叫杨淇园的进士同冯家沾亲带故。杨夫人对小青的处境极表同情，时常借书给她阅读，并想为她设法，让她远走高飞。但小青相信“命如一叶”，命该如此，执意不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一个弱女子，又怎能冲破封建礼教重重罗网而投奔自由的前程呢！后来，杨夫人随丈夫北上。小青孑然一身，更显得凄凉寂寞，以致抑郁成疾，年仅十八岁就辞别了人世。
她在奄奄一息中，尚在病榻上吟诗数首。在一首《自题》诗是这样写的：
稽首慈云大士前，不生西土不望天。
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
小青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受封建礼教禁锢戕害的妇女命运的缩影；她的酸楚的诗歌，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声，反映了明代妇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作者难以名状的心境是多么沉痛，情感又是何等纯真啊！
冯小青生前的作品当不在少数，但死后尽为粗悍的大妇所焚。然而，有包杂物，却遗留在老妪小婢那里，其中保存了一部分诗作。她的残稿被题名为《焚余草》，包括古诗和词各一首，绝句十首，《与杨夫人书》一篇。她的绝句特别受人称赏，后人评它“轻茜清新，离绝作家蹊径，出自慧心女郎无疑……”
说是“无疑”，是因为“有疑”。对小青的作品是不是出自一位女性之手，甚至有没有这么一个才女，也是大有怀疑的。
从一开始，对小青的真实性就有过激烈争论，以致小青的身份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据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考证，小青的丈夫是冯云将的儿子。名妓柳如曾在1638—1640年间于西湖旅行时，造访过冯云将。当冯云将86岁时，柳如是的丈夫、诗人和学者钱谦益(1582—1664)，称他是一位五十年的老友。冯云将与小说家李渔(1611—1680)也是朋友，李渔曾与他探讨过诗歌。小青的娘家姓冯氏，恰与其夫家之姓相同。
甚至，连冯云将的朋友们也认为小青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比如钱谦益就写道，小青的传记和诗作是某位谭姓学者为消遣而编造出来的。他还说，小青的名字是基于“情”字的两部分创造出来的。这就促使学者施愚山(1618—1683)决定展开调查。施愚山有一位朋友住在杭州，并认识冯云将的父亲，他证实这个故事确是真的。即便是调查者施愚山，也流露出了小青作品可能被男性作家润色过的想法。他在文章中说：“客问小青固能诗，恐不免文人润色。”他的一位杭州朋友则笑着回答：“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到了十九世纪，冯小青墓的再建者、杭州诗人陈文述认为，钱谦益是出于重视来自冯云将妻子家庭的请求，才窜改了这些记载的。陈寅恪更指出，按《礼记》，纳一位同姓之妾是犯忌的，但冯云将确实这样做了。陈寅恪认为，钱谦益是为了包庇他的朋友对礼教的僭违。
正如学者所说，不论小青是真是假，明末清初时对钱谦益理论的迅速接受，显现出了男性中普遍存在的对女性文学造诣的不信任。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也同样遭遇到了不信任。它最初是出于谈则的谦逊，而在其丈夫吴人的名义下于私人间流传的。重新在“三妇”名下发行，便遭人嘲笑和质疑。吴人为三妇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辩护，但也承认拿不出书面证据。他解释说，在两次不同的偶然事件中，陈同和谈则的手稿都毁之一炬。
因为厌烦了对三妇文字真实性做无止无休的辩解，他便只好采取了“信不信由你”的态度。“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他不想再为此多费口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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