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魏晋南北朝的历次禅代活动中，南朝在“篡一代”的高龄时期便完成了新旧王朝的禅代，曹魏、高齐、宇文周则分别在“篡二代”的中年甚至青年时期完成名义权柄的转移，唯有司马晋迟至“篡三代”的第四位主君，方才完成“魏晋革命”，不仅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孤例，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在这一魏晋之际的政治动荡过程中，司马氏家族甚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极端不义之举来推动禅代进程的完成，留下千古骂名级别的政治污点作为其家族的禅代代价，甚至与日后历史进程中的其他污点级事件一道影响了两晋诸帝在日后一百八十余年的政治被动地位。 寒某认为，两晋皇权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司马父子三人篡代进程的二十余年中找到答案，特别是与司马师主政期间的作为及其早卒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司马师的存在，在当时的高平陵之变以来的政治局面中，有其不可代替的三大“定位”：
考虑到上述三点，司马师的壮年而亡直接影响了魏晋之际政局的稳定，叠合司马昭早卒的负面影响，两位篡二代的相继早卒，甚至间接影响到了西晋政局的不稳定。 对比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我们会发现：司马懿虽然通过功勋、人脉、顾命得以最终成为曹魏中央政权与关陇军区的“专制权臣”，但其古稀之龄（179-249）显然无法支撑高平陵之变政治冒险后的进一步魏晋嬗代活动。司马懿在汉末的历史条件下，已然寿星，站在后来者的视角，只有三年时间，根本来不及通过政治利益博弈与交换，“化魏臣为晋臣”，完成皇权的“过户”手续。 何况司马懿的“朋友圈”基本上都是曹魏元勋，这些元勋与司马懿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私人情谊，元勋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冒险支持司马懿本人开展嬗代活动。所以，一旦司马懿可预见地在不久的几年内后立马驾鹤西去，司马家族便必须及时推出一个壮年接班人及其所结成的同样壮年的曹魏政治新秀来维持家族生存与集团利益 。个中道理就像宇文泰死后宇文护拥宇文觉篡魏，高欢死后高澄高洋急于篡魏一样，也如曹丕篡汉一样，三个篡魏家族外加一个魏家族都急于用全新的“名号位分”来弥补“篡一代”未能来得及称帝造成的“权力危机”。是故，司马家族在高平陵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以司马师和司马昭为核心。 司马懿的权势网络的确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一网络会自行帮助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无论是司马懿的同僚、部属还是受他提携士人，司马懿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基于私人恩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的，私人恩义并不能自行跃居国家权力与君臣名节之上。所以当司马懿是曹魏忠臣时，他们之间的私谊与对于曹魏政权“忠”的义务毫无矛盾，但一旦司马懿试图代魏自立时，“公义”与“私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 -----------仇鹿鸣 对比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我们会发现：司马师在高平陵之变前后始终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储君”培养，参与到众多重大政治斗争的决策与执行之中，并且在性格与嫡长两个方面比司马昭更具优势。正始改制前后，曹爽相当成功地逐步架空了司马懿的中枢权力，并在高平陵之变前进一步剥夺了司马懿的军事权力。若不是曹爽为了将夏侯玄安置到司马懿的军事人脉大本营“征西军区”，而把中护军妥协给了司马师，且司马师暗中培养拥护司马氏的三千死士，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便连发动“政治冒险”的武装资本都没有。在高平陵之变的谋划与发动阶段，参与谋划、镇定自若、指挥武装、完成司马门把守任务的司马师，表现出了远强于司马昭的魄力、能力与实力。可以说，司马师是司马懿重点培养的政治接班人。 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虞世南 司马师作为一名“勋二代”，从小便与“勋二代”们的交游，为他依托司马懿权势陇聚名门人才提供了可能，有着“勋二代”组成的朋友圈。拉拢曹魏元勋功臣去反魏是不现实的，但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去反魏是有可能的。正如曾经的浮华案人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积极策动的正始改制，再一次触及着老一辈功臣的利益，曾与夏侯玄交游的司马师兄弟周围的权贵子弟朋友圈，虽然在浮华案和高平陵之变两轮政治高压后，不会再以简单粗暴的风评、改制来对抗父祖辈得势者，但也不见得会有父祖辈那样的忠心。随着时光的流转，曹魏开国三十年后，基本力量已然不可避免地从元勋功臣移转为功臣子弟，司马师大可一面以不改制的姿态维护得势宿老及其子弟的支持，一面在霸府中引用未能得势的功臣子弟，做到稳定地网罗支持，争取权力的平稳过渡。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魏氏春秋》 以上司马师个人的素质与朋友圈的气候，使得司马师具备了司马懿所不具备的年龄优势、篡魏动机、政治实力与可能性。而这一切，都是司马昭所没有机会获取的资源，司马昭在司马师死前的定位，一如日后的高洋。 在司马师执政的时代，成功地克服了东关惨败所造成的政治危机，逐步扫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反对势力，开始建立起一支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革命的基本格局。 对比司马师、司马炎伯侄，如若司马师能够如其父般长寿，至少可以避免掉司马氏家族内部的历次主君位置的继承所带来的政治消耗（师昭、昭炎、炎攸），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维稳（淮南、秦凉）与统一（吴蜀）的步伐，争取在司马师壮年内便完成征服功勋与名分威势的积累。质言之，能够避免掉家族每次推出一位新君后所面临的压服高平陵以来的“晋国功臣”的问题，避免过于频繁的新配主从磨合在篡魏未成与篡魏未稳状态下所带来的政治内耗。 司马氏集团是在魏晋嬗代十六年中，通过祖孙三代人的努力而逐步凝聚成型的，这一官僚群体也构成了西晋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但与一般开国功臣集团精诚团结、励精图治的新朝气象不同，这一集团在西晋立国之后，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党同伐异、派系倾轧接二连三，西晋皇权的支撑力量日趋单薄，这无疑是造成西晋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 继承内耗与主从磨合，使得司马昭不得不推迟了禅代过户的进程，做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鸠占鹊巢三代目，并且开始困扰于继承权上的长幼之序（亲生次子承祧成为兄长之子）。更使得司马炎不得不为了堤防功臣与司马攸而先后多次分封宗室（王爵最终集中到司马炎系中）并任用外戚，赤裸裸地任人唯亲，为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西晋政局的先天不稳定性，与司马师的壮年而亡，关系最大（只要长寿到司马攸达到壮年，便无需司马昭以长弟身份接班，便可避免宗室继承权内耗；功臣都是同辈，也能轻松威服驱使），与司马昭的壮年而亡，关系次之（司马昭再长寿也要面临承祧司马师的司马攸继承顺位问题），反倒是与司马炎的措置，关系最弱（与司马攸的孰长孰幼问题、低于功臣的辈分问题在其接班前便已产生）。 司马炎建立西晋完全是依靠父祖遗业，并无自己独立的政治基础，甚至其世子的地位尚是在贾充、裴秀等人的拥戴下方才获得的，而以曹魏政治网络中长期的累世交往、通婚关系而论，除了荀勖之外，当时主导西晋政治的核心人物，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司马孚、司马望，还是功臣中的贾充、裴秀、羊祐，几乎都是司马炎的长辈。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名缺乏政治经验的皇帝，司马炎所能运用的政治资源相当有限，只能被动地继承司马昭后期形成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祐等人组成的政治决策核心。 --------------仇鹿鸣 综上，司马懿的“晋业”开创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马师却是决定司马家族在司马懿死后未来命运与西晋政局的最关键人物。篡魏冒险以其死士为本钱，篡魏团队以其婚媾交游网络及其组建的霸府为平台，淮南三叛中最具挑战性的淮南二叛在其任上被压服，西晋的命运又与其寿命长短之影响关系最大。司马昭虽然也以灭蜀封王之威势促成了西晋之成立，但未免有了些许高洋借壳高澄邺城班底上位的不稳定色彩。质言之，司马师在位长久所能带来的好处，司马昭未必一一“等价”具备，反而司马师在位长久所无的坏处，司马昭到是有了些许，司马炎便更逊一筹。 总之，三国历史在司马师、昭兄弟以篡代为目的的统一战争中走向终局，却无法获得一个寿命上更加康健、在政治上更加稳定的主君，不仅使得司马炎建晋之时王朝便已如同步入暮年，而且这种君权的不稳定性在极大程度上促成了三国历史收束后不久便再度开启的乱世局面。 换言之，放到整个汉魏西晋的历史进程中去看，汉末诸帝、魏末诸帝乃至西晋诸帝中占据更长在位时间的“暗弱主君&强势霸臣”的结构，几乎使得中央权力时刻处于可角逐状态，暗弱主君空留名分而无法动用皇权，强势霸臣掌握实权却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防范与拉拢之上，整个关切到秦汉制度弊病解决的国家治理活动陷入到了无法推动的尴尬局面，制度措置反而围绕着霸府夺权而叠床架屋。上梁已“乱”，而下梁自“歪”，从“汉政”到“唐政”，中国古代君主制治理模式便不得不通过四五百年的动乱来缓慢实现制度的改良。 质言之，主君优劣是中国古代君主制的终极bug，唯有集权于一身的主君，方能发挥最强劲的古代社会治理功能，而一旦君权旁落（外戚、后宫、宦官）甚至霸臣上位（军阀、权臣），就会对政治稳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的盛衰。 司马懿的主要军功 参考书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