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妻子袁荃猷

斯人已去，绝响谁继

■张建智
奇人王世襄走了，我似乎不信。“王老于昨天清晨谢世！”这突来的讯息，虽是北京友人所告，但于心理上一时还难于接受。因以王世老平生体魄，兴许能挺过这一劫。但随后，就读到中央文史馆正式讣闻:他老于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五岁。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真的，王老的确走了！他永远离我们而远去。“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这人世间难料之事，使我未能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痛惜不绝；回想他起伏跌宕一生，一时间感慨万千。

那晚，脑海中映射晃动的，依然是一年多前访谈时他神清气爽、谈锋甚健的话语；依然是朴素的中式大褂，敦厚壮实的中等身材；依然是老农般但风规雅正的文人气质。

他的追思会那天，我未能赶往北京参加，只能在电脑荧屏上向他鞠礼致哀，用一瓣馨香送他远行。一如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经说过的话，可让王老与他老伴袁荃猷到极乐仙天去了。

我想像着他们夫妇俩，现正在一块软软的白云上赋诗弹琴，听蛐蛐蟈蟈唱歌，还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画案上《说葫芦》、《谈匏器》，或正在欣赏那尊唐代的鎏金佛像，那生前他所喜爱的鸽子“小点儿大胖子”尾巴上，正鸣着一连串最美妙的鸽哨音乐。而大奇人王世襄，正坐在《大树图》中最高的位置上，像一尊平生最喜欢的佛像一样庄严(见袁荃猷刻纸《大树图》)。

与王世老神交，乃缘于他是我的乡前辈，他曾有诗说:“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仍半属湖州。”为这诗，他写了一段自嘲的话:“晋魏时，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舒后果贵。可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2008年7月，王老特给我来信，说他把此诗作了更正，那“仍”字，应改为“终”；还说“一字之改，意义可大矣！”——的确，他对于慈母的故土，终眷恋不已，念兹在兹。于是，我尊其意，于拙著《王世襄传》(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第二章“江南金家”十三页上，遂改:“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其实，王家先祖，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后从江西迁徙福建定居。自五世祖后，由贾入仕，高祖王庆云(1798－1862)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得举人，时仅二十一岁。十年后，又中进士；历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年)官至工部尚书。后祖父、伯祖、父亲均为官一方，遂成官宦之家。但王世襄外祖——金家，却富甲一方，为江南名镇南浔的“四象八牛”之一。其母金章，出身于江南富庶之地。王世襄儿时，曾随母在外婆家居住；虽居京九十多年，但依然可讲一口软浓的吴语。一次他俏皮地用吴语对我说:“我们王家祖上虽做官，后衰落了，没钱。可母亲家有钱，外公(金泰)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金桐)，做蚕丝生意。外公虽未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确实是的，1902年，金氏兄妹(即王世襄母亲金章)漂洋过海，历时五载，后来他们兄妹几人学成回国，或画或刻，卓有成就。试想，于清末时代，一个镇上十六岁的小女子，能去英国留学，实属罕见。尔后，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号陶陶)受中西画熏陶，成了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曾是二十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表兄金开藩、金勤伯也是有名的画家。真可谓一门风雅，艺术世家。王老曾说:“我幼年立几案，观诸舅父作画刻竹，情景犹历历在目。”这足见其外祖家对他一生成就的影响。

记得2008年4月间，为撰《王世襄传》，我赴京与他做访谈。那日早上去他家，我们相谈到中午12时多，王世老还很健谈，临别，他定要请我们吃饭，还特意邀请了为《庞虚斋名画集胜》作校点的朱绍平先生，此日，朱先生正好自杭来北京开会。一忽儿，只见他老已坐着轮椅下了电梯，到马路上，就自已推着轮椅走；我们去的是王老家附近日坛公园东面名為“义和雅居”的餐厅。当大家落座，女服务员请他点菜时，令我惊诧的是，他立马从蓝布衫的兜里拿出一张纸，原来是他早亲手拟好之食单。尔后，只听王老和厨师一番对答，全是食家行话，令我暗自叹服。倒让我知晓，所谓美食大家，自有“吃主儿”的主见。席间，王老谈起自己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的情景。当他忆念起那最苦的干校的日子时，老人没有一点苦大难忘的愤怨，反而铭记了其中的幽默与快乐。

王世老曾多次与我说，历经劫难后，与夫人袁荃猷遂决心走一条自珍自爱之路——那就是，他要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干出成就，最后自会让“世人终渐识真吾”的。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说到名作《锦灰堆》的写作:“我的一堆、二堆中许多文章，是‘文革’时在牛棚中写成，当时已抄家，手中无片纸，但我还是写得很仔细。当年报纸是干校回京后，去报库看显微才一一补印的。”在信中又说:“我当年，确为故宫全心全意做了工作，收回几千件的国宝，我在美国不拿绿卡，不当教授，后回国，却成了盗宝犯。关监狱，开除公职，有理申诉，又成了右派。‘文革’、‘五七干校’，往咸宁劳动，期间罹患肺疾。只能作诗云:‘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尽管受苦，苦中也有乐矣。……”今天，我翻读他老写的一封封信，无不可窥那代老知识分子他们全部的热诚与精神，惟此，支撑了他们那不堪回首的人生。

我们说，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他们不仅将上千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同样的，王世老与夫人袁荃猷，他们也相濡如沫，不分日夜，共同拼博，一起完成了近四十部大部头著作。而且，这些成就，大多是在进入八十岁高龄时所完成，谈何容易。当《明代家俱研究》无人能任画结构线图时，是袁荃猷自告奋勇，竭尽全力，从头学起，为明式家具绘制了千余幅线图，使全书增色不少。正是那一幅幅精密、细致、美丽的线图，才让明代家具那简朴、自然的造型结构，更为彰显；而明代家俱那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令世界惊叹。

王世襄在八十一岁之际，因忙于校对《锦灰堆》书稿，一天起来忽然左眼失明，这之后荃猷担心他用眼过甚，校对文稿、抄录诗句等工作全由夫人撑起。可以说，王世襄的成果，离不开袁荃猷的付出，且其中的努力和艰苦，也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而支持她的动力，便是当年夫妇俩坚守的自珍精神。

我撰此文时，又翻出他于2008年8月31日给我的信，是王老端正的楷书所书:

“建智:上周我去协和医院，作两次体检，二次看结果，幸无大恙。从胸片看有局部肺炎，所以又照CT。证实后已服特效药，因较轻，体温正常。有点多痰，服药后颇见效。惟医生嘱多休息。你撰襄传，今后我仍会提供有关材料。前面的九章很好，写得顺畅。八十岁后，完全走‘自珍之路’，所以往下写就方便了。惟写作很苦，谢谢你！匆此并祝文祺！王世襄2008，8月31日。”

2008年冬天来临之际，笔者去北京看他时，他已在一所中医院住院了，后又听说在做着血透。那时，我多么希望王老总会脱离病床，会重新站起来。三联的老领导董秀玉先生曾在春节前及2009初夏，去中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过王老。听她电告，第一次去探望，王老说话很急，但欲说不休，渐语无伦次起来。后她去协和医院时，王老说话就更吃力了。看来，在人世大地上，他的人生道路走得也真够累了。因为，王世老生于1914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近百年，经历的是一个多灾多难、风雨飘泊的时代。可以想象得出，他老以好动之性，最后，在病床上，漫度这长长的一年多日子，于他可是多么的寂寞啊！

但是，王世襄在寂寥中，定会于心灵上寻找着一种归宿，那艺术与灵魂的双重归宿。我想，他的所有著作以及他所留下的一切，在中国与世界上，决不是一点细浪微波而已，他最大的遗产是人类工艺的生存与创新，以及他的博学、坚定和纯真的个性。他构建的大雅大俗的中国文化，已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是多么的灿烂、优美与质朴(见英国VCA维多利亚博物馆主任克劳斯撰文)。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八十九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明:“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我想，他躺卧病塌，在这寂寞的日子里，心底定有许多寻思与无穷的回忆，因为，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走的是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当然，他对尘世的不幸和痛苦早有认识:

“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这是他最后要交给世人的一颗最平静之心。

王世老走了——永远。但他的沉甸甸的几十部大作仍长存人间，他的工艺创新成果(明清家具)，甚或带动了一个产业链。他已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博物与艺术，而这一切也成就了他。人们是不会忘却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