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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跃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相比，上古语言学研究始终处于缓慢爬行的状态。这是因为，鉴于政治、文化、文字、地理等因素的剧烈影响，跟稳定的基因相比，语言始终是变数最大的领域。语言变化的速度犹如闪电，令所有的语言学家束手无策。 《圣经·旧约》中关于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叙述，构成了一种苦涩的象征——上帝担忧人类建造巴别塔的野心和力量，于是变乱他们的语言，让其无法彼此沟通，最终放弃建塔计划，一哄而散。而这则寓言有一个更古老的中国版该版本的原型来自西亚，参见本书第六章。帝俊（一说黄帝）手下有两名祭司（一说为次级神祇），分别叫作重和黎，各自执掌大地与天空。当时，神圣天空和世俗大地之间设有天梯，神与人可以凭借这种天梯自由上下，展开超越空间的旅行和交往。但因上帝失望于人民的道德沦丧，重和黎奉命将大地与天空的距离加宽，彻底拆毁天梯，人就此丧失了往返神性空间的垂直通道。跟苏美尔-阿卡德的巴别塔事变相比，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事件，它不仅阻止了人与人的交往，更切断了人与神的精神纽带。人与神的距离变得无限遥远。 此寓言向世人解释了古代祭司通灵能力下降的原因。就祭司这一职业而言，重和黎都是失败者。正是在祂们任职期间，发生了“天—地—人”多重断裂的灾难。人类从此脱离神的世界，转向平庸的现世生活，这预示了华夏叙事的重大转型——从神学政治走向世俗政治，从神话叙事走向历史叙事，从神性对话走向俗务交易。大祭司从通灵时代悄然告退，求助于筊卜、龟卜或筮卜，沦为一群低级的兆象解释者。 然而，这寓言也暗示了另一个事实：在6.5万年前，即走出非洲之前，人类可能已经拥有一种原始的世界语，而世界语言的分布形态，应当跟DNA分布形态基本一致。在DNA的演变中，现代非洲人的基因多样性和表达多样性，都远胜于欧洲白人。后者只是7万年前迁离非洲的一个小族群的后裔而已。语言学家发现，一种语言跟它1000年前的始祖语言相比，有86%是同源词，这个数据意味着，语言在其变异的进程中，仍然具有内在稳定的主体架构，它能够减缓时间腐蚀的速度。 早在“线粒体夏娃”被发现之前，坚持这种语言基因论的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和他的同事麦瑞提·卢伦宣称，存在着某种奇怪的“原始世界语”现象，例如，吉尔吉斯语称妇人或妻子为kunu，在柬埔寨语中是kane，在印第安苏尼语里是kanakayina，在英语中女王被称为queen。但这种观点过去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因为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学证据严重不足。 但这项研究得到了同源语言演变史的论据支持。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为此提出“欧亚总语系”的概念，而俄罗斯学者伊里奇·斯维图切（V.M.Ilich-Svitych）再加上达罗毗荼语、亚非语和部分高加索语之后，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诺斯特拉特总语系”。它不仅要建构完备的语言演化树，还要寻找人类共同的始祖语言。在下列表格中，可以看到不同语种或语系之间存在着某些语词上的古怪相似性。
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推论，出自英国剑桥大学史前以及人类进化学教授保尔·梅乐斯的研究报告，这篇发表在2004年12月《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正是现代人的语言技能，令其在3.5万年前取代强大的竞争对手——体毛密集和体型壮硕的尼人，成为地球文明的主宰。 梅乐斯认为，从考古遗迹中可以发现，后旧石器文化凸显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对精雕细刻的骨器、石珠、个人装饰物以及抽象和具象原始岩洞壁画的分析，表明智人拥有更发达的交流技巧。如果没有这种复杂的语言能力，以及相应发达的大脑结构，要创造出那些器物是不可思议的。现存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同样掌握此类复杂的语言技巧，无论是澳洲土著，还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拥有同等水平的语法。 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援引七个方面的考古学证据后也宣称，早期人类长达20万年没有在工具制造上有明显的进步，直到3.5万年前，人类才掌握了现在已知的语言和文化，并由此出现了历史性的进化飞跃。
智人于3.5万~4万年前抵达并遍布整个欧洲。考古学和生物学的证据都已表明，就在智人占领欧洲大陆的同时，尼人却出乎意料地退出了历史。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进化了20万年，并成功地适应了寒冷的冰河气候。但据推断，尼人由于喉管不够长，无法发出多样的元音，因而可能只拥有一些基本的语言形式，例如没有时态和虚拟从句，甚至可能没有复杂句，等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作为优秀猎手和熟练工具制造者的尼人，无力制造艺术品以及个人装饰物。梅乐斯指出，表象能力的衰弱，导源于语言沟通能力的低下，而语言沟通是激发创造性想象力的源泉。毫无疑问，正是语言障碍阻止了尼人完成自我进化的飞跃。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相沟通的能力，令智人能够分享食物源的信息，从而更有效地从事狩猎、采集和打制石器等合作活动。正是这种卓越的能力，帮助智人度过了漫长的严冬。梅乐斯推测，处于第四纪冰期中期的欧洲，是一个辽阔的不毛之地。智人这时开始发挥其独有的语言优势。尼人消失时，欧洲气温在8℃上下剧烈摆动，但基于新技术、发明能力以及复杂的语言，智人比尼人更迅速地适应了天气的严峻挑战。 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证据已经显示，语言出现于中石器时代智人诞生的时刻，而地点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某处。而跟人类学家的上述语言推论相比，语言学家的研究似乎更具说服力。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使用统计学方法来估算现代语言演进所需要的时间。她认为有声语言的出现，至少应在10万年以前。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昆特·爱金森博士，为所有语言源于原始非洲母语的假说，提供了新的统计语言学证据。他的研究发现，非洲母语的音素（元音和辅音）呈现为多样性形态，但跟人类基因及其表达多样性会随着跟创始点的距离增大而递减一样，大数量的音素（Phonemes），会在全球性扩张中发生减少，这就是所谓“创始点效应”（Founder Effect）。他为此精细统计了世界各地504种语言中所使用的音素（元音和辅音）数量，并绘制出一幅音素数量分布的世界地图。
音素数量世界分布图（资料来源：《自然》杂志，图像汉化：石莹倩） 世界版图呈现出这样一种统计学场景：以跟非洲的距离作为尺度，不同语言的音素呈现为递减状态。例如，南非布须曼语多达141个音素，达吉斯坦的阿尔基语有91个音素，英语为46个音素，德语是41个音素，汉语（普通话）是32个音素（图中数字为统计方式不同所致），西藏博多语为21个音素，日语则减至20个音素，菲律宾的塔加拉语是23个音素，澳大利亚邦加拉语是16个音素，夏威夷语是13个音素，最少的是巴西印第安皮拉哈语，只有11个音素。 爱金森的理论表明，一种语言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越近，它所使用的音素个数就越多。而这种变化验证了人类始祖在7万多年前从非洲迁出的历史轨迹。语言学家很久以前就怀疑语言起源于非洲，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直到爱金森的观点发布之前，保守的历史学家还坚称，人类的语言出现的时间表，最早不会超过两三万年。但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彻底击碎了这种陈词滥调，并把人类语言的诞生时间，向前推进了10万年以上。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称赞说，这一研究证明原始母语来自于非洲某处。他同时认为，语言的起源时间应当上推到距今10万~20万年。 目前生活在非洲南部及西南部的布须曼人（Bushman）人类学家将其跟霍屯督人（Hottentots）合称为科伊桑人（Khoisan）。，身上携有最早人类的多样性记号，也就是在其语言中保留了古怪的“滴答声”。爱金森的调查表明，布须曼语（“！XU”）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音素最多的语种。不仅如此，布须曼人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都显示其跟人类祖先保持着最直接的关联。作为闪族人的最古老分支，其体征跟大多数非洲人不同，而是个体矮小、肤色较浅、卷发浓密，并拥有厚眼皮——内眦赘皮。这可能就是最靠近智人的形象。耐人寻味的是，正是闪族人在西亚地区掀起了人类文明的第一场风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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