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院

一处院落，两间厦房，一口窑洞。坐落在阳坡下的老宅院，蛛网封门，杂草密布、杂树丛生，已荒废有二十余年。横亘在土门前的一小片菜地，估摸是隔壁家开辟，想进院子已无处下脚，只能从菜地的垄畔跳跃穿过。

院里荒草及膝，歪七扭八的刺荆棘树高近两丈。左边靠围墙的地方，曾是两颗相互攀附的大石榴树，年年秋冬时分就挂了果，结着圆而红的大石榴，像是悬挂着的红灯笼。以前每年到这个时候，继奶奶都会搭着梯子摘石榴，再精挑几个最大的石榴兜在围裙里给我留着。

而今，那两颗石榴树早已不见，只剩一株寂寞的核桃树兀自在空里伸展着，枝干一直伸到隔壁墙头。院两边的围墙像两面绿色的屏障，隔开了老屋的冷清与屋外的繁华。

格子窗尚且坚固，窗纱已破可探手。两扇黑色木门紧闭，门槛已无，只有几摞秃了棱角的砖头挡着呼啸的风。长不见源头的藤蔓一根根、一道道斜斜从房顶的青瓦缝间垂下，遮住了窗，铁门环蒙灰寸厚，门前蛛网罗布。

儿时，我总是站在门槛上踮起脚尖，“啪啪啪”扣响铁门环，继奶奶就“哐啷”从里面拉开门栓，像个孩子一样斜斜地探出头，见是我，瘦削的脸就多了点笑容，稍带嗔怪地说：“怎么和你娘一样没良心，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亏你还惦记奶奶！”

铁门环仍在眼前，再次扣响，却不见开门人踪影，听不到那痴怨的言语。推开门，木棍拨开蛛网，刺眼的阳光从直灌而入，屋顶已开了“天窗”，悠长碧绿的藤萝挂在檩木上，连同那根带着铁钩的草绳，在风里轻轻晃动。

那时，铁钩上总挂着一个笼，里面放着点心、枣花、糖果等好吃的。小小的我常望着挂在铁钩上的高高的笼，转了一圈又一圈。继奶奶就会踩着小矮凳，从馍笼里变戏法一样拿出各样好吃的给我。而今铁钩下，黑乎乎的小矮凳的裂纹也已被尘封。

靠近后门的地方是锅灶台，两尺长的风箱上覆着一层细灰，煮了多年饭食的那口锅烂了一个豁口，锅耳也不知何时折断。可我好像看见继奶奶就坐在风箱旁，左手填着柴禾、右手拉着风箱，炉灶的火熊熊地烧得很旺，扣在锅底的碗还在“嗒嗒嗒嗒”地响着，继奶奶揭开锅盖，拿了一个热得烫手的的红薯，左右手倒来倒去，然后撩起我的衣襟塞到我怀里。

正对门的是厅堂。厅正中间靠墙处是一个约四米多长的大木板，那是爷爷的裁衣台，台上放着一把米尺、一个铁制的水壶、一个搪瓷缸子和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剪刀。挨着案板的是一台老式缝纫机。恍惚里，我好像看见爷爷在裁剪着他最拿手的中山装，他肩搭皮尺，一手拿直尺、一手拿划粉，三两下就划好线，然后持着大剪刀“咔嚓咔嚓”裁剪着布料，锁完边，“嗒嗒塔塔”地踏着缝纫机，将衣服平铺在板上，拎着水壶给搪瓷杯里倒了一杯水，然后端起来含了一大口水在嘴里，然后“噗”地一下均匀地喷洒在衣物上，再将衣物熨烫得平平整整。继奶奶就静静坐在矮凳上，针线笸箩放在她脚下，她戴着眼镜穿针引线、锁制着扣眼，一个个钉上纽扣。

左边的厦房是一个大炕。一张破旧的、翻卷起来的画报遮住了炕上的墙洞。我爬到炕上，从墙洞里放着一个红木匣子。拂去匣面灰尘，打开用布条束绑着一卷层层叠叠的东西，牛皮纸的鞋帮、鞋底样，从小到大，整整齐齐，铺开最里面那张纸，却是爷爷和继奶奶的结婚证。证上的国旗鲜红、国徽端庄，麦穗和红花铺边，端庄隽丽的毛笔楷体从右至左写着“康均平与任素琴自愿结婚，经审查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落款：一九五六年八月卅一日  蓝田县人民委员会”。

我才知道，继奶奶的名字叫任素琴。以前只知她是山西人，曾是夜校教师，在我前两个奶奶去世后嫁给了爷爷。

印象里的继奶奶，瘦小却精干利落，总喜欢穿一件灰白的斜襟布衫，银白的头发常常整齐地梳在脑后，挽成一个圆圆的髻。她曾是那么好强，不肯与人低头，也因此与我们早早分家。但爷爷去世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用枯干的手指点燃纸烟，一口口吸着，眼神孤独而安静，望着很远的远处，直到那眼神黯淡、熄灭了光。

她走时，是在后面那口黑漆漆的窑洞里走的。我不曾知道窑洞里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进去过，现在也不敢进去。如今，老宅院的人都一个个地走了，来来去去的，只有东西南北的风。

——选自《低眉尘世，素心生花》

作者：康娜，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西北大学硕士。著有文集《在简单里安顿自己》、《低眉尘世 素心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