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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竹林七贤年画 --------------------------- 赋并序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 我和嵇康、吕安的行止相近，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情。可是嵇康的志向高远而疏阔，吕安的心胸旷达而豪放，之后各自因为一些事情而被杀。嵇康精通所有的技艺，对于音律尤其高妙。当临刑之时，他回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要过琴来弹奏。正值我将要西行，路过我们旧日的居所，当此之时，太阳渐渐地迫近它的沉落之地，寒冷的冰霜越发显出凄凉的样子，邻里有人吹笛，吹出的声音嘹亮悲摧，追怀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我被这笛声触动不禁深深叹息，所以写下这样的赋。 ------------------------------ 奉命前往遥远的上京，又回身向北而去。 泛舟渡过黄河，路过昔日在山阳的故居。 举目看到萧条的旷野，在城脚下停下我的车舆。 重履二人留下的遗迹，经过深巷中的空屋。 感叹《黍离》的歌声深切地哀悯西周的宗庙，悲伤《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 因为抚摸到古老的哀愁而怀念故去的人，我的心徘徊而踌躇。 梁栋屋宇都历历存在而没有丝毫损毁，故人的形容和精神已远逝不知所去。 当年李斯受罪被杀，为着不能再牵黄犬出上蔡门打猎而恋恋不舍，叹息长吟。 我哀悼嵇生将要永辞世间的最后一刻，回顾日影再一次弹响鸣琴。 人生的缘分遭际聊寄于瞬间的领悟遇合，剩下的美好生命托付给哪怕只有一寸的光阴。 我听到笛子的声音爽朗慷慨，仿佛嵇生绝世的清音得以重临。 我的车驾将重新起程，于是执笔写下此刻的心情。  向秀注释 词句注释
《思旧赋》是魏晋时期文学家向秀创作的一篇赋。这篇赋是作者为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作者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以引《黍离》、《麦秀》之诗，李斯受刑之事，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此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1]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 竹林之游 在山涛的接引之下，结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嵇康“性绝巧而好锻”，于是经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同时也为了“以自赡给”，补贴一点家用。向秀还经常去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三人可谓情投意合。 ------------------------------ 好友遇难 向秀助嵇康打铁时，亲眼见证了钟会被嵇康奚落。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杀头的源头。向秀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景元四（263）年经历了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大彻大悟，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淡泊宁静，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5-6] 在嵇康、吕安遇害后，向秀曾经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 暮年岁月 嵇康遇害后，向秀迫于强权的压力，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向秀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秀曰：“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7] 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游讬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云。”向秀喜谈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曾注《庄子》一书。向秀刚开始注释《庄子》的时候，嵇康说：“《庄子》中的玄言妙旨会被注释弄得僵滞，以前也没有一个较好的注，你注不好不如不注。”待到向秀将手稿拿出来给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惜注未成向秀便过世，郭象则承其《庄子》余绪，成书《庄子注》三十三篇，对魏晋玄学有深刻的影响。 ---------------------------- 《庄子注》剽窃公案 《世说新语》记载：向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小，没有将父亲的注释公布。向秀的文稿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补写了《秋水》《至乐》、改换了《马蹄》的注释，其余的篇目仅仅对文字稍加整理，遍以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其后千百年来，世人一谈到《庄子》的注释，就将郭象奉为大家，而忽视了向秀的显著功绩。 --------------------------------- 主要成就 政治 向秀作品向秀对战国哲学著作《庄子》有很深的研究，曾对《庄子》加以注释，开创玄学注《庄》的新思路，被誉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晋书·向秀传》）”，成为了郭象注《庄子》的蓝本。吕安见后叹为“庄周不死矣”。向秀还著有《周易注》，传称“大义可观”，然“未若隐《庄》之绝伦”，二注今皆已佚。又有《难嵇叔夜养生论》一篇，收于《嵇中散集》中；《思旧赋》一篇存《文选》和《晋书》本传中。 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为启发嵇康进一步阐述其养生思想，向秀以世俗见解立意，肯定了“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张“开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事，不苟非义”，由此推及人的社会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贵等，从而强调合“自然”与“名教”为一。通过向秀注解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 《思旧赋》是向秀经过旧日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向秀以“旷野之萧条”、“旧居”、“空庐”之景，寄托着物是人非的悲凉；通过诗人思旧赋《黍离》《麦秀》诗以及李斯受刑的典故，隐约暗示朝代更迭带来的不公、不幸的遭遇。抚今追昔，忧从中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不便畅言，有言未尽之感。 向秀哲学思想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观点：向秀论证了万物“不生不化”同于“生化之本”的过程，他在“无待逍遥”和“与变升降”的立身处世方面也有初步展开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会政治实际。东晋谢灵运《辨宗论》评说：“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广弘明集》卷十八）”，《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记载：“（秀）弱冠著《儒道论》，弃而不录，好事者或存之”。贯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怀有的学术理想，《庄子》注阐发的“自生、自化”玄理新义亦是为此目的服务。 对《逍遥游》的注解：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根据《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所称“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向秀认为理想的“逍遥”境界存在于现实世俗社会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体”施予获得，关键在于各任其性，各当其份。 “性”、“分”是属于人们内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难养生论》主张的“情欲自然”观念，只要满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万里高空的大鹏与抢榆枋即止的斥鷃都可以达到逍遥至境。凡人资于“有待”而逍遥，圣人“无待”不是绝对遁世，只是能够顺有待“与物冥”适应任何物质环境，实际还是通物情而有所待。如此，逍遥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与“至人”可以“同于大通”。这种逍遥的哲学基础仍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本体论思想，其对世俗名教的认同经过郭象发展便成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处世人格理想。[9-10] --------------------------------------- 史料记载 1、《晋书·向秀传》 参见：晋书 2、《世说新语·言语》 参见：世说新语·言语 3、《世说新语·文学》 参见：世说新语 4、《世说新语·任诞》 参见：世说新语·任诞 5、《世说新语·简傲》 参见：简傲 向秀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称“三玄”，成为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经典。 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接受的结果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庄子注》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 《晋书》本传说向秀注《庄子》能为之隐解，发明奇趣，从而“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以为是“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并注引《竹林七贤论》赞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众说以为向秀《庄子注》之佳处其实不离“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这应该就包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义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读之超然”的关键。 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线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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