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仁人来说，死是何其轻巧，最困难的，大概是千难万难之中，不放弃、不屈服、不妥协的那份坚韧执着之心吧。
孔子从不轻易以仁许人，在《论语》中，除了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认可的仁人有六位，分别是比干、微子、箕子、伯夷、叔齐和管仲。比干、箕子、微子、伯夷、叔齐都是倒霉的人物，比干劝谏纣王，被纣王剖心而死；微子见纣王无道，投奔了西岐；箕子装疯，躲过了纣王的迫害，周灭商后，带领部分商族远徙朝鲜；伯夷、叔齐放弃就任国君之位，跑去投奔周文王，武王出兵灭商，二人拦住武王的马，劝谏他不要兴师，差点被杀头，武王灭商之后，二人隐居于首阳山，采野菜为食。这五个人，事迹不同，虽有可歌可泣之处，冠之以“仁”，道理何在？让我们看看管仲，管仲年轻的时候，是个倒霉蛋。他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老是占鲍叔牙的便宜，鲍叔牙的管家看不下去了，在主人面前打管仲的小报告。他当兵上前线打仗，战友往前冲，他往后逃。他出仕做官，三次出仕三次辞官。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主—齐国公子纠。齐国内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跑到母舅之国避祸。后来齐襄公死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开展了马拉松比赛，看谁先回国谁就继位当国君。管仲看报效主子的机会到了，带了一帮人马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路上。公子小白出现后，管仲朝小白射了一箭，正中心窝，小白口吐鲜血倒在马车上，管仲乐滋滋的回去向公子纠报功去了。哪知道小白没死，管仲一箭正射在小白的腰带上，小白也是个机灵鬼，佯装中箭，咬破自己的舌头吐出一口鲜血，骗过了管仲，快马加鞭赶回了齐国，抢先即君位。就位后第一个命令就是派兵阻止公子纠回国，并要诛杀管仲，以报一箭之仇。你看管仲这倒霉催的，从如夏天一般的狂热状态立刻陷入了如冰窖一般的寒冷之中。眼瞧看这小子就要身首异处了，好就好在他有一个好基友，立刻化险为夷，转祸为福。这个好基友就是鲍叔牙，鲍叔牙真是个伯乐式的人物，他早早的就知道管仲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当他的管家向他报告，管仲占他的便宜，鲍叔牙说管仲家太穷了，他要多拿就多拿一点吧。别人讥讽管仲在战场上逃跑，鲍叔牙说，管仲是独子，家有老母要奉养啊。管仲三次出仕都失败，鲍叔牙说，管仲的机会还未到啊。这回管仲死到临头了，鲍叔牙怎么说？鲍叔牙还真有办法，他此时是公子小白的第一谋士，公子小白，也就是此时的齐桓公要任命他为相，鲍叔牙说，如果你想治理好齐国，用我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成就霸业非用管仲不可。就这么着，鲍叔牙硬是说服了齐桓公，让管仲登上了齐国相国之位。管仲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他担任宰相之职，冶铁煮盐，发展商业，很快齐国富裕了起来，他进行行政改革，编户齐民；编练军队，练就了一支三万人的精兵，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味逞强，而是以外交战、商贸战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尽管管仲的功劳很大，但这些足以使孔子称之为“仁”吗？孟子对管仲就有不同的看法，孟子就说了，管仲受到齐桓公如此信任，齐国这么富强，个人才华如此之高，本应辅佐齐桓公行王道，但管仲却行霸道，我才不屑于效仿管仲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子称赞管仲做到了“仁”，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其实别说是孟子，就是孔子亲炙弟子，对管仲也有不同看法。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子路、子贡是孔子最为亲近的两名弟子，二人陪侍左右时日多矣，都不能完全的理解孔子的“仁”。哥儿俩认为，管仲这个人，替公子纠做事，公子纠遇难了，同时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也自杀了，管仲不仅不自杀，反而当了公子纠仇敌公子小白的宰相，不忠不义，何能称之为“仁”？可见子路、子贡哥儿俩对仁的理解，是臣子应忠于自己的主子，“主忧臣劳，君辱臣死”，这才是君子，这才是仁人，哥儿俩把对君主个人的无限忠诚视为仁的必备条件。但孔子显然不这样认为，孔子认为，“君子从道不从君”，君子从政是要践行道义的，而不是对君王个人的愚忠。这个道义，就是黎民百姓的生活过不过得下去，有不有快乐和幸福。春秋初始，礼崩乐坏，周王室已经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各方诸侯，这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天下混乱，诸侯之间互相杀伐，民众在混乱的世道里面，生命、财产缺乏保障；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趁机南下，中原各国各自为战，不能抵挡。戎、狄等蛮夷的进攻使中原各国面临文化灭绝的危机。在华夏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管仲适时出场，他最大的贡献不是使齐国强大和富裕，而是两点：尊王和攘夷。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为最高领导。周朝之所以维护了四百年的太平，关键就是诸侯们都听周王的，现在周王室衰弱了，诸侯们皆不听号令，这是天下混乱的根由。管仲鲜明的提出“尊王”口号，并以齐国的实力为后盾，逼迫各国就范。最有名的历史事件就是楚国北上中原，齐国联合各国诸侯军队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的茅草。楚国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同意向周王室纳贡，实际上也就承认了自己周朝臣子的身份。管仲相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们召开盟会，制订盟约，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最有名的是葵丘大会。葵丘会盟有齐、鲁、卫、宋、郑、许、曹等国国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盟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宣读了盟约。孟子记载了盟约的主要内容。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从以上盟约看出，主要是对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法律、道德风尚、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本来这些规定，应是周王室颁布天下，令各国诸侯服从的，但既然王室已无实力，由有实力的诸侯代表天子维护秩序，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难能可贵的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有武力为后盾，但并无残暴的杀伐征战，所以，孔子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攘夷”，就是各诸侯团结起来，打退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保存华夏文化。当时游牧部落非常猖獗，曾经深入中原腹地灭掉了卫国，并围攻刑国，在北方的燕国更是屡受其辱。管仲辅佐齐桓公，挥师西向，帮助卫国复国，并修建了新的都城，出兵帮助刑国打退了山狄的进攻，北上援助燕国，灭掉了令支国、孤竹国，占领土地500里，全部赠给了燕庄公。由于齐国的努力，中原地区有效的抵御了蛮族的入侵，使得华夏衣冠得以保全。所以，孔子称赞管仲，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大家要穿着蛮族的衣服了。言下之意，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中原各国就会成为亡国奴，文化毁坏，华夏不存。孔子对管仲也有所批评，批评他生活奢侈，“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而且不知礼，“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虽然管仲的私德有所亏欠，但瑕不掩瑜，他为天下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打退了蛮夷，保存了中国文化，使民众受其惠，“民到于今受其赐也。”管仲的作为符合君子从“道”的要求，所以，孔子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有如此的功绩，孔子盛赞其为“仁”，比干、微子、萁子、伯夷、叔齐并无如此显赫的成就，为何孔子也称五人为“仁”呢？我的理解，“仁”，表现了一种贵族的责任精神，担当精神。《尚书》有如下记载：“老天降下老百姓，并为之确立君长和师保，他们的责任就是辅佐上帝，照顾四方百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仁，就体现了这个意思，孔子时代这些贵族们，大部分已失去了爱护民众的责任心，只顾着自己的享乐。孔子有感于兹，才从之前二千五百年的文化中，总结出一个“仁”字，做为君子应尽的责任。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有着类似的心肠，他因此得罪了雅典的贵族，被以不信神和毒害青年的名义起诉，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着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当时的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失败，整个城邦的精英阶层变得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蝇营狗苟，苏格拉底希望自己像一只牛虻，叮在雅典这匹懈怠的、痿靡的老马身上，使他重新焕发青春。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自己被判处死刑。孔子的命运稍好一点，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希望各国的精英们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孔子虽然没有成功，但好歹没有陷入冤死的命运。理解了孔子，也就理解了孔子何以称比干等五人为“仁”。比干为天下的稳定，不惜冒死劝谏纣王，仁也；微子见纣王残暴，不可挽回，干脆投奔正义的力量，以暴制暴，仁也；箕子宁愿装疯，不愿同流合污，仁也；伯夷、叔齐担心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开了个杀伐的坏头，宁愿隐居也不在周朝做官，仁也。五人在商周之际那个混乱的时代，行事的方式不同，秉持的信念却一致，就是对天下家国百姓的责任。孔子说：“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比干等五人，足以当之矣。谈到责任，一般来讲，责任与利益相一致，则会促进责任的履行，如果承担责任没有物质的回报呢？大部分人就把责任抛到脑后了。但比干、微子、箕子等“仁”人不同，即使个人利益受损，他们也勇敢的承担责任。孔子也是如此，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使命无法达成，亦上下求索，从未放弃。他说：“下学而上达，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孔子在履行责任（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埋怨命运的不公，不埋怨社会的黑暗，只管努力做去，心安就可以了。中国文化里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屈原就不一样，他见楚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以“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愤懑与清高，投身于汩罗江的滚滚波涛，成全了自己的清白，却留下患难中的百姓。对仁人来说，死是何其轻巧，最困难的，大概是千难万难之中，不放弃、不屈服、不妥协的那份坚韧执着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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