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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典故“三纸无驴”出自南北朝时颜之推的《家训》，原句为“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用来讽刺读书人写文章废话连篇，不着边际，文辞繁冗，连篇累牍而不得要领。
南北朝的博士官，和现代意义的博士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的博士，称得上真正的博，而现今的博士，只是他专业领域中的博。虽然博士无论古今在有学问这一点上都毋庸置疑，但有学问的人也有其学问太多的呆气，买驴的这位博士到牛马市上银货两讫，也就拉倒，立一字契，无非免得悔约而已，值得洋洋洒洒，写上三大篇纸，而三大篇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硬是没有接触到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嚼着争刍豆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晋隋之间的169年间，南北双方既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梁国驻西魏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同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尤盛。如梁简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宫体诗”；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居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书籍数十万卷，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玩文学的好手。 整个社会，从统治阶层，到豪门贵族，到诗人士子，到小康人家，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在这种风气下，指望文学能写出有质量、有分量、有力量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那位当大使的庾信，后来由于战乱阻隔，逗留北方，不得回归，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苍劲悲凉的独特诗风。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他尚未奉命出使北朝，与另一位也是青春偶像派诗人徐陵，擅写绮丽诗文，领江南文坛之风骚，群起仿效，号曰“徐庾体”。 这使人不由得琢磨，太美满丰足，太安逸享受，太快活自在，太优哉游哉，对作家而言，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这就证明，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前者更可能靠近文学一点。因为，吃得太饱，血液都跑到胃肠中去帮着消化，脑子就会缺血，就会犯困，就会下笔无神，不知所云。饱，尤其太饱，大概是会产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素，有可能使得作家浑浑噩噩，行尸走肉。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巨匠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可能会有，但指望其深沉凝重就不太可能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薰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自然，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男情女爱，闻香盯梢，床帷嬉戏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只有一丝不挂的亚当和夏娃似的，那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文学，还是要给读者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即使玩文学，也应该玩出一点真名堂来，写了三大篇纸，硬是不见驴，读者就要骂街了。
1、关于孔子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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