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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权力更广大的是良心——读埃里克.方纳《自由之路》
1838年9月4日，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美国黑人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这是埃里克.方纳《自由之路》历史叙事的开始，如同电影的开场镜头，如同张开风帆的呼吸，这一幕直抵读者灵魂柔软的腹地，——当“自由的滋味”定格在一个日子，当小人物的境遇定格在历史的大框架中，那种难以言喻的狂喜，载着历史的凝重，读之有点令人泪目的冲动。
自由的滋味，自由的珍贵，不自由的人，未曾经历过不自由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自由之路》，是一本关于逃奴的书，它围绕19世纪上半叶废奴主义者的活动与奴隶的自身反抗，讲述了逃奴和纽约城“地下铁路”的历史。
“地下铁路”是指帮助逃奴的废奴组织和个人形成的网络，当时纽约主要的废奴组织是警戒会和反奴隶制协会。
“地下铁路”为帮助逃奴付出了很多，也承担了很大风险。有人因为被控帮助奴隶出逃而陷入狱中，也有人因为帮助逃奴被法院判处高额罚金，因无力偿还而被卖为奴隶。
当时的《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记者麦金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他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奴隶制寿终正寝时，那些令人崇敬的英勇作为，那些高尚的自我牺牲，那些坚韧不拔的受苦殉道，后世来者会为之歌，为之哭……诚如他所言，这些故事令每一个读到的人为之动容。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说：好的历史学家，既是“讲故事”的高手，也能象社会调查记者那样，穷尽多元视角。埃里克.方纳这部作品，再次证明他无愧于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称号。揭开这部秘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时代的伤口，更能看到诸多小人物穿越历史夜空的人性光辉和勇气担当。
《自由之路》是一个时代的丰功簿，里程碑，足以唤起每一个美国人的自豪之情。然而书写历史并不仅仅为了铭记，历史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沉思。
是谁解放了奴隶？历史似乎把这面锦旗交到了林肯手里。但事实上林肯并不是废奴主义者，1861年3月4日，他在就职演说中还重申了宪法中规定的归还逃奴义务，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甚至认为，在逃奴问题上，林肯的道德水准和奴隶主无异。
诚然是林肯发动了内战，但内战开始的目标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恢复联邦统一。内战开始后，很多奴隶奔向联邦军队寻求庇护，却被林肯政府返还或关进了监狱。内战开始三个月后返还的逃奴，比布坎南总统整个任期返还的还多，华盛顿的监狱也塞满了逃奴。
林肯最终发布《解放宣言》，宣布叛乱邦联州土地上的奴隶全部获得自由，其实也是一项战略措施。这样的宣言，九十年前英据期间，北美殖民地上，邓莫尔伯爵就发布过。当然，林肯此举仍然意义非凡，它不仅意味着他个人奴隶制立场的转变，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内战性质。
是谁解放了奴隶？很多历史学家把美国人与奴隶制斗争的历史，描绘成富有人道精神的白人拯救黑人的征程。但在埃里克.方纳看来，不是黑人自己向着自由奔跑，这一天不会那么快来到。他说，是这些军营中的黑奴把奴隶制未来的问题推到了政府面前。
而今捧读《自由之路》，相比是谁解放了奴隶，更引人注意的问题似乎是：是什么解放了奴隶。
反观“地下铁路”不难看出，如果没有警戒会的努力，不会有那么多奴隶成功逃出；没有那么多奴隶成功逃出，就不会有更多的奴隶想逃的心受到鼓励；不是警戒会把他们的悲惨境遇公之于众，也不会唤起整个社会那么多人对奴隶境遇的同情。为了防止奴隶被拐卖，为了帮助逃奴逃脱奴隶主的追捕，警戒会成员常常登上船只寻找逃奴，码头黑人只要发现逃奴也会立即传报信息，帮他们取得联系。
若没有反奴隶制协会的努力和坚持，奴隶们也许也能得到自由，却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因为他们可能免不了被移民的命运，而不是在美国实现平等，尤其是与白人间种族上的平等。在那个奴隶不被当作人、而是被当作牲口可以随意买卖、处置和鞭打欺凌的时代，反奴隶制协会首先身体力行给了黑人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他们接纳黑人入会，他们与黑人一起出席活动，一起演讲，一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
是什么解放了奴隶？毋庸置疑，是爱，他们用爱唤醒了奴隶，也用爱唤醒了国家的良知。
而今在美国，从当初观念上理想的诉求，到重建时期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平等早已在事实上得到了实现，——2008，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就是个有力的证明，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他的当选，是废除奴隶制成功的一枚勋章，也是他对黑人与白人同样杰出、同样优秀的有力证明。他的当选也反过来证明，种族平等的观念，在这个国度的确已经深入人心。
奴隶是怎样被解放的呢？——知识是“由奴役通往自由的路径”。这是本文开头，也是埃里克.方纳这本书叙事开始时，提到的那个“19世纪最有名的美国黑人”的感悟，这个黑人名叫弗雷德理克.贝利，当初为了追求自由，他偷偷学会了读写。他后来加入了废奴组织，写了回忆录，用他的经历，将奴隶悲惨的非人遭遇公知。知识，文字，也正是废奴组织改变世界的工具。
这本书的第184页，有这样的描述：这次事件甚至没能在公共舆论中激起一点儿小水花，《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说，这让人对“这座伟大城市的民情”十分失望。
这段话的背景，是一个逃奴被引渡，也就是说，在法律的允下公然被奴隶主抓走，而舆论对此表现得相当冷漠。
托尔斯泰说：“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但当冷漠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情，每个人都是恶势力的帮凶。
废奴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要改变这“民情”，如同鲁迅先生当时说的：医治灵魂。他们创办刊物，举办集会，发表演讲，从“令人失望的民情”，到废奴运动的成功，媒体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这对我们今天，这个自媒体蓬勃发展、冷漠之风正成为一种“民情”的今天，如何发挥文字的力量和媒体的功能，值得每个人借鉴和反省。
“有奴隶制的地方，就有逃跑的奴隶。”埃里克.方纳说。有逃奴的地方，就有追捕逃奴的故事，就有逃奴案。在法律人眼里，《自由之路》更象一本案例集，同样的案情，在不同的法官手里，在同样的法律——《逃奴条例》下，做出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有人因此名垂千古，有人因之臭名昭著。
法的精神背后是人的精神，即便是“恶法亦法”的时代，好的执法者依然能够在判决中闪现人性的光辉，并倡扬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法律人为什么要读历史，为什么要读《自由之路》？我想答案就在这里：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故事，比故事更多的是沉思，是启迪。
比权力更广大的是良心，——打开奴隶制枷锁的是权力，而铸成这把钥匙的，是良心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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