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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杂院里，往往是老、中、青、少、幼、婴，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职业也不同，干什么的都有；生活方式上，各有各的习惯，就连吃饭也是各家有各家的吃法。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都蹭过别人家的饭。大杂院里四邻唧唧叨叨的声音是能够穿透空气的，他们呼出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有蒜味、辣椒味、醋味、酱油味，那是一种烟火的味道 。 把以前在保定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叫做大杂院儿。可有人给大杂院儿定了标准，说是院儿要足够大，人要足够杂。而我住的那个院儿，仅有6间10平米以上的房子，4间6平米以下的小屋，院子也只有40多平米，实在不够“大”的标准。但住的户数还不少，最多时7户，最少时3家，各行各业都有，应该符合“杂”的标准。所以我就叫他小杂院了。 我们家是最先搬入小杂院的，之后继续搬入了王大娘家，喜子家，小儿家，心宅家，谢叔叔（后来是谢姑姑），刘姓母女三口。小儿家搬走后又搬入田叔叔家。最多时达到20多口人。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院儿里活动，能不杂乱吗？ 当然，户多人多也有它的好处，比如一些日用品就不用都买，可以串换着使用。我们家开始就用王大娘家的水桶和扁担挑水。
我们家搬来时没有买水桶，是因为有送水的。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在胡同里喊：“谁要水！”有人要水，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用户的水缸中。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有时给他钱，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得了。 后来父亲嫌送上门的水贵，就到水铺去买水。出了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就有一处水铺。那是一处临街的铺面，房子旧而高，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晚间上木板。房子里铺了高于胡同地面的地砖，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 有人来买水，老板会亲自为你服务，把水桶打满。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你得自己挑回去。记得进城之前就听大人们念叨过，城里花销大，可没想到吃水还要钱。村里的水井就随便打，没人站在边上跟你要小钱儿。 城里做饭也不用农村的土灶，而是用煤球炉。那炉子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里边还要搪泥。和泥时要掺头发，全哥、全嫂，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工作，他们拿回的碎头发院里的人随便用。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 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拔上十几分钟。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也就没人抗议。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挺要劲儿，生手经常是费了刨花和木柴，也没把火生着。小杂院的刨花也都串换着用，自家没有了，到邻居家抓一把就是。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连米面和油盐酱醋人们也都串换着用。临到做饭时，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没关系，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一般米面得记住还，油盐酱醋就两可了。后来食品供应全部凭票证，家家不够吃，人们就主动克制，尽量不去借了。 杂院的做饭也算是一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家家都在院里做饭，做点儿好吃的，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吃饭就更有意思了，家家都在院里吃饭，一家围一个小饭桌，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谁家吃什么那是一目了然。 那时，各家的伙食没有太大差距，实行购粮证后，粮油都定量供应，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所以吃的主食也就差不多。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王大娘家、喜子家吃得更好一点儿。之所以有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别的家挣的都是死工资，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发计件工资，所以干活的积极性高，收入就比别人多一些。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他们两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好体现了。 但有钱总还是有地方花的，王大娘家就最先买了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相声，什么侯宝林、郭启儒啦，马季、于世猷啦，刘宝瑞啦，一大帮出名相声演员轮流登场。我是一听有相声就往王大娘家跑。 杂院的各家都是相互开放的，只要不睡觉就都开着门，串门是抬腿就进，没有敲门这一说。小孩就更自由，不管人家嫌不嫌麻烦，想去哪家去哪家。后来，又是王大娘家先买了黑白电视，那时候我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光荣传统，也总往王大娘家跑，去他们家看动画片，好像最喜欢看的是《铁臂阿童木》。 杂院的大人们对孩子都是宽容的，虽然孩子们都调皮捣蛋，经常添乱，但没人计较。一旦孩子的家长有事出门，又不方便带着孩子，邻居就会帮着照看。我小的时候王大娘照顾过我，小儿的妈妈也照顾过我。我有孩子后，全嫂又经常帮我照看。相互帮忙，好像就是杂院邻居天经地义的责任，提出请求要帮，不提请求也会主动帮。 父亲在商店工作，在物资紧缺的票证时代这可算是个好工作。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父亲为邻居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帮着买紧俏的日用品，什么布匹针织品啦，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父亲也因此深受欢迎。田婶在罐头厂工作，她就经常帮大伙儿买便宜水果。另外，还帮助大伙儿买做罐头时剩下的下脚料碎肉，那时视肉如宝，也算是帮人的大忙。 当然，杂院生活也不是没有矛盾，邻居间为一些小事也可能闹意见。比如，有人偷偷往院里的渗水井里倒垃圾，就造成院里人互相猜疑。这口井原是房东家的吃水井，后来不出水了就改为渗水井，用于渗排脏水（以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 可我们这些租房户入住后，总有人偷偷往里边倒垃圾，最后垃圾堆到地面，渗水井报废，人们只好到院子外边的地沟去倒脏水。不倒垃圾的人就很有意见。 后来，我们院的人在院里装了自来水，修了下水道，用水就方便多了，刷碗时都能冲着自来水。人们把盆啊碗啊就直接放在池子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干净。可后来我发现，有人趁着早上院里没人往水池子里倒尿盆。再后来我又发现还有人在里边倒大便（这些都应该倒到院外地沟里），我就再也不在水池子边上刷碗洗菜了。院里的人也曾因此互相猜疑过。 另外，院里的人还为用电闹过意见。我们全院共用一个电表，各家按灯泡总瓦数分摊电费，但有的家换了大灯泡不多报瓦数，别人就有意见。再如有人临时使用一些小电器，分摊电费时又不多交，别人也会不满。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无线电，焊接时用到电烙铁，母亲就提醒我要少用，因为她听到了反映。 再如，院里有人养热带鱼，冬天时要用电加热，这个很费电，曾使全院电费增长10倍。收电费的来了，院里人都拒交，说电表出了问题，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是鱼缸里那个电热棒闹的。后来电业局的技术人员检测了电表，说没有问题，院里人只好分摊了这大额电费。但无疑人们有了一肚子的意见。 杂院的另一个矛盾点就是地盘。住房那么紧张，谁们家都没有专用厨房，都得把炉子放在门口，北屋门前有大廊檐，下雨不怕，别的家就得想办法了，比如我们家就搭了个小棚。此后，我从言谈话语中也能听出别人的不满，只是没有人明说罢了。
全哥的煤池子原来在北屋后边的夹道里，后来房子翻修拆掉了夹道，煤池子就没地放了，于是他把煤池子垒在了他们家另一间屋子的窗前。 这间屋子位于院子的东南，而院子大门就在院子东边的中部，这也就影响了住在南屋的田叔家的人的出入。他当警察的儿子很不满意，就把煤池子给踹倒了。这下全哥家不干了，要求他给重新垒好。两家各不相让，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全哥的儿子重新把煤池子垒好，警察没有再踹，算是了事。 这之前两家就有一点儿芥蒂。全哥爱喝酒，经常做东请客。一般情况是请社会上的朋友，有时也请院里的邻居。他弄了好酒，就整几个菜，招呼我父亲和田叔去品尝。那时候他们说到的好酒有西凤、杜康，但常喝的是物美价廉的双沟大曲、洋河大曲。我父亲也爱喝酒，但非常注意节制，基本上没有喝醉过。田叔也爱喝酒，却从不注意控制，是一喝就多，多了就耍酒疯。
不过，院里邻居间的矛盾，基本上都能被时间化解，磕磕绊绊地过后，还会恢复正常交往。1993年，小杂院在旧城区改造中被拆除，院里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邻居只好分手。往日的不愉快早已成过眼云烟，沉积在心里的只有那些温馨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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