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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宣德朝之器物有两大谜案，一个是宣德炉，一个就是瓷质蟋蟀罐。两者都是见诸史料，却少见实物传世。 经过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的整理和研究，明代蟋蟀罐虽然也成为文物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重要的瓷质蟋蟀罐，却罕见于明代瓷器遗存。就当代而言，此前也仅见于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著录，系一件残器，缺盖，乃青花器，罐底有双圈“大明宣德年制”竖排两行青花款。 直至近年，经过文物考古和发掘，这个谜，才有了一些破解的蛛丝马迹。而要想谈明代瓷质蟋蟀罐，也要先谈一谈分为南盆与北盆的陶制蟋蟀罐。 斗蟋活动至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蟋蟀谱从“谱”改称“经”大约也发生在这个时代，加之斗蟋活动至此已逾一两百年，多少也能称之为雅玩。 从明代的蟋蟀器物来讲，可以分为瓷质蟋蟀罐与陶制蟋蟀罐，而陶制蟋蟀罐又分南盆与北盆。 陶制蟋蟀罐之南盆 明代烧造陶制蟋蟀盆之地，史料都指向宣德时期的苏州陆墓。陆墓，因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葬于此地而得名，今改名为陆慕。 《戒庵老人漫笔》载：“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状彩极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 《戒庵老人漫笔》共八卷，李诩撰。李诩生于正德元年，是为公历1506年﹐待其成年时，去宣德一朝已然百年。李诩卒于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历1593年﹐享年88岁，算得上长寿之人。他一生主要生活在江阴常熟一带，《戒庵老人漫笔》算得上是明代笔记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记载了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保留了宋元和明代人物言论行事及其诗文、书信；记述了明代的社会异闻，列于国家善本书目。 陆墓烧造陶制蟋蟀盆至少自宣德以来，一直未有中断，南盆中嘉靖款、万历款都有传世品，品类很多。 清人朱琰《陶说》卷六“说器”记载：“戗金宣盆最重，亦有戗金蟋蟀盆，吴梅村有歌。又，苏州陆邹二姓所造极工巧，雕镂精致，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邹氏二女也。当时重促织之戏，胜负至千百，不惜重值购盆，故精巧如此。匪独陶器。” 朱琰，字桐川，别号笠亭,海盐人。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进士。客居江西时，留心瓷业，通过参考经史子集中有关文献与访问老艺人，考察当代窑器烧制方法和成品，撰《陶说》一书。《陶说》分六卷，初刻本刊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包括说今、说古、说明、说器四大部分；重点是说今和说明，叙述了明、清两代的代表性官窑瓷器及其制造法。说古和说器部分则按陶瓷器的出现顺序作了历史性的介绍。该书算得上是我国第一部著名的陶瓷史。但景德镇烧瓷而不烧陶，朱琰又是清代乾隆年间人士，所言宣德事，中间已隔300余年，不免得自传闻及史料，且将邹莫二家记成了陆邹二姓，可知其考证不严。文中所述戗金盆今已无实物流传。 乾隆时期刊刻的《蚟孙鉴》对明盆亦有记述，其作者朱从延乃松江人士，其文曰：“唐时宫中仅以金笼贮置枕函畔，以听其声，闻赵宋后始有盆。余尝闻当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贾平章半闲堂遗物，金饰郑重，完好精美，足称雅玩。时有好事者数欲钩致之，终不能夺，后阋墙致毁，深足惋惜。明以宣德盆为贵，其款识大小具备，无不各极精工。有一种名夹底盆，内用磨细五色砖片，间杂成纹，镶于盆底，如铺方砖式。外则有纯素者，如古炉之精彩熠熠，光可鉴人。有细镂花鸟锦文，嵌以珠宝，饰以金碧，绚烂夺目。维时商山巨室，多尚此盆，后人称为商山盆，间得一二可置案头清玩。” 上海画报出版社近年所出《蟋蟀盆》一书，主要著录南盆，书中对明代盆简述如下：“沿袭宋元的传统，器形高大而深，一种为浅雕盆，另一种是净面盆。浅雕盆有各种图式，人物、故事、花卉、虫草等，制作工巧，雕镶精妙。净面盆，表面不着一物，极为素雅，线条挺拔而内敛，造型简约而古朴，对细节尤为关注，盆壁应设计的要求有很多微妙的变化，明代的制家对名款尚未重视，所以许多明代盆是没有名款的”；有关晚明至早清：“这个时期总体上显现的风格是明代的特点，盆身渐渐开始有了些装饰，这种装饰的发展形成了清代蟋蟀盆纹饰的典型风格”。 这本书亦涉及制盆家不少，照录如下： 明代：于叔宁、于瑞章、王同友、吴中高、邹奕菱、邹御臣、邹敬桥、邹亿清、曹惠章、曹念溪、曹习章。 明晚至早清：于玉章、于成章、于九皋、于有章、于庭侯、王孙监、李公亮、李洪亮、李圣侯、李德茂、李东皋、李东旭、李圣明、邹宏发、邹振宗、邹显文、邹显明、邹元隆。 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与北盆之差异首先在于壁之厚薄，其次在于器形的高度。这主要是南北气候有较大差异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样潮湿，但昼夜温差较大，气候变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间。南盆壁薄、扁浅而无需捶土底，皆着眼于不存湿气，但在北方却不适用，壁厚是为了延缓外部空气骤热骤寒，捶土底则为了可以储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气过于干燥而导致的罐内湿度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体自然就高，要预留出土底的厚度。种种不同皆出于因地制宜，以适虫性。 之所以将罐体的高度列为次要指标，则在于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称为磨盘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过笼，有便捷之利，亦有专蓄短须虫的功能，使之较易探知顶部，以免蹦盆而致破头或伤残。 北方咬斗蟋蟀的历史晚于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烧造亦晚于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曾著录宣德双狮纹陶制蟋蟀罐一只，为厚壁，是为北盆。产于何地不详，是否确为宣德年间烧造亦有争议。虽缺乏严格的证据，但王世襄先生的论证大致成立。 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龙纹罐，盖内篆纹戳记“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12字，罐底龙纹图记内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见，但认为“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此意见较为中肯，从形制看的确似为晚清产品。 其实就社会状况而言，北方烧造蟋蟀罐，技术上不是问题，比如唐代北方就开始烧造澄泥砚，虽说澄泥砚质地过于细密，不适合用于蟋蟀罐的烧造，但是从技术上考虑，由高密度简化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术指标，应当是容易实现的；再者，明代皇宫所用城墙砖，是在临清烧造的，据黄仁宇的研究，年产量为100万块，万历二年以后，减少到70万块。当日运输漕粮的每艘船只，要顺便运输40到48块城砖，民船则减半。只有为宫廷建筑使用的釉砖，才由苏州烧造，运输釉砖需专用的驳船。分用途分地烧造，这种安排考虑的虽然是运输的成本，但说明北方烧造业已很成熟，皇家征用的砖块，从选土、练泥，到成型、阴干，乃至烧制，工序繁琐不亚于烧造蟋蟀罐。北方较晚出现蟋蟀罐的烧造，应该和此前北方斗虫风气未盛有关。 目前所知，北方民间烧造陶制蟋蟀罐要迟至万历年间才出现，是为“万礼张”。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万礼张盆经王世襄《秋虫六忆》整理和研究，以款识分为八种：万礼张造、白山、秋虫大吉、永战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远长胜、春游秋乐；另有光素无款识者一，大约为九种。畅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识拓片六种，唯“秋虫大吉”“永远长胜”两种没有拓片。 万礼张盆的特点在于外皮虽细，但内里却泥质较粗，故而罐体分量较轻，蛩家总结为“糠胎大瓮刀削底”。糠胎，因此透气性极佳，当系行家所为。王世襄就说，要论观赏性，万礼张不及子玉罐，但养虫却胜过子玉。这也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行家们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说万礼张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还是因为万礼张盆明显带有从南盆演化为北盆的痕迹，八种之间细微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其发展的脉络。早期，其基本形制为平底无圈足，盆壁较薄，器形较矮。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于常见之南盆与北盆之间，但是高度却是南盆的尺码，也比宣德瓷质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体依然较矮，不及后世盆高大。 万礼张之后，有一款“青年张二”，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质、器形皆与万礼张相类，有人认为是万礼张早期产品，也有人认为是万礼张的子侄辈所制，目前尚无定论，但大致上可以认为系同时期的产品。 自万礼张的过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于厚壁、腔体较高，下设圈足等规范，基本采用平落盖而非南盆常见的天落盖。也正是由于腔体的高深，北方器物开始称为“罐”，而南方依然称为“盆”。虽然这也不是严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称，但大致上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及至清代赵子玉在京畿一带烧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称“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当时的价格，各类文献皆未载。但是从袁中郎、刘侗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时，家家皆养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并非贵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笔》所载宣德时苏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既然值得一记，估计价格不菲。但具体数值阙如而不得知。 瓷质蟋蟀罐 此前，宣德朝之器物有两大谜案，一个是宣德炉，一个就是蟋蟀罐。两者都是见诸史料，却少见实物传世。传世的宣德炉，没有能够坐实为宣德时期制作的；而瓷质蟋蟀罐，不见于故宫明代瓷器遗存，整个清朝，都很少有人能得缘一见。 就当代而言，此前也仅见于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之著录，系一件残器，缺盖，乃青花器，外壁饰青花牡丹纹，宽圈足近于平足，罐底有双圈“大明宣德年制”竖排两行青花款。 直至近年，才有香港佳士得于1989年拍卖过一只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纹饰与宣德器一致，但无款。 直至1982年、1993年，景德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于珠山路、中华路分别出土了瓷器残片，从而揭示出明代早期御窑厂的遗存，发现一大宗被人为砸碎的蟋蟀罐遗物。有关情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新园先生，在其《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作了详细报道，证实了民间以及野史记录的明代赏玩蟋蟀的史实。 笔者认为，此类瓷质蟋蟀罐并不是斗盆，亦非养盆，而是用于运输蟋蟀的容器。 蟋蟀在运输的过程中，难点在于保潮和喂养。瓷质盆不透气，作养盆是极大的弱点，但于运虫却是优点。当日养虫亦为陶盆，从今日传世的明代陆墓所产陶盆看，与今日的南盆区别不大，多为薄壁，这种盆因其壁薄，透气性较好，很适合南方较为潮湿的气候特点，但不好处也在其壁薄，保湿、保温性都较差，如果以此盆运虫进京，一路向北、渐入北地，则湿度不断降低、而温差日复加大，蟋蟀的死亡率会变得很高。即便今日，南方虫友来北方收虫，也很少有人将瓦盆用作带虫器具，所使用的仍为瓷质小甏。瓷质盆罐下层要填土，要有一定湿度，瓷制品不透气的特性可使小甏数日不干，即便不喂水，蟋蟀也不至于干死。南方虫友盘桓山东十数日乃至更长，所使用的也都是瓷罐，今日亦然。南盆盆底基本不捶土底，这是南盆定形之初就已经设定的。从养虫的角度看，捕归直接入陶盆是不利的，盖因蟋蟀乃土虫，出土日短，得土气未全，一般养家也会故意在土底盆罐中豢养数日，再洗澡，移入陶盆饲养。土养也是应有的程序之一。 再则，瓷质罐较薄壁陶盆质地坚致，不易破损。运输过程总不免要搬动，运程倘为数日，则不免要投食。但每次揭盖，都是一次巨大的风险。明代笔记、小说中就有因为蟋蟀逃逸而导致家庭悲剧的记述，引发了后世蒲松龄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促织》。 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高9厘米，这个高度较之清代北方蟋蟀罐要低矮。之所以如此，可能也和运虫的需求有关。此罐一经填加土底，内部空间缩短，蟋蟀立于盆中双须可以碰到盖子，这样蟋蟀就不会因为不知深浅胡乱蹦盆而导致碰破头或其他伤残。 再说过笼。正常情况下，一般养家是不会使用瓷质过笼的，其凉且滑，于虫不利，尤其到中秋后，是万万不会使用瓷质过笼的。通常情形下使用过笼，在早秋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相对于较深的虫盆而言，蟋蟀爬到过笼上，有了这个高度就可以感知到上面有顶，则不至于乱蹦；对于捕归就已经断须的虫一般则采用较矮的盆，加上过笼，即便须短，亦能触顶，目的是一样的。 使用瓷质过笼有明显的优点，一则质重，平放或是略微嵌于土底，则不宜滑动，不至于挤伤或是扰动蟋蟀；再则，长途运输，如果提前投好水食封盆装运，湿气不散，陶制过笼会吸潮，反而于虫不利，这时瓷质过笼的缺点反而成为了优点。但不是每个都需要，只有断须的蟋蟀需要这个设备，长须虫则无需安置过笼即可探知顶部。 从瓷器烧造的角度讲，过笼这类琢器，烧造难度要大于拉坯成型的圆器，但是从景德镇出土情况看，过笼仅一例。这批瓷器之所以被毁，主要的原因是质量有瑕疵，按说，过笼出质量问题的概率要大于蟋蟀罐，至少不小于蟋蟀罐，但过笼出土很少，说明过笼的烧造量本身就少，与蟋蟀罐的产量不匹配。这也间接说明，这类蟋蟀罐与过笼不像常规所用器物，必得一一配齐。 长江与大运河相通，景德镇烧造的瓷器运抵苏州，装入蟋蟀后再入京，可以视为一种统筹，是可行的。黄仁宇据《大明会典》所载数据统计，有明一代，烧造瓷器最多的一年为1433年，即宣德五年，共烧造443500件，这中间，很可能就有蟋蟀罐数千件。而宣德帝对皇家定制管理极严，余继登《典故纪闻》载，宣德时期曾有负责瓷器烧造的宦官，就因为将皇家产品分给亲密朋友而被处死。故今日民间所见传世“大明宣德年制”瓷质官款蟋蟀罐基本可以断定是仿造的。 （本文节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斗蟋小史》，作者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杭州市蟋蟀协会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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